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秋，我到历史学家沈渭滨教授府上请益，沈先生知我对复旦校史有兴趣，恳挚策勉。记得那天话题转到了复旦名教授，他忽然对我说：“你可以写写章益校长，复旦人不能忘记他呀！”半年以后，沈先生溘然长逝，他的叮嘱，殷殷在耳。

那时，章益先生对我来说，是一个渐行渐远的背影：抗战胜利后，经过千辛万苦，率领西迁重庆的复旦复员返沪；上海解放前夕，拒绝离开大陆，将复旦完整地保护下来……他的经历喜忧参半、模糊而神秘。因为史料不多，又缺乏写作切入点，我迟迟不敢动笔。

今年3月，修缮一新的复旦相辉堂（原名“登辉堂”）重新开幕，我到复旦档案馆浏览原登辉堂案卷，“章益”的名字一下子跳了出来！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知道，登辉堂矗立的背后，是章益校长的殚精竭虑、心血付出。上世纪80年代，应谢希德校长邀请，章益以耄耋之年重返复旦，他在相辉堂前久久伫立，百感交集……终于，我从凌乱的线索中，列出了登辉堂建造前章益的若干“校长日程”，他的形象由远而近，逐渐清晰起来。

修缮后的相辉堂南堂全景（读史老张摄）

章益校长1984年访问复旦，与谢希德校长亲切交谈

复旦东归，校长先行

章益（1901-1986），字友三，安徽滁县人，1922年毕业于复旦，是李登辉老校长的得意门生。他早年在复旦上李登辉的逻辑学课，以90分的考试成绩名列第一，李登辉赞叹道：“我的‘逻辑’，很少有人得90分，章益的考卷，我不自信，又再看了一遍，本想把它压下去，为85分，但是我没有这个力量，他仍得90分。像章益这样的学生，不但中英文学俱佳，其他课目，也都是出众非凡，真聪敏……”（赵世洵《一位伟大的教育家》）

章益

1924年，章益准备出国留学，临行前登门求教，李登辉问：“欲习哪一科？”章益答：“政治。”李登辉不以为然，让章益改学教育学，教育救国。章益谨遵师命，赴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州立大学，专攻教育心理学。1927年毕业时，李登辉致信章益，嘱其回复旦任教，章益即刻回校，并于次年创立复旦教育系，后任复旦教务长。1943年春，章益在重庆北碚夏坝任国立复旦大学（时称“渝校”）校长，困居孤岛的李登辉得悉后，绕室徘徊，致函曰：“得子继吾衣钵，吾无憾矣！”

1945年抗战胜利后，复旦正酝酿复员返沪，8月29日，李登辉致电章益：“江湾校舍（今复旦大学邯郸路校区———引者注）已派员视察，一部毁损，幸尚可用，亟须收管。迟恐校具、校舍偷拆一空。”10月初，章益飞抵上海，就接收江湾校舍和孤岛时期李登辉在上海创办的私立复旦上海补习部（时称“沪校”）校产问题，倾听李登辉意见。

早在1918年，李登辉赴南洋募捐，筹得银元15万元，在江湾购地建校，终使复旦有了永久校基。1942年，西迁重庆的复旦因经费困难改为“国立”，李登辉曾略有微词。复旦江湾校产来之不易，沪校又是李登辉坚守孤岛办学的象征，现在面临接收与合并，不知老校长意见如何，章益对此心中忐忑。思前想后，他决定请耿淡如教授陪同前往。耿淡如是复旦校友，比章益大三岁，是解放以后国内世界史研究领域的开拓者，时任沪校政治系主任。当年他和著名戏剧家、沪校外文系主任顾仲彝一样，深得李登辉器重。与耿淡如同去，章益心里有了底。

