【编者按】“一带一路”是推动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平台。它源于古老的丝绸之路，但并非是简单的翻版。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王健研究员认为，当今的全球化面临着世界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需要与全球化的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这两大“黑天鹅”事件就是这种不平衡不充分的全球化的集中体现。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无疑为解决全球化中发展不平衡和文化交往不对等的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这也是为什么“一带一路”得到越来越多世界人民认同的原因之一。以下是他在上海外国语大学第二届“丝路学·国际论坛”上的演讲。

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作为古代东西方交流沟通的大通道，是连接欧亚大陆最重要的经济、文化、民族、宗教纽带，它的内涵与外延不断随着历史变迁而丰富拓展。在大航海时代和近代民族国家出现前，古丝绸之路就在人类全球化历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此后，在全球化的裹挟下，世界出现了更大范围的交流与融合。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一轮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全球化最突出的问题表现在全球性的发展不平衡：一是国家和地区发展不平衡，二是文化交往的不对等、不平衡。而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无疑为解决这两大难题提供了一条可行路径，人们习惯称之为“中国方案”。

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不仅是商贸大道，更是文化走廊

1877 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其著作《中国亲历旅行记》一书中，把从公元前114 年至公元127年间，中国与中亚、中国与印度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西域交通道路命名为“丝绸之路”。1910年，德国史学家赫尔曼从文献角度重新考虑“丝绸之路”的概念，并在他的《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丝绸古道》一书中提出，“我们应该把这个名称的涵义延伸到通往遥远的叙利亚的道路上”。向西延伸至叙利亚，这是丝绸之路空间的进一步扩大，是人们认知进步的体现。张骞凿空西域后不久，中国丝绸沿着丝绸之路最远运到了罗马帝国境内。后来的外国探险家相继在古丝绸之路上探险，发现文物古迹，不断证明、丰富、发展着李希霍芬、赫尔曼等的关于“丝绸之路”的概念。

作为近代西方兴起之前，连通欧亚之间最重要的经济、文化、民族、宗教纽带，“丝绸之路”这个描述古代东西方世界持续交往的核心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都在不断拓展。广义的丝绸之路涉及空间、时间、内涵三大方面，体现为空间上交通线路的多元性与延续性，时间上兴衰沉浮的连续性与间断性，内涵上公共产品的多门类和复杂性。

广义的丝绸之路从空间上涵盖陆地和海洋两个地缘空间，除了发挥主导性作用的中部绿洲之路，还有北方草原之路和南方海上之路。草原丝绸之路是由中原地区向北越长城至塞外，穿越蒙古高原、南俄草原通向欧洲的陆路主干线，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向西亚、欧洲运输的货物，除了丝绸外，皮毛占大宗，故也称为“皮毛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由东海航线和南海航线两大干线组成，前者通向朝鲜半岛及日本列岛，后者通往东南亚及印度洋地区。在连接陆路和海陆之间，我国古代还有一条重要的西南丝绸之路，是中印两个文明古国最早的联系纽带，深藏于高山密林之间的这条贸易文化通衢，包括茶马古道、“蜀身毒道”等。

广义的丝绸之路从时间上应是上溯到上古先秦，自西汉形成，经东汉发展，魏晋曲折，到唐朝兴盛，再及宋元，直到明代初期，此后衰落，下延至清代、近代（晚清民国），构成一个包括古代、近代的延续，这样才会产生出当代的“一带一路”的传承衔接。

古代丝绸之路已远远越出丝绸交易的范围，成为东西方文明交汇的桥梁，以丝绸贸易为主要媒介的丝绸之路所反映的不仅仅是东西方的经济交流，更重要的是东西方文明之间的联系与交流，这种关系才是丝绸之路的文化价值所在，也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文明传播的重大命题。丝绸之路沟通了古代异质文化之间的往来，最独特的文化特征是跨文明的交流，包括开展商品贸易、共享技术发明、包容多元宗教、传播文明理念、营销国家形象与提供公共产品等，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金银、文学、技艺以及古代的四大发明（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经中亚、西亚辗转传往欧洲，欧洲的东罗马、亚洲的阿拉伯、波斯、中亚诸国、印度的传统风俗、天文、历法、医药洲、音乐、舞蹈、绘画、雕塑等各种技术、艺术也在逐渐为东方国家所了解，有力促进了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对促进沿线国家经济文化的繁荣和沿线各民族的相互认识交流产生了巨大作用。

因此我们说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不仅是商贸大道，更是文化走廊，是文明之路、开放之路，既促进了我国与世界各国经济合作共同发展，又促进了与各国的文化交流，它积淀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其和平性、互惠性、包容性对当代“一带一路”建设仍有着鲜活的借鉴意义。

