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與论沸沸扬扬，央视前主持人崔永元在微博上曝料说“娱乐圈存在大量阴阳合同”，并称“我有一抽屉这样的合同，涉及许多明星大腕"。一时间，众多媒体和网友纷纷呼吁税务部门调查核实。6月3日国家税务总局表示高度重视，已责成江苏等地税务机关依法展开调查核查，如发现违反税收法律法观的，将严格依法处理。

所谓阴阳合同，亦即明星与演艺公司答两份合同，对外合同是较小金额的，对内合同则是大金额的，藉以逃税。阴阳合同实质是对法律阳奉阴违，可谓是可忍孰不可忍。2002年，当时的“一号女星”刘晓庆因逃税1458万元，被判入狱，关了一年多。总之，在逃漏税上该调查的都要查，该惩罚的都要罚，以捍卫基本的法治尊严和社会公平，这是毫无疑义的。

而此事惹得巨大争议背后，还有一个根本的问题：“明星”究竟是谁？他们赚来的“天价片酬”——即便没有逃税——又是不是合理？

按照文化理论的观点，明星“作为社会现象”，乃是“娱乐工业从生产为主转变为消费为主的产物”；而明星同时“作为形象”，“所塑造的人物无不代表着社会各个群体”。在我国，明星早已取代传统的英雄，成为大众偶像。但由于文化市场欠成熟，迄今为止未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明星体制，反而受粉丝经济（基于14亿人口基数，粉丝人数已近1亿）的推动，明星被“神化”又被“异化”，滥、俗、趋利等乱象丛生，有的甚至挑战法律和道德。及目所见，不少明星自以为高人一等，拿高片酬加分红、股权，再逃税，觉得都是天经地义的。

明星的过高片酬饱受诟病，甚至引发公愤，不一定是简单的“仇富”心态作祟。于社会公众而言，收入差距拉得过大是不争的事实；于明星而言，鸿运其实往往是昙花一现，除非你是真正的超级巨星，不然高片酬不可能永远眷顾你；于影视而言，作品质量急剧下降的态势已经十分明显；于行业而言，过度的虚火更显得不可持续。

从2016年曝光过的一份当红明星片酬表看，周迅以9500万元居女星之首，范冰冰为3000万元；男星报价最高的是吴亦凡，为1.2亿元，鹿晗为0.8至1亿元——这些数字均接近甚至超过一部影片的摄制成本了！在好莱坞，巨星的片酬一般占制作成本的10一30%，韩国明星的片酬一般占20%，而我国明星的片酬占比竟然大于50%，甚至超过70%。难怪导演陆川要感叹“用全明星真的用不起呀”。

事实上，天价片酬己经严重影响影视工业的生产结构和全产业链，危及作品的质量。明星拿大头，余下的小头用于拍戏，实地取景没钱，后期精加工制作也没钱，只好改用粗糙的特效替代。另外，改编的费用和营销的成本被抬高。至于如今一些明星只凭“颜值”和身材吃饭，根本不好好修练演技，专业技巧匮乏，被评论斥为“一个表情一镜到底”“只会耍帅炫美”“观众落得看脸消费”云云，却也没有阻拦其赚到天价片酬的脚步，更是违背了市场基本的价值规律。一些开出了天价片酬的影片，后来反而成了票房毒药，就是一个提醒。

就此而言，崔永元“手撕”众明星，算是揭开了娱乐圈的冰山一角——尽管其揭露的内容尚待求证，“揭黑”方式是否合理也可以再讨论，而这些乱象也绝不是第一次公之于众，但借此机会，业界人士和有关部门应当切实予以重视。演艺界需要一个健康的业态，乱象该整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