李登辉老校长

其时，李登辉孑然一身，住在海格路（今华山路）一座旧式房子底层。章益一进门见到恩师，即趋前嘘寒问暖，执礼甚恭。李登辉时因白内障，双目几近失明，见到章益，惊喜万分。据章益后来回忆，“先生目已失明，聆益音而喜曰：子竟归来如是之速乎？”在章益眼中，其时李登辉步履维艰，已显龙钟老态，“想见上海沦陷中，先生处境之如何困苦”，好在那天李登辉心情不错，“娓娓燕谈，不感疲乏”。（章益《追慕腾飞夫子》）

令章益意外的是，当他最后提出校产处置时，李登辉非常爽快：只要承认沪校学生复旦学籍、沪校教工纳入复旦编制，沪渝两校即可合并，校产由返沪的国立复旦大学接收。这次谈话，李登辉丝毫未提个人条件……恩师的高风亮节，令章益动容。

看到了复旦的光明未来

与李登辉告辞后，章益如释重负，立即进入“迁校日程”。短短几周，章益召开复旦复员委员会（沪会）会议，议决维修江湾校舍；接洽接收日本军营宿舍（后为复旦宿舍“三村四庄”）；视察规划中的无锡新校址……虽然事繁责重，千头万绪，但他马不停蹄，效率极高。

11月15日，章益返回重庆。18日乘车抵北碚，有报道称，“章校长虽经连日风尘之劳，面容稍见清瘦，然其神色之愉快，精神之焕发，足证其此行之圆满也。”19日晚，章益向渝校师生报告上海之行，并做了首次迁校动员，“大礼堂满坑满谷，座无虚席，后来者则围绕礼堂四周，咸以渴望之神情伫待报告之开始……”（《复旦》1945年12月号）

1946年3月27日，章益又由渝返沪，到江湾校舍看望先行迁回的沪校师生。6月10日，章益邀请复旦老校友于右任、邵力子先生等到子彬院（今复旦600号）演讲，李登辉也应邀出席。演讲间隙，银髯飘然的于右任左手勒须，题写“国立复旦大学”六字，“字迹雄伟苍劲”，后悬于江湾复旦校门。（《新民报》晚刊1946年6月11日）

6月22日，章益再度返回重庆，次日即乘早班车抵达北碚，“是日天气酷热，胜于往常，校长风尘仆仆，既经机车之苦，复受溽暑之熏蒸，抵校时面容消瘦，劳累之状，不言而喻，然其精神极为饱满，身体亦甚康健……”当晚7时，章益向渝校师生布置迁校事宜，“讲话历二小时有半，到者踊跃，员工聆讲后，咸感兴奋。”（《复旦》1946年6月号）

7月下旬，复员迁校大事已竣，章益席不暇暖，向渝校师生作最后告别。25日，章益偕眷抵沪，入住复旦徐汇村（今复旦第二宿舍）。从此，他在上海定居。

9月，沪渝两校合并后开学，江湾复旦注册学生达3692人，是渝校学生的三倍。章益又趁热打铁，聘任名师来校，“学者名流纷来执教”。仅据《复旦》1946年9月号报道，当月就有生物学泰斗秉志、法学家陈清华、心理学家谢循初、《大公报》主笔萧乾、《观察》杂志主编储安平、历史学家周予同和莎士比亚专家孙大雨等来校任教。一时间，复旦名流荟萃，兵强马壮。章益踌躇满志，这位在夏坝晚会上唱安徽大鼓的校长，似乎看到了复旦的光明未来。

竟无办校庆之礼堂

然而，没过多久，章益就转喜为忧，愁容满面。

先是夏坝传来噩耗：9月27日，总务长何恭彦教授突然去世。何恭彦早年毕业于复旦，是《复旦》校刊创办人，此时正在渝校主持迁校善后。就在几天前，章益还致函给他：“上海此次招生费用甚大，超支甚多……夏坝所存之公私物资，尚有几许，是否可全部交轮船运沪，较好之办公桌等木器，请设法运沪。”26日晚，何恭彦接到报告：航运单位来函，运输费要涨价10倍。精疲力尽的他急火攻心，猝然倒地，次日即告不治，年仅48岁。对于总务长“出师未捷身先死”，章益痛心疾首。何恭彦早年丧妻，身后留下一子一女，章益亲自将他们接来上海，“同住校中，相依为命……期慰先生于泉下……”（何本成《何恭彦先生传略》）

