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江南，最忆是杭州。”千年来，这座距离上海仅200公里的城市以其清新秀雅之气，满足着人们对“江南”的美好想象。二十年前，变化发生。一个互联网巨头的诞生与崛起改变了杭州，一套全新的互联网思维和价值观在这里落地生根。
 

两年前，杭州再次吸引关注。在2016云栖大会上，杭州市政府宣布与阿里巴巴联手，启动打造国内首个“城市大脑”———杭州“城市大脑”。两年过去，“城市大脑”已逐渐成为中国城市治理体系智慧化改造的一条可行路径。澳门、苏州、雄安新区……“城市大脑”在越来越多的地方开枝散叶，在上海，加快建设“城市大脑”的顶层信号也频频释放。
 

当一座城市拥有“大脑”，会产生怎样的奇妙反应？对于上海的“城市大脑”建设来说，杭州经验又有哪些值得借鉴？日前，记者走进杭州，并结合上海本土调研，一探究竟。

只要轻轻一动
就会影响成千上万老百姓

“堵王”，这是杭州市民为市中区东北的莫干山路、中河-上塘高架及沿线区域所起的最形象的名字。由于多条交通动脉在这里交汇，许多政府部门和浙江最优质的医疗资源也集中于此，这里便摘得了杭州市最堵道路的“桂冠”。然而最近人们发现，这里的交通情况渐渐有了改善。这是怎么回事呢？
 

答案在25公里以外的云栖小镇。
 

从杭州市中心出发一路往南，大约40分钟车程，便能来到这座近些年声名鹊起的小镇。2016年10月，在此召开的云栖大会上，杭州市政府宣布与阿里巴巴合作，共建杭州“城市大脑”。

近年来声名鹊起的云栖小镇，杭州交警城市大脑实践基地便位于此。   雷册渊 摄
 

彼时，这一概念在全国甚至世界都是首创，一经推出，便立即引发媒体及行业内的广泛关注。8个月后，将交通作为杭州“城市大脑”首个落地场景的杭州城市数据大脑交通V1.0版本正式上线，其选定的试点区域就是莫干山路、中河-上塘高架及其沿线范围。一场以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技术为依托的“治堵”探索在这里展开。
 

走进位于云栖小镇的杭州交警城市大脑实践基地，一块巨大的数据屏幕勾勒出杭州市交通的实时情况。每两分钟更新一次的日交通量、市区拥堵指数、全市延误指数、主干道均速、快速路均速等5项数据，被阿里巴巴高级算法专家邓兵形象地比喻为城市交通的“生命体征”：“某条道路机动车的实时通行量是多少？哪些点位出现了堵情？会对上游交通造成怎样的影响？……放在以前，即便是最权威的交管部门，要回答这些问题，也只能通过模糊数据和既往经验做一个大致推算。而现在，通过摄像头、传感器和高德地图等第三方软件平台数据，我们就能精确掌握路面情况。”

日交通量、市区拥堵指数、全市延误指数、主干道均速、快速路均速等5项城市交通的“生命体征”实时传回“大脑”。   雷册渊 摄
 

而这只是“大脑”工作的最初级阶段。在阿里云机器智能首席科学家闵万里看来，“事后诸葛亮”式的信息展示与“城市大脑”的本质相去甚远。他们要做的，是让交通调度如人的大脑一般聪颖。交通信号灯的自动调适便是发力点。
 

自一百多年前交通信号灯发明，城市人的出行就被牢牢掌控。信号灯的背后，要么是固定方案，要么是由信号配适师掌握的自适应方案。一位交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每个路段的信号灯都设计了多种调配方案，最多的情况下，一个交通信号灯甚至会根据不同时段有多达七八十种时长设计，而一位经验丰富的信号配适师则至少需要数年的培训和实际工作经验。
 

变革由“城市大脑”开始。闵万里带领团队，在试点区域将128个交通信号灯全部打通并接入“大脑”，以人工智能的方式对其进行自动接管和调配。经过一年探索，“大脑”的效力正逐步产生。根据监测评估，在城市数据大脑的调度下，试点的中河-上塘高架平均延误降低15.3%，莫干山路等地面主干道平均延误降低8.5%。

杭州“城市大脑”首个落地场景的杭州城市数据大脑-交通帮助交通更加高效。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刚开始做时，我们常常听到一种声音，说交通信号灯似乎与‘高大上’的人工智能扯不上关系。然而，看似简单的事情往往最难。‘城市大脑’就是要将‘神经元’延伸到最前端去，直面城市难题的‘最后一公里’。”闵万里说，“要敢于在最传统的地方用最先进的技术。以交通信号灯作为发力点，有‘四两拨千斤’的意味。信号灯一动，立刻会影响成千上万的老百姓。”

