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上，说中国经济将要崩溃的言论又再次出现。其背景是时下中国经济增速自2010年持续走低。中国经济从2010年增速10.6%的高位跌落到2014年的7.3%，再到2015年的6.9%，跌到了25年来最低位。这也是中国自1979年经济转型后，首次经历的经济减速时期。

中国经济下行风险依然很大。不少人将中国经济下行归咎于中国经济结构问题，如国有企业效率低，债务杠杆高，人口老龄化加剧，投资型增长模式乏力。自去年下半年以来，中国股市和外汇市场萎靡不振，使中国经济前景更加黯淡。上述都是近期达沃斯论坛和其他国际论坛的观点。

这些论坛的观点其实并不准确。中国经济当前处于转型期，确实存在结构性问题。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决议便是要着力解决这些问题。然而，2010年后中国经济减速的真正原因并不是结构性问题，而是与外部因素和周期性因素有关。

2010年巴西、印度、俄罗斯增长率分别为7.5%、10.3%、4.5%。这三个金砖国家在2014年增长率突然降至0.14%、7.3%、0.6%。这些国家经济增长减速比中国更大。我们不能将他们的问题归结于中国经济结构问题。

除此之外，韩国、新加坡2010年增长率为6.1%和15.2%，2014年猛然降至3.3%、2.9%。这两个国家属于高收入、高绩效经济体，应该存在较少的结构性问题。然而，从结果来看，他们却遭遇了比中国更为严重的经济减速。所以，要解释这么多国家为何不约而同地出现经济减速状况，只有从外部环境因素和周期性因素上找答案。

事实上，理解各国普遍出现经济减速一点儿也不难。我们知道，带动一个国家经济增长靠的是“三驾马车”：外需、投资和消费。

首先，1979年至2013年期间，中国外需年平均增长率为16.8%。因受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美欧及其他发达国家需求疲软的影响，该增长率在2014年迅速降至6.1%，2015年出现负增长，为-1.8%。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及其他出口型东亚高收入经济体也受到类似的影响。

其次，应对2008年经济危机时，中国和其他国家一样都采取了刺激政策，以支持投资。这些投资项目目前大都已经完成，而全球经济却还没有回归正轨，外需依然疲弱。倘若不再采用新一轮刺激政策，投资方面将不可避免地陷入周期性减速中。这类投资方面的周期性减速对于所有国家都不陌生。

出口和投资增速放缓使得消费成为了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中国得益于稳定的就业率，消费增长一直稳定在8%左右。然而，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和高收入、高绩效、出口型的东亚经济体消费增长率却达不到中国的增长速率。结果，这些国家经济减速速度也比中国更剧烈。

自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已过了8年时间。美国、欧元区和其他发达国家还没有恢复到正常增长速度。由于国内政治局势的牵制，这些遭受危机打击的高收入国家无法全力实施必要的结构性改革，如降低工资，减少社会福利，削弱金融杠杆，控制预算赤字，所以也难以提高经济竞争力和活力。这些高收入国家将继续在缓慢增长的岁月里迷茫前行，正如日本1991年经济泡沫破裂后，国内经济一直处于低迷状态，也拖累了全球需求增长。

中国经济增长目标为6.5%以上

中国政府目标为在2016年至2020年第十三个五年规划期间，年均保持6.5%及以上的中等经济增速，在2020年实现家庭收入较2010年水平翻一番。鉴于接下来一段时间国外需求可能将持续疲弱，中国能否实现增长目标取决于国内需求环境，包括投资和消费两方面。就目前情况来看，这两方面均有很好的机会。

第一，中国作为中等收入国家，拥有充足的产业升级机会。即使当前中国钢铁、水泥、玻璃、制铝、造船等行业存在严重产能过剩情况，且劳动力密集型生产行业也因提高工资而丧失了部分相对优势，但是这些行业都属于中低技术产业。

中国中低技术产业在走向中高技术产业的升级进程中还存在相当的投资机会，诸如特殊钢材、精密仪器、先进设备，等等。这类的投资将带来高额的经济回报。

第二，中国前一段时间的基础设施投资主要集中在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连通工作，如城市间开通的高铁、动车，以及新增设的机场、海港。然而，城市内部的基础设施却严重稀缺，如修筑地铁、地下水管道等。在这些领域的投资将减少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率，产生社会及经济效应。

第三，环境保护领域也将成为中国未来投资的热点领域。中国在经历经济飞速增长之后，已经在面临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在该领域投资也会带来较高的社会收益。

最后，中国城市化进程也将吸引大量投资。目前，中国仅有约55%的人口生活在城市地区，而高收入国家该比例在80%以上。中国经济发展带动城市化进程，相应的住房、城市基础设施及其他公共服务都会引来投资热潮。

中国在当前经济增速放缓时期拥有很多投资机会。这也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主要差别。发达国家一旦出现了产能过剩，很难找到新的投资增长点。发达国家基础设施、环境问题基本良好，城市化进程也已经结束。所以，在中国经济减速时期，发达国家的经验不能作为衡量中国经济潜力的标尺。这也是为什么李克强总理去年3月说过，中国面对经济下行压力，有着充分的调整空间。

中国拥有支持投资的必要资源

中国除了拥有好的投资机会外，还拥有支持投资进行的充足资源。

首先，中国各级政府公共债务总额少于GDP总额的60%，在其他国家，政府举债超过其GDP总额的比比皆是。

中国拥有充足的空间，用以扶持基础设施投资。地方政府曾经以从银行或“影子银行”短期借贷的方式，资助长期基础设施投资，造成了期限错配的问题。近期，中国财政部允许地方政府开出长期基础设施债券以代替曾经的借贷方式，解决了该问题。必要时，中国政府也可以实行另一轮扩张性财政政策，支持基础设施投资。

其次，中国家庭储蓄占了GDP总量的近50%。政府可以使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拉动私人投资，包括通过公私合作模式，共同建立基础设施。

再次，投资需要足够的外汇储备，以保障海外技术、设备和原材料的引进。中国外汇储备达3.3万亿美元。

以上解释了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的原因。其他发展中国家或许也有不少投资机会，但政府财政力量薄弱，私人储蓄率偏低，外汇储备不够充分，使得他们在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增长下行压力时，无法抓住良好的投资机会。中国却不会有这些方面的限制。

此外，中国各大银行的利率及存款准备金率还相对偏高。美国、欧元区、日本储蓄率接近为0%，他们正面临流动性陷阱。中国政府为支持投资，完全可以降低利率及存款准备金率。

中国得益于上述有利条件，将会继续保持高投资增长率，进而提供充足的工作机会，增加家庭收入，保持消费以合理的速率增长。这些有利条件在第十三个五年规划期间将不会改变。即使外部环境没有得到有效改善，外需持续疲软，中国仍有能力依靠国内投资和消费增长，实现6.5%及以上的经济增长目标。

中国完全有能力实现自身增长目标，也将持续担当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年均贡献30%的世界经济增长总额。

（本文摘自《赫芬顿邮报》，本文制图：邵竞 本文编译：侯霄阳 稿件未经作者本人审阅，编辑邮箱：shguancha@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