再是江湾校园告急：校舍人满为患，教室不敷使用，连集中考试的场地也没有。复旦向来有集中考试的传统，考场壮观。有人戏称，夏坝学生“系集中于礼堂内考试，监考员逡巡全场，教务长挺胸凸肚，立考场中心，如临大敌，手握闹铃，指挥三军……”（《文汇报》1947年1月15日）现在因无礼堂，只能分开考试。10月5日，复旦校庆筹委会宣布，“母校所有建筑，既已不敷应用，且其中无一处堪称礼堂之用”，原定10月14日举行的建校41周年校庆，延期至下一年（1947年）5月5日举行———因无集会礼堂，本年度的校庆推迟至下一年度举行，这在复旦校史上是唯一一次。

章益毅然拍板，决定建一幢能容纳一两千人的教学楼房，下层设教室、阅览室，上层为礼堂，兼做混合考场。楼房以李登辉校长的名字命名，名为“登辉堂”。同时，校庆筹委会宣布，“预定明年一月起开始建造，三个月完竣……”至于建筑预算，初步估算约为4.1亿元，由复旦上海同学会发动全国校友募捐筹款，“于募集之前，先由学校垫付。”

4.1亿元，按当时法币来计算，应该不算高。顾颉刚教授其时在复旦史地系任教，根据《顾颉刚日记》记述，他在1946年8、9两月的复旦薪水为956784元，即每月50万元不到。看似数目很高，但花销更大，顾颉刚于1946年5月初返沪，买一支自来水笔，“价六千元。”而复旦当年的办学经费，却少得可怜，据11月7日校长办公会议透露，本年度可支配经费仅为5.5亿多元，要拿出4亿余元建筑费，对于百废待举的复旦，谈何容易！

名教授成了“工程监理”

为筹经费，章益心力交瘁，费尽口舌。10月31日，章益乘夜车到南京，奔波筹款，历时一月。在这前后，他数次接受记者采访。11月23日，《文汇报》披露，“该校（指复旦———引者注）经费教部业允于明年起增加……”12月10日，《文汇报》又报道，复旦登辉堂“图样亦已草就”，至于建筑费，“此次校长归来，据云：已得眉目，可能即于日内招标兴建云。”到1947年2月13日，《申报》正式宣布，登辉堂“全部建筑费约达10亿元以上，现已由该校校长章益设法筹得大部分，并已办妥招标手续，日内即可兴建。”这里，建筑费预算从“4.1亿元”一下子跳到“10亿元以上”，包含了当年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因素。

章益究竟是如何“设法筹得大部分”款项的，一直以来说法不一。据我所看到的史料，来源如下：一、当局拨款：这来自章益的奔波和于右任、邵力子等的说项。二、李登辉义举：老校长毅然捐出校友募捐的颐养金30两黄金。三、校友相助：各地校友慷慨解囊；王人麟校友时任渔业物资管理处处长，亲自拨付两千余袋面粉及部分钢筋，抵扣了一部分工价。四、教师协力：生物系主任薛芬教授时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专员，设法争取到一批木材和水泥……不管来源如何，章益从中穿针引线，功不可没。

因为筹款不易，章益对工程开支管理极其严苛，在与建筑承包商订立合同时锱铢必较。如今保存在复旦档案馆的部分工程合约，书写工整，用词缜密，条款中不止一处写明：“包括一切人工材料杂费等项在内，订约后无论物价如何涨落不得变更”，“工料须正确估计，估定后不得随时加价。”

左为工程建筑费结算总价案卷，右为洪深教授对登辉堂舞台设计的意见

章益不是建筑行家，但他领衔的校建筑委员会，汇聚了各领域专家，其中包括：统计学家、总务长芮宝公；建筑学家、土木工程系主任孙绳曾；金融学家、银行学系主任朱斯煌；法律专家、法学院院长张志让；美学理论家、文学院院长伍蠡甫……他们对于建筑立项、设计、建造、审核等，把关严格。此外，戏剧大师洪深教授，虽不是建筑委员，也对舞台制作、灯光设计等提出过专业意见。可以说，建造登辉堂，复旦名教授才是真正的“工程监理”。

