卸任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后，尚长荣的生活依然忙碌，带学生、准备出回忆录、演出、办讲座……作为中国戏剧界首位梅花大奖得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传承人，他最关注的还是如何将数十年打磨的艺术心得传承给下一代。

现在没苦可吃得自找苦吃

1940年尚长荣生于北京，他是四大名旦之一尚小云之第三子，当代最负盛名的净角艺术家，开创架子花脸铜锤唱、铜锤花脸架子演的艺术模式。谈起少年时代学戏艰辛，他的第一反应却是十五六岁时在杭州旅游，“那时九溪十八涧基本没人，进了灵隐寺顺着旁边的小溪走，偶尔能看到三五个人，溪水潺潺。之后我有三十多年没去过杭州，故地重游，人多得简直像庙会。少年时代留给我的美好印象太清楚了。”

记：大家都说学戏苦，可听您的回忆，学戏不但不苦，还有时间游山玩水。

尚：那时我十多岁，学戏、演戏、游山玩水。所谓苦，是电影里的夸张描写，把那时候的科班都说得跟集中营似的。谭元寿曾经将“富连成”坐科戏称为“七年大狱”，学戏不是蹲监狱，所谓“七年大狱”就是吃苦而已，那时候谁不挨打？中国女排经受日本教练大松博文魔鬼训练，也很苦。现在想起来，要干点正业，能够成正果，不吃苦是不行的。现在没苦可吃，得自找苦吃，吃苦是好事。

记：您父亲尚小云对您学戏有什么影响？

尚：我父亲治学、治家、治艺都非常严格，他脾气很大，又是侠骨柔肠，非常好说话。他特别厌恶做人不正派，不能容忍演员对于正业不认真、懈怠，由于懈怠而在舞台上出错。只要不是由于懈怠出错，他从来不计较。他太认真了，对于子女、学生学艺严格到不近人情。那时候我们在家里不敢犯一点错误，特别在舞台上，不敢有一点疏忽，更不敢松懈。如果做得不够认真，下来是要挨板子的。现在回忆，我正是从小受到他的影响，对自己的专业从来不敢懈怠，业精于勤而荒于嬉。

记：您觉得现在学戏与过去有什么不同？

尚：作家笔下的科班生涯有艺术加工，但最好还是务实。“七年大狱”不是监狱，像荣春社学生穿得很讲究，一班几十个学生，抗战时期戴的都是飞行员的航空帽，很时髦，吃得也好。挨打归挨打，学得好，可以坐着汽车去吃西餐，都是真奖励。现在更好了，学戏是甜蜜的事业，老师追在学生后面，就怕你不肯学。以前学戏的人都是穷苦出身，大家都知道学戏有前途，能养家出名。除非是很有天赋的爱好者，富家子弟不到科班学戏。

成功的新编戏要有警示有棱角

1988年　《曹操与杨修》在上海京剧院横空出世，被公认为“新时期以来中国戏曲的里程碑作品”，《贞观盛事》《廉吏于成龙》成功推出，奏响“尚长荣三部曲”。《曹操与杨修》《贞观盛事》《廉吏于成龙》　分别获第一、三、四届中国京剧艺术节金奖（榜首），囊括中国戏剧界所有重要奖项的“大满贯”作品。

记：新编戏很多，能写到观众心坎上的成功剧目却不成比例，您的三部作品都非常成功，深受好评。

尚：《曹操与杨修》《贞观盛事》《廉吏于成龙》三个戏写了不同历史时期，三个戏都在启迪人生，我都很喜欢。古往今来，所有舞台上的戏都在说道理，张扬正义，鞭挞黑暗与丑恶，比如《大保国·探皇陵·二进宫》是正义与非正义的较量，告诉观众“做错了还是要纠正”。《四郎探母》讲人性、思乡，告诉观众“国与国之间和为贵，民族之间和为贵”。我演戏很注重开掘一出戏的历史内涵，要让观众欣赏艺术的同时，也受到戏的主题内容启迪和影响。

记：演出《曹操与杨修》，您最大的心得经验是什么？

尚：排《曹操与杨修》我47岁，感觉自己火候已经到了，太年轻不行，过了50岁之后，或许也不行，思路没有那么敏锐。“曹杨”出台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没有上海京剧院同行搭档的氛围，实现不了我的艺术追求，我将一事无成。

我演曹操没有什么派，不是按照某个派来演，而是按照我的追求，通过内功外功结合，塑造有血有肉、栩栩如生、有历史厚重感的艺术形象。内功是人物塑造，外功是唱念做打。我没有因为要立派去攒点东西，我演曹操，不分铜锤还是架子，唱还是念，只要符合音韵学、美学的舞台标准就行。言兴朋也没有拘泥于言派去塑造杨修。在我看来，流派只是外部技巧，这个技巧与人物的内功外功理性结合，舞台上才会产生玄妙的艺术形象和感染力。

记：您在《曹操与杨修》表演，为什么能在新编戏领域独树一帜？

尚：从心欲，不逾矩。年轻演员应该有这种理念，随着积淀慢慢成长，功夫到了，水到渠成。急于求成，是拔苗助不了长。我看到一些地方戏演员，自称某派唱腔创始人，这话说过了，艺术成绩必须经过舞台检验，不要为了标榜自己而标新立异，不要为了形成某个流派而标新立异。流派在艺术实践中逐渐形成，得能被人接受，合乎客观规律和艺术逻辑。