陆上丝绸之路中断之后的海洋型全球化

陆上丝绸之路受战争的影响时断时续，直到15世纪末中亚被奥斯曼帝国控制，陆路贸易日渐没落，步入低潮期。1453年是人类历史上具有重大纪念意义的一年。这一年，君士坦丁堡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攻陷，东罗马帝国灭亡。攻克君士坦丁堡之后，土耳其人逐渐控制了中亚地区，试图独占商路的利润，从古丝绸之路中得到巨大收益，史称“奥斯曼之墙”。但陆路受阻恰成为推动葡萄牙等西欧国家积极开辟新的海上贸易航道的动因，推进了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世界开始连为一体。地理大发现拓展了人类的时空视野，殖民掠夺、商业革命和价格革命促使资本原始积累，新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催生了世界市场与全球交往，加之欧美工业革命的完成为世界经济的诞生夯实了基础，这三大要素把人类推进了“世界历史”时代，开启了海洋型的全球化。期间移民浪潮、疾病传播、异质文化扩散与碰撞、世俗与宗教帝国权力变迁、军事战争，都从不同角度、不同领域诠释着全球化，世界交往在西方列强主导下展现出整体性、联系性、流动性、网络化的特征。这一轮全球化发展并不尽善尽美，除了跨地区、跨国界的环境、资源、人口、粮食、金融危机、毒品、走私、疾病等全球性问题，其中最突出地体现在全球性的发展不平衡：一是国家和地区发展不平衡，二是文化交往的不对等、不平衡。

地球夜间灯光分布图（作者提供）

上图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地球观测站(NASA's Earth Observatory)根据苏奥米国家极卫星(Suomi NPP)获得的数据制作的一张测绘地图，展示了地球入夜的城市灯火分布情况。这张测绘地图里的数据由某个时间段内将各个特定时间点测定的地球夜半球灯光数据汇总整理而成，反映了全球化中国家和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如图所示，北美、西欧、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沿海地区灯火辉煌，这些也是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地方；而内陆地区广大范围仍是暗淡一片，这些是尚未实现现代化的地方，有些甚至依然生活在“贫困的黑暗”中。

2016年美国的“黑天鹅”是怎么飞起来的

从这一轮全球化的总体收益来说，沿海国家大于内陆国家，国家的沿海地区大于内陆地区，沿海重要港口城市大于沿海一般城市。这种发展的不平衡导致全球不公正、不平等加剧，随着全球化进程中矛盾的累积和弊端的日益显露，反全球化力量日渐汇聚，愈演愈烈。不仅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受冲击或被边缘化的发展中国家反对呼声较高，发达国家中利益受损的阶层、民众及“中左翼”政治精英等也逐渐加入该行列。正如上述灯光图所示，目前从区域分布看，国家或地区反全球化力量主要是来自内陆地区，从支持英国脱离欧洲和美国特朗普的支持者来看，也是主要来自内陆地区，其背后即深刻地反映了发展的不平衡。而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也成为当年的两大“黑天鹅”事件。

以2016年美国大选为例。2016年美国的50州GDP中，排名前6位的分别是加利福尼亚州、德克萨斯州、纽约州、佛罗里达州、伊利诺州、宾夕法尼亚州，多数都处于沿海地区。根据相关统计，希拉里的赞助者地理分布较为集中，主要在东北部的纽约州、缅因州、新泽西州等地，中部的伊利诺伊州、明尼苏达州，西部的加利福尼亚州、俄勒冈州、华盛顿州、科罗拉多州、新墨西哥州等，而特朗普的赞助者分布更加广泛，主要在中西部和南部的广大区域，呈现遍地开花的局面。最终大选结果也是如此，希拉里在东北部、西部沿海地区及中部几个州获胜，其余州全是特朗普票数获胜。有意思的现象是，五大湖周边的宾夕法尼亚州、威斯康星州和俄亥俄州过去都是蓝州（偏向民主党），但这次同时“翻红”，其中与全球化息息相关的背景在于，生产要素全球流动使发达国家传统工业部门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职工就业、福利受到了严峻威胁。美国近半个世纪的经济发展状况显示，其国内中产阶级在持续萎缩，近二十年来收入有降无增，蓝领阶层的衰落就更为严重。据不完全统计，目前美国陷入贫困阶层的人口达到了4700万。特朗普以“恐怖的时代”、“愤怒的时代”、“糟糕透了的时代”形容过去全球化的几十年，用让美国再度“富裕、安全、强大”的口号抓住“沉默的大多数”踟蹰不定的内心。而特朗普获胜的区域恰恰是内陆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之处，吸引的选票大多是来自该区域内的被贴上反移民、反全球化、反“政治正确”、“美国第一”等标签的各阶层、年龄、种族的民众。

这一轮全球化经济发展空间不平衡的背后还潜藏着文化交往的不平等、不对等。大航海时代的全球化是一种帝国殖民化的全球化，它促进了全球范围内的几次移民浪潮，而移民本身是也一种文化的交流。但由于缺乏对文化的平等理解和对话，移民带来的文化冲突在加剧甚至出现对抗，因此我们也可以看到，移民比较集中，同时又没有处理好移民文化融合问题的地区也是全球化的反对力量。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当前的主要社会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论断对当今的全球化过程也同样具有说服力。放眼全球，当今的全球化面临着世界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需要与全球化的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无疑为解决全球化中发展不平衡和文化交往不对等的难题提供了一条可行路径。这也是为什么“一带一路”得到越来越多世界人民认同的原因之一。

