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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无痛分娩第一人”与被遗忘55年的论文:中国起步并不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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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张凌云 王潇 2018-06-16 17:32
摘要:“我们就差一步!我们已经走到西安了。而榆林那家医院也已有医生参加过我们的讲座。”   

90岁的张光波原本以为,自己半个多世纪前的这篇论文,可能直到离世,也不会被外人知晓了。  

 

这位头发花白的老人并不习惯走向台前。她反复讲:“原以为就是个简单的会面,没想到会有这么隆重。” 

 

黄辛迪教授(左)与张光波(右)合影。 张凌云 摄

 

6月16日,“中外产科麻醉专题演讲:今昔与展望”暨“张光波医生1963年椎管内无痛分娩研究论文中国首展”当天,她早早从家出发。

 

她被认为是中国“无痛分娩第一人”。55年前的1963年,她在北京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今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开始了硬膜外阻滞分娩镇痛的研究,并在翌年写出论文《连续硬膜外阻滞用于无痛分娩的探讨》,第一次在中国证实了分娩镇痛的可行性。 

 

但论文随后销声匿迹,直至半个多世纪之后,重见天日。如果顺利,这篇论文的英文版还会在今年正式发表于国际麻醉界的权威杂志。 

 

对于张光波来说,这是一场迟到的论文发表,而对于中国麻醉界,这更是一次发问。  

 

参与“挖掘”工作的美国西北大学芬堡医学院泌尿麻醉部主任、“无痛分娩中国行”发起人胡灵群认为,这篇论文让世界了解到中国医护人员对人类医学进步的贡献。可时至今日,无痛分娩在国内的推广却进展缓慢,不少产妇仍然不得不忍受剧痛。2015年,国家卫计委提供的数据是,中国无痛分娩率尚不足10%,而在欧美国家这一数据超过85%。这不得不让人发问,为什么这些年好似按了暂停键?    

 

或许,重新挖掘这篇论文的意义就在于此——55年前,张光波已经开了个好头。

 


寻找中国“无痛分娩第一人”

 

张光波是谁?  

 

2010年,地球的另一端,美籍华人医生胡灵群第一次听说了这位中国“无痛分娩第一人”。  

 

2006年,胡灵群发起“无痛分娩中国行”活动,在中国推广安全有效的椎管内分娩镇痛,每年汇集来自美国西北大学、哈佛大学、霍普金斯大学、华盛顿大学等大学医院的专家教授志愿来帮助中国医院建立培训基地并授课。  

 

项目进入第三个年头时,胡灵群第一次有了梳理回顾无痛分娩在中国发展历史的念头。 

 

在搜索引擎里,胡灵群将搜索时间的开端设定为1949年10月1日。呈现在他眼前的结果,最早可以追溯到1952年。1952年,山东省成立无痛分娩法推行委员会,推广苏联“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法。1959年,延安出现了利用针灸为产妇分娩镇痛……  

 

然而,恰恰没有胡灵群最为关心的问题——“谁是第一个在中国推行椎管内分娩镇痛的人?” 

 

多方打听下,他从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麻醉科曲元医生那里得知了张光波和她的论文。“我在各种搜索引擎里都搜不到有关张光波的任何信息。”胡灵群坦言,“原本以为过去这么多年,老人早已不在,所以寻找念头也就作罢。” 但他依然将这位“第一人”写在2012年出版的《你一定要知道的无痛分娩:发生在你身边的故事》科普书籍中。 

 

2016年,在北大医院规模化开展分娩镇痛15周年研讨会上,作为《无痛分娩中国行杂志》执行编辑,中国医科大学航空总医院妇产科主任蔡贞玉见到了坐在主席台中间的张光波,立刻告诉大洋彼岸的胡灵群。 

 

胡灵群兴奋不已,立马向蔡贞玉发去一堆问题。“我脑袋里有一堆问题积攒多年,终于可以得到解答。”  