搭台唱戏：
叫破喉咙不如自己先做一把

两年后的今天，杭州“城市大脑”能做的早已远远不止调控信号灯那么简单。
 

杭州交警城市大脑实践基地的大屏上，数十个摄像头图样的黄色小圈跳动闪烁。点进其中一个，德胜高架东侧的视频实时传回：一辆外卖助动车驶入高架，在机动车超车道上飞驰。这是“城市大脑”自动识别抓拍的画面，真实场景中发生的一起交通事件通过“大脑”识别报警，反应时间不超过20秒。
 

“杭州全市大约有3600路视频监控，具体落实到片区，每个交警大队要负责300个到400个监控，极大地挑战人力需求。借助‘城市大脑’，事故报告的准确率达到了95%以上，还节省了相当部分的警力。”一位杭州市交管人员告诉记者。

真实场景中发生的一起交通事件通过“大脑”识别报警，反应时间不超过20秒。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相比于处置交通违章和事故，这些全天候自动巡航的摄像头更像“城市大脑”的一双双“慧眼”，其用意更多是辅助整座城市进行更加合理的交通规划。比如，“通过‘城市大脑’监测发现，杭州183公里的快速路，长度只占整座城市道路总长的十分之一，而车辆通行量却占了整座城市的50%。这个数据对于今后的交通规划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邓兵说，如果“大脑”报告某个路口频繁出现同一类交通违章，或许规划师们就要考虑这里的交通设计是否合理，明年如何改善。
 

两年后的今天，不只是杭州，“城市大脑”正在越来越多的城市有所作为。引入“城市大脑”理念的苏州工业园区，在公交总班次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大脑”监测每个站点的人流量，动态调整发车时间，结果乘坐公交车的人多了17%；在广州白云机场，“大脑”正帮助飞机与摆渡车进行更加精准的匹配，停机位的调度使用率提高了73%；去年8月，澳门与阿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准备将“城市大脑”引入澳门；在雄安新区的规划建设中，“城市大脑”的DNA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已注入……
 

显然，人们理想中的“城市大脑”远不只是“交通大脑”，而应像人类大脑一般，将“神经元”触角延伸至城市的各行各业。这个基于“城市生命体”理论和“互联网+现代治理”思维的宏大项目，计划将散落在城市各个角落的数据汇集起来，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构建起一个城市的“神经中枢”。
 

2017年年底，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全面启动，阿里云成为首批4家国家级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之一。在“城市大脑”的构建中，阿里承担着“先行者”和“示范者”的角色：
 

“公共数据资源平台的底座上可以结出各个领域的‘大脑’果实。阿里先在交通领域做成了垂直行业闭环，证明了‘城市大脑’的可行。我们搭台唱戏，叫破了天别人还是不相信，不如自己先成功做一把。但我们又不可能把所有事情都做了，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闵万里的话中，“城市大脑”的建构思路呼之欲出。

健康的“大脑”需要
健康的“血液”来支持

采访中，受访者数度提及的“公共数据资源平台”，在“城市大脑”建设中被视为最重要的基础。业内普遍的共识是：如果将城市拟人化，那么技术、理念和制度等集成并自适应形成的城市治理中枢就是“城市大脑”，而数据是其健康有序运行的能量来源，被形象地比喻为“城市血液”。
 

一方面，健康的“大脑”离不开健康“血液”的支持；另一方面，“城市大脑”的建设又为城市公共数据资源平台探索出了新的发展路径。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其实，早在“城市大脑”概念提出多年前，就有人意识到了数据的价值。由于当时相关平台和流通规则的欠缺，一直以“地下黑市”的形式进行数据买卖。近年来，随着大数据的兴起，针对这一现象，多地成立了大数据资源管理局。然而由于它们对数据的组织、流通和使用规范，尤其是对数据的价值缺少衡量，很快偃旗息鼓。
 

“现在是数据通货膨胀的年代，数据高度可再生且贬值急速，10天前摄像头的数据可能对今天一点用都没有，价值转瞬即逝。”闵万里说。
 

那么，数据的价值到底应该如何判定呢？从更高的层面上讲，“城市大脑”对城市公共数据资源进行了市场定价。在“城市大脑”的运行中，每个数据被使用了多少次都是可以追溯的，产生了多大价值也是可以被标定的，数据的价值不再以多少为度量衡，这就是数据定价的基础，也是数据流通平台健康存续、为“城市大脑”提供健康“血液”的动力。
 

