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钱钟书杨绛的独生女钱瑗老师聊天

上北京，去母校北京师范大学与昔日部分在京同窗敘旧，经过学生饭厅，忆起“文革”后期曾与钱钟书、杨绛的独生女钱瑗老师在这里站着午饭聊天，她还提起世交叔伯傅雷翻译的罗曼·罗兰的　《约翰·克里斯朵夫》，当时这部长篇名著好像被视为宣扬个人奋斗，而被禁止流通。她没有看过，当时世面上已经找不到了，学校图书馆绝大多数藏书也被批为封资修东西，而被封存了。我说我有，可以借给她看。但后来到底有没有借给她，我也淡忘了。走到学校末端的兰蕙餐厅，大家聚餐叙旧，调笑往日岁月情，时光倒流，青春年少回到眼前。乍然惊醒，但觉这中午的太阳正好。饭后从餐厅出来，说说笑笑，有人提议，何不作校园游？

走过当年我们的学生宿舍西北楼，仰头只见三楼窗前那棵法国梧桐树，已经长得高过四楼屋顶。当年，它的宽大树叶，只及我们的窗口，夏天时，那叶子拂着玻璃窗，沙沙作响。这树越长越高，陪伴着我青春的记忆。我还记得，忽有一晚，广播在校园内轰响，电影《静静的顿河》在大操场放映！那时，北京电影院除了公映《地道战》、《地雷战》和《南征北战》之外，就只有西哈努克的新闻纪录片了，一听到有苏联电影可看，而且是被批判的电影，如何不令大学生们轰动？大家纷纷从宿舍楼里涌出，争先恐后，这座大楼的大门只有一扇，全都挤在门口了，大家都挤不出去。有的人灵机一动，干脆就从底层宿舍的窗口穿出去。有个四楼外语系学生大概心急过头，跑到二楼，竟以为到了底层，踊身一跳，屁股着地，才发现跳错了！电影没看成，却给抬进校医院，躺了多天。
　　

西北楼和西南楼之间，那时两边都是空地，但如今地方珍贵，两边都起了新楼。以前一间宿舍住七个学生，如今我以为减了人数，但并没有。除了翻新之外，这幢五十年代中盖的楼并没什么大变。连附近的枣树林，当年我们曾打过枣的那棵，也找不见了。

走过“京师大学堂”牌匾

是有点失落，一行人走着走着，走过“京师大学堂”牌匾，那是1902年成立的北师大的前身。再往下走去，便到了立有孔子雕像和北师大老校长陈垣雕像的小绿园。两年没去，现在那里又加了一座启功雕像。在另一边，一棵大松树底下，“敬师松”静静立在那里，其实，我的目标正是此处。但学校立碑时，竟把张仁强、涂乃贤、陶然并列。我看了所拍的照片，向校友总会负责人提出涂乃贤就是陶然，这次去看，陶然用括弧括起来了。因上学时我用的名字，与现今笔名是两种写法。抵京次日上午就去拜访杨绛妈妈，当她看到“敬师松”照片，看得很仔细，看完笑着说，涂乃贤没人知道，陶然就知道了!

搭的士去杨宅时，司机开到三里河北街，是后门，但后门关闭，只好兜到前面的南街进入小院。走到小楼，按室号，没反应。旁边走来一位中年男人，见我彷徨，开口问我，是找杨先生吧?我点头，他就给开大门了。我含笑点头致谢，无言感激。
　　

待上得三楼，小吴已在门口相迎。我把替仁强树西带的棉夹袄等呈上，小吴说，奶奶在闭目养神。她趋上沙发边，喊醒杨绛，她睁眼见到我，笑着说，你来了。
　　

去年因为有事，没上北京探望，今年无论如何都要去。杨绛耳背，小吴对我说，奶奶老惦记着你，担心你太累。这我都明白，也是无言感激。杨绛拉着我的手，叫我挨着她坐下，小吴给我们拍照。她翻看我的《留下岁月风尘的记忆》，看到有一张冯至旧诗集《十四行集》封面，她说，当年在干校，她教冯至如何下田，成了好友。还有何其芳。前一天刚到北京，就打电话告知小吴，她说，明天来午饭吧。虽然很想重温前年九月探访她一起吃寿面时，给我们唱儿歌的情景，但杨绛那天精神欠佳，不便打扰，于是便告辞了。
　　

提起八卷本《杨绛文集》，小吴说，都出齐了，只是怕我带得太沉，她建议，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北京三联书店分别出版了《洗澡之后》和《“隐身”的串门儿》，不如拿这两本去？杨绛补充，《洗澡之后》就是原名《图书馆管理学》那本。题签时，杨绛依然用小楷，小吴在一旁提醒，字写大一点。杨绛抬起头说，我就是要写小字。

杨绛说，你是甄宝玉呀？！

小吴说，五月间，奶奶住协和医院检查，消息不胫而走，许多人都要来看望。连住同院的、百岁周有光也要来。协和的护士、护士长都纷纷要奶奶签名。当一名叫甄宝玉的护士翻起名牌时，杨绛说，你是甄宝玉呀？！我以为是玩笑话，但并不是，那护士真名就是“甄宝玉”！我虽并不在现场，但一时之间，竟有坠进《红楼梦》的刹那恍惚感。

临离开北京前一天，我又去杨府告别。小吴说，一般来说，下午精神好，那天下午就看了好一阵子的书。当我敲开她的门时，杨绛穿着棉夹袄，正在读书。她放下眼镜，说，是楼上邻居的书，但已搬走了。那夹袄是树西托我从香港捎来的。她说，替我谢谢仁强树西。

她说，我身上没钱，有十块钱就觉得很富有。小吴说，钱都给存着，每一笔都要给上头看，账目一清二楚。说话间，提起学校领导想托我带去看望她，她双目紧闭，我以为泛有泪光。他们把圆圆(即钱瑗的小名)害苦了！工作那么忙，回来还得改学生作业。小吴在一旁补充，钱瑗人太好，杨绛叫她搭的士回来，别省那个钱。杨绛又说，他们把她送到郊区医院，那么远！

她依然闭着眼睛，忽然说道，你明天要离开了，回去整理行李吧。我紧握她温暖的手，告辞。她起身，说，送送你吧。我说不要了。但她已经起身，在小吴的轻扶下，陪我走到门口，我拥抱她。小吴在一旁说，奶奶一百零五岁了。杨绛插口，一百零六岁！我和小吴齐声笑道，是一百零六岁。

离别前，我请她在那本南京凤凰文艺出版社今年一月给我出的散文集《风中下午茶》扉页上题签，里面有我写的三篇有关杨绛的散文：《笑眯眯的杨绛》、《百岁杨绛》、《“老爷有钱！”》。她签上名字，只是写日期的时候，把二零一五写成二零一四年了。小吴待要提醒，我不想她麻烦，便说，错体更珍贵，大家哈哈一笑，我的视线望向那张镶着镜框的敬师松碑文。那是当年我在这客厅起草的，杨绛看了，提笔画了三个圈圈，笑著说，我批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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