 

2017年,胡灵群委托蔡贞玉为张光波录下了4分18秒的贺词视频。在同年西雅图举行的第49届“北美产科麻醉与围产医学会年会中国专场”会议上,胡灵群清楚记得,“在场所有人都专注聆听,无一不被这位老人多年前的贡献和付出所震撼”。

 

张光波的论文原版。张凌云 摄

 

会后,大家纷纷打听这篇半世纪前尚未出版的论文,期待一睹原文。

 

在胡灵群的推动下,张光波所写论文《连续硬膜外阻滞用于无痛分娩的探讨》被整理公布,国际麻醉界权威杂志《Anesthesia & Analgesia(麻醉与镇痛)》将发表论文英文版。美国爱荷华大学麻醉科主任、前西北大学教授黄辛迪(Cynthia A. Wong)被选为这篇文章的主审。  

 

“这篇论文里所涉及的方法和技术已经过时,当时所用的硬膜外导管还是无比简单的塑料管,现在用的器材、药物早就更新换代。但论文的价值在于,的的确确打破了在中国椎管内分娩镇痛起步晚的认知。黄辛迪说。

 

张光波至今保存着当时的手稿。张凌云 摄

 


55年前的无痛分娩

 

张光波铁了心要学医,因为她的二姐因产褥热而去世。 

 

1949年,她进入华东军事政治大学学习,原本因动手能力强被分配去学测绘,而她坚持要学医,后转入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学习,并于1952年进入华东军区第二野战医院做医助。正是在野战医院的病房里,她第一次对麻醉产生兴趣。 

 

1955年,张光波转业回上海,在第二医学院广慈医院(今瑞金医院)麻醉科学习班学习麻醉技术,后在上海市立结核病医院学习胸科麻醉。1958年,她进入北京医科大学第一医院麻醉科,在谢荣教授的指导下工作。 

 

张光波回忆,那时在手术室工作,总能听到隔壁产房里传来的撕心裂肺哭喊声。这令她揪心。“麻醉是我的本职工作,既然我可以给手术里的病人镇静止痛,为什么不能帮助这些姐妹们在生产中减轻痛苦?” 

 

为确定最佳麻醉方案,医院里图书馆有关产科麻醉的所有资料文献,张光波几乎都翻阅了好几遍。国内资料有限,更多是国外资料文献,张光波就边翻译边整理。如今,6本笔记和一摞文献综述草稿依旧保存完好,被她当成宝贝细心珍藏在家中。  

 

总结了国外前人的经验教训后,张光波决定了最后的麻醉方案:尝试用单管法和双管法并行,用低浓度、小剂量以及分段准确阻滞,以求消除对产妇和胎儿的循环和呼吸的不利影响。  

 

张光波最初也忐忑,幸运的是,产妇们都很配合,“大家一听生孩子可以不疼,都特别积极”。顺利生产的产妇健康出院,口耳相传间,甚至有待产的高血压产妇主动询问,要求张光波给自己做无痛分娩。  

 

研究是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基础上进行的。麻醉科人少,总共7、8个人。手术多的情况下,忙不过来是常事。做研究的日子,张光波经常几天几夜泡在医院,忙时几乎24小时在手术室和产房间来回交替工作。吃几口饭,闭眼坐在椅子上打盹,就已算休息。  

 

无痛分娩对人力的要求特别高。初产妇生产花十几个小时是常事,而经产妇往往也需要8、9个小时。为了随时观察手术进展,张光波不敢坐下休息,一站就是十几个小时。“麻醉做到最后,难就难在预见。在病人状况没表现之前,就要做到胸有成竹,以便化解风险。”

 

遇到疑问,张光波偶尔会向谢荣请教,而后自己琢磨。“现在回想起来,当初真是太苦了。好在我年轻,又特别有拼劲,如果要做就一定要做好。”

 