记：《贞观盛事》排演时，有人提出要改词，被您拒绝了？

尚：《贞观盛事》　里君臣嘻嘻哈哈吃喝玩乐，只有魏征不断提意见。魏征与太宗也是属于唇枪舌剑，只是没有“曹杨”那样的生死撞击。有场戏，李世民夜访魏征，发现他的住所很简陋，下令修缮，可被魏征拒绝了。魏征随后提出为官要“一清廉、二谨慎，三勤苦”。有人认为台词太尖锐，应该改掉。我发脾气了，魏征的话都是历史上的原词，有依据，不可能改。我们好几次演完这场戏之后，全场掌声雷动。

记：《廉吏于成龙》，您听从评论做了修改。

尚：一开始我觉得排《廉吏于成龙》没戏，因为戏里没有断案、没有矛盾。导演也说，“我导过很多清官戏，这部戏没有杀贪官，肃什么贪，表什么清。”后来我们达成共识，《廉吏于成龙》以一个布衣高官的人品为核心，一个个故事像串起的珍珠。《廉吏于成龙》　上演之后，《文艺通讯》发了一篇评论，认为《廉吏于成龙》主人公有给自己歌功颂德的嫌疑。我看了这篇文章，觉得有道理。戏好看，必须坚决杜绝三突出、高大全，于是把于成龙“我是清官”“要为老百姓做事”等自我表扬的豪言壮语都删了。当时《廉吏于成龙》　在上海已经拿了很多奖，都是第一名，但是该改还得改。绝不能手软、背包袱，昨天表扬，今天不算数，得重新认识。

记：三部戏大获成功，您觉得有共同因素吗？

尚：好戏要对人有启迪、有警示，应该有棱角、敢讲，远离过去时代的思路观点和理念大棒。

有些人唱了半辈子戏还糊涂着懵懂着

去年青春版《曹操与杨修》问世，尚长荣担任艺术指导。建组前，几位青年演员收到尚长荣的一封信，信中写道：“一堂新人、新气势、新闪光。担子不轻啊！我有劲头按当年苦排曹杨之精神来要求你们，逼你们苦排苦练！不知你们有没有兴趣？会不会有意见？肯不肯吃苦？只要主要角色扮演者奋起带头，发扬曹杨剧组当年优良传统的拼命精神，玩命儿劲头，定会获得观众之认可！”

记：教后辈演戏，您会怎么指导他们尽快在艺术上成熟起来？

尚：要善于与不同见解的人合作，慢慢来，求大同存小异。排演青春版《曹操与杨修》这一年，我不是光去教，不是要求他们必须按照我这个来。年轻演员不对在哪里，我会给他们出主意，为什么要用这个声音，讲解声韵情关系为什么要这样，是情感需要还是观众气氛所需，哪点要火、哪点要温。有些人唱了半辈子戏，还糊涂着、懵懂着。

人只有两只眼睛，后面你看不见，所以必须有人帮忙看，必须承认得有第三只眼睛来看自己。有的年轻人拒绝这么做。拒绝意见的人，是笨人。不能要求提意见的人全都准确，有的意见马上能用，有的是启发，有的不准确，可以作为参考，但是绝对不能拒绝。

记：听说您有三怕？

尚：我不太爱张罗自己、自我炒作。我有三怕，一怕开表彰会，一开表彰会我就发怵，怕找不到感觉了，如坐针毡。研讨会也是，难过啊。我这种个性，按北方来说是“怵窝子”。尚长荣舞台生涯多少多少周年，我不想搞纪念会，要搞就搞三出戏评论会，讨论三出戏得失；二怕看我的演出录像，每次看，总能看到让自己不满意的地方，偶尔看到一个录得还行，心里面就很庆幸。比如3D电影《霸王别姬》，总的不错，可还觉得这里差点；三怕听自己的录音，舞台录音难免有音不准、气息不准的地方，一听净是毛病。实况录音有点意思的，都得有超级水准。一听就知道是谁在表演，很不容易。

自己能挑自己毛病，是一大优点。自我欣赏、自我陶醉、听不进去意见、艺术上的自恋是极大误区。

记：像您这样功成名就的大家，还能清醒地给自己挑毛病，让很多人意外。

尚：看事物、看是非、看作品、看艺术，都应该非常准确务实。演员跟粉丝不一样，粉丝，你错了也是好的。而演员一定要摆脱盲目，给自己照镜子，做明白人。我讨厌盲目地迷信和崇拜。艺术上要远离造神模式，一造神，一盲目迷信，就背离了创作初衷。

在艺术上看问题，我能够接近客观和准确，靠自己的评估，也靠周围人。演戏，我是需要导演的人，需要有智囊团给我出主意，一是肯定好的，这样做是对的，你要这样；二是指出缺点问题，你这点不合适。两者我都需要。拍《霸王别姬》，陈金山、吕爱莲、李春城组成技术导演组。拍完我就问怎么样，得到回答“行，过了”要么是“我觉得这点还不够”，我就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我应该还是愿意听取意见、能够接受意见的人，这是我的优点。听意见，不是彰显谦虚，而是实际的客观需要。

记：您怎么看待立派这个问题？

尚：与其说立派，不如说我现在有自己的思路理念和追求，也承认自己形成了演唱和表演的风格。我不够称派，也不敢称派，这是评论家对我关爱。1980年就有评论家写，尚长荣开宗立派指日可待，那是我第一次听到立派。有一次访谈中，我提过“不能立也不够立”。京剧表演艺术家杨宝森说过，生不立派。派是客观上，是观众给的。

（本文转载自今日《解放日报》。题图摄影：蒋迪雯 编辑邮箱：shguancha@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