事实上，对数据交易的探索，上海早已开始。
 

走进位于市北高新园区的上海数据交易中心，数十块大屏展示着上海旅游热力图、来沪游客分析、高架平均车速、地铁站人口热力图等数以万计的数据，甚至每个商圈的每日客流量、人均单次消费金额、最受关注的品牌等数据，也都在此一一汇聚，为政府决策提供支撑。

上海数据交易中心的一块大屏上，展示了上海火车站及其周边的数据汇聚。   雷册渊 摄
 

通过各种数据汇聚、分析出的“上海智慧商圈洞察”。   雷册渊 摄
 

据上海数据交易中心副总裁陈钢介绍，交易中心自2016年成立就开始了数据组织和交易流通的底层研究，目前已经位居全国先进水平。比如，数据交易的法律规范，红线在哪里？数据流通规则的制定，哪些数据要匿名处理、哪些要脱敏处理？行业规则的制定，数据翻译的统一标准是什么？……
 

上海数据交易中心的探索为上海乃至全国的数据交易垫石铺路。一周前，上海市大数据中心正式入驻市北高新园区，将以打破部门“信息孤岛”为着力点，建设上海的城市数据枢纽。
 

这些都将成为上海“城市大脑”建设的重要基础，而“城市大脑”的建设也将不断反哺形成更好的数据共享和流通体系。

把城市交给“大脑”
会更不安全吗

可以预见，未来“城市大脑”将在城市治理体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2018年5月15日，杭州市政府公布杭州城市数据大脑“五年规划”：未来五年，除了交通领域，“城市大脑”还将深入安防、城管、医疗、旅游、环保等。
 

上海的“城市大脑”建设步伐同样正在加速迈进。“一网通办”的“智慧政府”改革大幕早已徐徐拉开，上海的城市治理体系智慧化改造也正在社区试点中焕发出勃勃生机。被列为“国家发改委2018年数字经济试点重大工程”的上海大数据应用创新工程———大数据与城市精细化管理（静安）项目，在临汾路街道和南京西路沿线示范区率先展开，一个典型的“社区大脑”和一个典型的“商圈大脑”，将为上海“城市大脑”的建设探路。
 

人工智能越来越多地介入城市管理的同时也不乏质疑之声。面对技术带来的不确定，有人会问，若有一天，我们把城市交给“大脑”管理，系统安全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会变弱吗？

人与机器如何共处是人工智能时代永恒的话题。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同济大学智慧城市与电子治理研究所所长周向红教授告诉记者，政府的强大主导力是建设“城市大脑”的实现路径。而政府也应建立起一套完善的机制。
 

在闵万里看来，风险始终存在，只要城市管理系统联网，就有被攻击的风险，并不能说是因为“城市大脑”的建立才变得危险。
 

“一些人认为把数据捂在机房是最安全的，殊不知，数据就像一块冰，如果不能眼疾手快地发现并利用它的价值，庞大的数据反而会变成一种负担。”闵万里说。开放、共享并不代表把政府的原始数据给到企业，而应该是好比政府搭台大家来唱戏，你有你的“舞台时间”，我有我的“舞台时间”，我只要在我有限的“舞台时间”里对数据的价值进行探索，而“舞台”是可控的。
 

也就是说，“城市大脑”建设需要在一个可控的平台上进行，这个平台要足够安全且具备足够的计算能力。杭州的实践证明，当政府具备这样的“舞台”后，企业是愿意来数据中寻找价值的，并且运用它们以往的行业经验来找到行业的发力点，原有的行业积累被激活。以应用的方式将数据汇集起来，而非通过“红头文件”的形式说你们的数据必须汇集，这才是“城市大脑”永续发展的不竭动力。

 

【对话】

建设“城市大脑”，必须打破硬件思维

“建设‘城市大脑’不是打着‘智能’的名义卖硬件。”“智能在端，智慧在云。”在闵万里看来，这才是“城市大脑”建设的合理路径。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自2016年云栖大会，杭州市政府与阿里巴巴联手启动国内首个“城市大脑”———杭州“城市大脑”开始，至今已一年半有余。有哪些值得借鉴的经验？
 