这样的日子,张光波坚持了7个月。从1963年9月到1964年3月,张光波一人为67位产妇实施了分娩镇痛。除了一位产妇无效外,其余都成功顺利生产。 

 

随后,张光波将精力投入论文写作。1964年5月,她的这篇论文作为代表被选入第一届全国麻醉学术会议。谢荣作为会议出席者,对这篇论文作了报告。

 

但报告并未掀起期待中的反响。  

 


研究被按下暂停键  

 

那个特殊年代很快来临。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麻醉科主任王东信说,因为分娩镇痛在当时未被重视,这篇论文在会上朗读后也未能发表。

 

十年之后,张光波也曾想过将论文发表,但想想,“谁会帮你发表一篇十年前的文章呢?”  

 

中国的无痛分娩发展,如同这篇论文一样被尘封多年,陷入停滞。直至上世纪80年代,无痛分娩的相关研究才重新被拾起。 

 

这一时期,重症监护室和无痛分娩在中国近乎同时起步。而今,当大部分县级医院都配备重症监护室时,想要在三甲综合医院享受到麻醉师24小时不离开产房的无痛分娩,却仍是难事。  

 

为什么过去了这么多年,无痛分娩却进展缓慢?胡灵群曾将这个疑问抛给美国的两位朋友,一位是产科医生,一位是麻醉科医生。出乎他意料的是,一男一女,给出的却是相同答复:因为躺在产房里的是女性。 

 

这个回答让胡灵群难以释怀。  

 

带着要让更多女性在生产时减少痛苦的信念,从2008年开始,胡灵群带着“无痛分娩中国行”团队走进各个城市的医院、产房,推广无痛分娩和产科麻醉。作为胡灵群相识多年的同事和好友,黄辛迪也是最早的成员之一。他们计划在十年内,将中国椎管内分娩镇痛率提高10个百分点,推行安全、有效的椎管内分娩镇痛,改变目前中国高剖宫产率的现状。 

 

理念的碰撞可以预见。“分娩疼痛是女人必经的过程”“胎儿在用了麻药以后会有不良反应”“无痛分娩对产妇会有后遗症”……在这些传统观念之下,有时,产妇和家属直接拒绝;有时,在需要“双签字”的情况下,产妇签了字,丈夫却不同意。  

 

产科麻醉,在大多数医院还停留在“扎一针”水平——叫麻醉医生来,穿刺好后,麻醉医生走人,镇痛泵由助产士管理。对于泵开始后患者的镇痛效果,往往没有时间去主动观察。早期在广州的一次紧急抢救,让黄辛迪记忆犹新,“产妇在生产时大出血至失去知觉,而当我询问是否有备血或者预防措施时,麻醉医生居然觉得这不关他的事”。 

 

此外,对于第二产程延长的顾虑,也使很多助产士在第二产程为产妇停镇痛泵,导致镇痛失效。“通过听产妇喊叫的程度,就知道她什么时候快生了,她要是不喊我怎么判断呢?”而事实是,有很多办法可以帮助判断,比如产妇把手放在肚子上,能够感觉到宫缩;助产士也可以根据胎心监护图上的宫缩曲线,指导产妇何时用力。

 

不仅如此,就连“无痛分娩”的命名也曾遭遇水土不服。胡灵群说:“很多人觉得根本不可能实现。”他们不止一次被当面质疑。胡灵群印象深刻,在北京的一家医院,工作人员当面拒绝了他们:“我们知道怎么做,你们少来。” 

 

胡灵群也不想仅仅停留在理念和技术的传播。他一直尝试寻找推广难的原因,最早认为是缺乏相应的经济回报。

 

但在石家庄妇产医院推进两年后,他们整理近2万产妇的相关数据,得到意外之喜。当无痛分娩率从0%上升到50%,医院的平均月产科门诊量、住院量和分娩量分别上升了37.8%、29.5%和21.5%,而剖宫产率和侧切率也大幅下降。可见,对医院来说,开展无痛分娩并不涉及“亏钱”的问题。但大多数医院决策者还是会采取保守态度。  