“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的全球化主张

面对仍需新动力的世界经济、仍有待普惠平衡的发展和仍有待弥合的贫富差距鸿沟，“世界向何处去”这一“世界之问”摆在了所有人的面前。有的观点把世界乱象归咎于经济全球化。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言，经济全球化曾经被人们视为阿里巴巴的山洞，现在又被不少人看作潘多拉的盒子。历史地看，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它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往。但它同时也是一把“双刃剑”，尤其在世界经济处于下行期的时候，更需要被更好地适应和引导，来消解因“蛋糕”变小引发的增长和分配、资本和劳动、效率和公平的矛盾。中国的战略选择是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充分利用一切机遇，合作应对一切挑战，“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引导好经济全球化走向。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本质上就是一种新的建立在互联互通基础上的全球化，基础设施、交通工具、信息手段等发展后，可以将世界各地更多地纳入全球化发展进程，同时也通过政策沟通、民心相通等来解决文明冲突问题，从而使得新一轮全球化更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和互鉴性，引导全球化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正如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周文重所指出的，“一带一路”是中国版全球化的一个设想，如果各国的目标都能够在“一带一路”大的盘子里面加以推进，走向命运共同体是可以预期的。

在传统的全球化进程中，贸易和投资是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重要引擎，但是全球化短板在于缺少有效的、全球性的政策沟通和有效的、全球性的公共产品。“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支持在贸易和投资领域采取更多行动，还积极推进贸易畅通、资金融通的制度性改革，与G20杭州峰会中实现全球经济增长、稳定、繁荣的共同目标不谋而合。这传统两大领域的探索创新，有助于创造就业、鼓励创新、增进福利并促进包容性增长。除此之外，“一带一路”更具前瞻性地鼓励全球“互联互通”，这无疑是中国的一大创新。“一带一路”这一“中国版全球化”方案与以往金融自由化、泡沫化的导向不同，着眼于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引导投资实体经济；与过去少数国家受益的模式不同，参与国与沿线国通过战略对接、优势互补，都可以获益；与过去的沿海开放发达内陆封闭落后不同，“一带一路”框架通过陆海联通赋予内陆地区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互联互通”的关键在于设施、政策、文化等硬件与软件方面的抓手。

“一带一路”将中国的发展理念、发展经验、发展路径赋予全球化进程的转型改革中：

一是设施的互联互通，它将中国“要想富，先修路”的理念全球化。硬件上的互联互通包括建立和加强沿线各国互联互通伙伴关系，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促进全球新价值链的生成，其中富有创新价值的在于高铁等先进陆上交通设施解决了内陆交通问题，海上港口设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设施的进一步发展，提升了其在全球开放型经济中的竞争力，而信息技术网络建设及其对通关速度的改进有利于相关国家实现“弯道超车”，由封闭落后走向开放前沿。此举使得新一轮全球化更加开放包容：促进了内陆和不发达地区的开放，让世界更多地区和人口纳入全球化进程。

二是政策的互联互通，它将中国“有事好商量，好事一起办”的理念全球化。“一带一路”建设不是要替代现有地区合作机制和倡议，而是要在已有基础上，推动相关国家实现发展战略相互对接、优势互补。政策互联互通既是开展务实合作的基础，也是实现互利共赢的重要保障。“一带一路”倡导健全长效化政策沟通机制和全方位政策沟通平台，各国政策的有效对接提高了全球整体资源的有效利用，全球化短板的补齐有助于提高公共产品的效用。同时，政策相通还可以加强全球化的协调，及时应对相关问题。此举使得新一轮全球化更加合作高效：促进了各国全球化的协调和对接，有效克服短板，提高整体效率。

三是文化的互联互通，它将中国“人心齐，泰山移”的理念全球化。国际红十字会创始人杜楠有言，“真正的敌人不是我们的邻国，而是饥饿、贫穷、无知、迷信和偏见。”“一带一路”倡导包容和普惠、和平与发展，旨在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激活沿线地区国家的历史记忆；通过文化的互学互鉴，沟通对话，处理好文化冲突和融合问题；通过民间交往和文化历史对话，努力培养人类利益和命运共同体意识，从而使得新一轮全球化更加和谐趋同，最终促进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世界是相互联系的，我们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建设逐渐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变为现实，它将是世界梦和中国梦的有效联结。“一带一路”正在引领新一轮全球化进程走向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终将实现创新、开放、公平、包容的世界之梦。

【思想者小传】

王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上海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社科院“中国当代史”创新团队首席专家。兼任上海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上海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学会副会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会理事、上海社科院西亚北非研究中心主任、上海犹太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曾任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莱大学杜鲁门研究所（2001-2002）和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合作研究中心（2004）访问学者。2003年和2005年分别入选美国国务院和日本外务省访问者项目。2006年入选美国亚洲协会21世纪青年领袖项目。（作者照片由本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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