闵万里（阿里云机器智能首席科学家）：对其他城市的“城市大脑”建设来讲，杭州经验不一定能照搬，但一定能提供借鉴。
 

首先，今天的“城市大脑”与以往智慧化改造最根本的区别是商业模式的区别。一座城市要变得“聪明”并不需要许多硬件，更不需要浪费投资、重复建设，而是要利用现有基础设施采集的数据，通过人工智能手段将其变为一种资源，利用数据的方式去提升管理水平。这个尝试我们在杭州走通了。
 

其次，一定要找准应用落地的场景，摒弃以往建设中“事后诸葛亮”式的信息展示，直面城市难题的“最后一公里”。就拿交通来说，我已经堵在高架桥上了，你再通过电子屏告诉我这里红色拥堵，有什么意义呢？这就是典型的“什么努力都做了，但就是没效果”，这不是“城市大脑”要做的。
 

同时，要明确城市公共数据资源平台在“城市大脑”建设中的基础性作用，这是非常重要的底座。
 

最后，“城市大脑”建设一定不能急于求成。为了平台而做平台一定是死路一条，一上来就讲平台有多大、覆盖范围有多广，这是有问题的。“城市大脑”不是一天建成的，从小到大、由点到面，有一套非常实际的工程化做法。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作为一个成熟的超大城市，上海有独特的城市生长机理和发展、治理的特殊性。在您看来，上海的“城市大脑”建设应该注意哪些方面？
 

闵万里：就拿交通来讲，上海的轨道交通极其发达，使用多种交通工具的混合出行比例比杭州高得多，怎样在大场景中将多种交通方式有效衔接起来？比如一个人从家到公司，可以选择“共享单车+地铁+步行”，也可以“公交车+地铁+公交车”，还可以全程乘坐公交车或者打车。那么，公交车什么时候来？路面情况怎样？地铁什么时候来？找到最近的共享单车要花多少时间？……在当时当地的情况下哪种组合方式最节约时间？这个看似很小的需求对人工智能技术的要求却很高，供需之间还存在很多模糊空间。
 

再者，上海交通的潮汐现象明显，高度依赖几条“交通大动脉”，而这些“大动脉”只要稍有异样就会出现大问题。因此，上海的“城市大脑”容错空间更小，需要更加适配这样“脆弱”的交通网络。
 

还有一点，上海目前已经处于中心城区基本定型的阶段，在“城市大脑”这张网里，新老城区怎样和谐共生、有机协调，这是布局时就应该充分考虑的。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事实上，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个性”，而“城市大脑”是由既定的一系列人工智能算法和程序构成的，相对固定。在杭州成功的“城市大脑”不能简单复制到别的城市，难道每座城市都要另起炉灶从头建设“大脑”吗？如果不是，“城市大脑”模板的“弹性”又如何保证呢？
 

闵万里：这个问题很好。回到“城市大脑”的本质，我认为要分两种情况来看：一种是同一座城市中不同区域怎样实现有机协调的问题。在我们的经验里，既往的数据已经体现出了这种混合的特性，分层结构的不同会导致干预行为的差异，机器会根据历史数据自动学习；另一种情况就是你说的，是不是每座城市都要从头开始？当然不是。我们要回到这座城市原有历史数据的本质上来，基于这座城市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历史数据，重新训练“城市大脑”，但其中的算法和规律是可循的、是有大量经验积累的，机器学起来就很快了，这就是“城市大脑”的“弹性”。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去年底，国家层面提出“依托阿里云建设城市大脑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在平台的建设和推进中，有没有遇到一些难点或障碍？对此您有什么建议？
 

闵万里：现在一些地方的“城市大脑”建设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局面———谁掌控了摄像头谁就拥有了建设“城市大脑”的权利，这是非常危险的。有的城市本身已经布局了非常多的摄像头和传感器，因此一些决策者的惯性思维就是，在原有硬件的基础上加上软件就行了；甚至还有一些硬件厂商和运营商一上来就说，我免费或者打折给你做软件。
 

中国有句老话，“便宜无好货”。并不具备“城市大脑”平台和计算能力的这些硬件厂商，随便搞点软件凑出一个所谓的“城市大脑”，是远远不能达标的，最后为此“买单”的还是老百姓，甚至会影响整座城市今后的智慧进程。所以，我们一直强调“智能在端，智慧在云”，“端”（硬件）上的智能是“小聪明”，“云”上的聪明才是“大智慧”，现在还在“忽悠”智慧端口或者打着“智能”的名义卖硬件的人，还停留在20年前。
 

今天城市的数字化转型就是要打破以往的硬件思维，这需要我们的城市管理者有明辨是非、抵御“忽悠”的能力，要有全局观，做出的决策才会有科技性和前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