 

2012年,国家物价局批复了分娩镇痛收费的基本标准,更是为无痛分娩的普及推广提供保障。但胡灵群认为,产科医生、助产士和麻醉医师的积极参与才是无痛分娩的更有力保障。

 


真正的推广是要本土化

 

2017年8月31日,陕西榆林产妇因无法忍受产痛跳楼自杀一事发生后,胡灵群几度落泪。“我们就差一步!我们已经走到西安了。而榆林那家医院也已有医生参加过我们的讲座。”  

 

那种感受,好似在手术台上,眼睁睁看着患者的生命流逝。胡灵群说:“人体通常只能承受7/10级的疼痛,产妇正常分娩时的疼痛却高达10/10级,相当于20根骨头同时骨折。医学必将朝完全服务于人的方向发展。” 

 

与胡灵群同样关切此事的,也有张光波。“这种事原本不应该发生。”她第一次主动联系街道,想为社区里的居民办一场有关无痛分娩的科普讲座,“跟大家说说我过去的经历和研究。” 

 

“无痛分娩在中国推广,不该只是简单复制欧美的医疗规范。”胡灵群认为,真正的推广是要本土化,要将理念浸润到细枝末节,实实在在满足产妇和新生儿的医疗需求。而这需要各方人员在产房慢慢摸索,并实现共同的认知。  

 

在“无痛分娩中国行”的台州站,西北大学住院医生哈里斯给一位产妇做完硬膜外分娩镇痛后,产妇并不满意。"我还是痛!"周围的一些医生和护士就对产妇说,要完全无痛是很难做到的,病人之间还有差异,言下之意是说"你应该知足了"。

 

哈里斯和当班的主治医生齐贾森了解情况后,决定重新置管。5分钟后,产妇完全无痛,之后顺利生下了宝宝。  

 

硬膜外分娩镇痛有很多细节问题:产程是怎么启动的?受什么影响?能预测长短吗?为什么会宫缩乏力?该用什么药?用连续性镇痛泵还是手推好?这些仅仅复制欧美经验是不够的,需要结合中国实际,更需要有中国医生自己的研究。 

 

“十年间,有来自不同国家700多人次参与我们的工作,合作医院已经达到99家,每年受益的母婴达到150万。”胡灵群越发觉得这份事业是有价值的。 

 

这些医生专家针对中国的现实情况,有针对性地制定各项细则,比如《无痛分娩中国行产科麻醉实施细则》在2008年就有了第一版,2015年更新,主要根据最新文献、中国现状以及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做调整。 

 

另一些肉眼可见的进步更令胡灵群欣慰,“十年前,在网上输入无痛分娩,你几乎搜不到什么信息。而现在人们能在互联网上得到较为完整的科普”。

 

目前,团队已不再仅仅局限于推广无痛分娩,而继续向推广建立现代产房发展,希望让更多医护人员重视产科麻醉。  

 

正因为此,张光波对胡灵群和黄辛迪推崇有加。“我不过是较早地在中国开展了研究,而他们坚持了10年。”  

 

张光波回忆,谢荣教授曾让她在论文开头加上一句话:“自古以来,女性在生产时都逃不过分娩疼痛。”当时的张光波觉得没必要,“如果再写一遍,我一定会把这句话加上。”  

 

女性生产时的疼痛,不再被认为是自古以来的“理所应当”——这是张光波一直以来的期盼。 

 

张光波家中最显眼的位置,摆放着2017年胡灵群拜访时送来的大捧花束,鲜花早已干枯。边上是她和胡灵群、蔡贞玉的合影。  

 

那一次,她看到了,尽管迟到却意义重大的认可。

 

编辑邮箱:eyes_lin@126.com

栏目主编:林环 文字编辑:林环 图片编辑:邵竞
题图说明:张光波早期照片。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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