校长简直判若两人

1947年初，登辉堂工程尚未上马，复旦学生惊讶地发现，章益校长变了，变得神色严峻，不苟言笑。

1947年建造中的登辉堂

章益原是恂恂儒者，温文尔雅。他早年的一位学生回忆，有一次自己上英文课迟到，进教室时，章益只轻声说了句：“太晚了！”“他那一声英语‘太晚了’说得很巧妙，他把那‘晚’字表达得惋叹似的，疑问似的，其意若曰‘太晚了吧！？’这好像柳子厚说的‘嘻笑之怒，甚乎裂眦’，虽在一个十六七岁的青年学生，不能不惭愧无地。”（全受仲《李公祠回忆录》）章益还是一位性情中人，乐观开朗。一位夏坝时期学生记得，1945年8月庆祝抗战胜利的那个夜晚，夏坝校园内锣鼓喧天，一片沸腾。章益站在升旗台上，兴高采烈地对大家说：“同学们，我们光荣的抗战刚好是‘八一三’———八年一个月十三天，现在不论你们用什么方法来表示你们内心的快乐，我都照着你们做。”那天，学生们欣喜若狂，又跳又唱，“校长真的跟着唱，大家笑得连眼泪都流出来了。”（有兰《忆夏坝》）

然而，进入1947年后，章益却难见笑容，脾气大了好多。一位学生观察到，“他在这段时间，显然因睡眠不足而显得憔悴，他火气很大，经常看到他在和人说话时发火。而我在重庆夏坝时期见到的他，总显得精力过人，对办好复旦大学，充满信心。对比起来，简直判若两人。”（孟庆远《忆章益校长》）

章益为什么“火气很大”？原来，1947年初金融风潮，物价节节蹿升：以美元兑法币的汇率来说，1946年2月为1:2040；到1947年2月，已变成1:12000。连复旦周围小铺的大饼油条也涨到200元；公费生伙食费每日只够买两根半油条，“复旦同学咸感恐惧异常”。（《新民报》晚刊1947年2月10日）另外，自1946年12月底，因美军士兵强奸北大女生而爆发的“抗议美军暴行”学生运动在全国高校风起云涌，复旦学生也积极参与；1947年元旦，方令孺、洪深等37名教授发表《正告美国政府的意见书》，支持学生正义行动……章益对进步教授一向包容，对学生也始终爱护同情，据后来被捕的进步学生孟庆远回忆：“复旦的抗暴运动十分成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章益校长没给我们设置障碍。”但是，作为一校之长，章益既担心已筹款项沦为废纸，又要面对国民党当局层层施压；既要向当局呼吁增拨经费，又要保护进步师生不被军警逮捕，他心情烦躁，进退两难，几欲辞职，师生均竭诚挽留。

2月13日，正是在校园内外的暴风骤雨中，登辉堂工程艰难开工。

3月10日上午，江湾校园举行隆重的登辉堂奠基典礼，李登辉拄扙参加，章益陪侍在侧。有一个细节，当时并不为人注意：一位记者前来采访，章益向老校长介绍说：“他是校友，是记者。”李登辉马上说：“噢，那你应该永远诚实，说老实话。”（《新民晚报》1947年12月21日）这句话，看似老校长对年轻记者的叮咛，现在看来，也是对当年处在困境中的章益的慰勉。

6月23日，登辉堂竣工。

7月，章益率登辉堂工程验收人员在《验收证明书》上签下验收意见：“尚能遵照合同完成本工程。”经结算，工程总计用款为7.42亿元———这在物价飞涨的当年，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在暴风雨的间隙，章益终于可以长吁一口气了……

（本文编辑：许云倩。本文照片除署名外皆为复旦大学档案馆藏品。题图为今年3月重新开幕的相辉堂外景，读史老张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