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小东门有一条路叫外咸瓜街，如果望文生义，以为是卖酱瓜的，实际上是早年福建漳泉鱼商来沪贩售咸黄鱼的聚集地。黄瓜鱼，是闽人的叫法。黄鱼，才是上海人的叫法。

上海人对黄鱼是真爱。不仅爱吃，还有一股天然的亲切感。一个上海人说“三天不吃黄鱼汤，两只脚里酸汪汪”，表达的是对黄鱼味道的思念，是一种上海人才能意会的味蕾上的乡愁。一个上海人说“侬黄鱼脑袋啊！”，意思是人脑袋像黄鱼一样长了“耳石”，也是一种上海人才能领会的戏谑。了解上海文化，真还绕不开黄鱼。

上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一艘艘吃水线压得低低的，从东、黄海渔场满载着大黄鱼归来的机帆船和机轮，靠上了杨树浦江浦路上海鱼市场卸鱼，鱼贩们在上海鱼市场批到货后，便叫一辆三轮运货车将货运往菜场。踏车人弓着腰，踏着满载大黄鱼的三轮运货车，鱼贩坐在车后押车。到了十字路口，一辆辆鱼贯而行的车辆便各奔东西，空气中留下了一股浓烈的海腥味。当三轮车分头来到杨树浦西，八仙桥、西藏路东以及十六铺附近的小菜场时，挎着菜篮等候多时的家庭主妇满心欢喜地叫道：“黄鱼车来了！”这样叫的次数多了，整个上海叫开了。这不是我的杜撰，是杨浦民俗研究者考据出来的成果，《上海水产供销史》也有提及。

大黄鱼的汛期，发生在每年4~6月，清明至夏至。其中东海舟山渔场比北面的黄海吕泗、大沙渔场要早半个月。秋季则发生在9月秋分，称桂花黄鱼。好多年前，东海渔民中流传着一种说法，说是大黄鱼鱼群，在春天听过春雷响过后，它们的耳石变重了，便会在海中发出一阵阵春雷般的鸣叫声。其实，这黄鱼群在春天里发出的“咕咕”鸣叫声，即求偶之声，因为鱼多势众，声如滚滚春雷。有清末上海人秦荣光的竹枝词为证：“洋面成群响如雷”，秦还在附注中补充说：黄鱼“四月间，自洋群至，绵亘数里，声如雷”。

追大黄鱼汛，一定要找到鱼群在海里发出的“打雷声”。

1960年代的老式渔船

我是上世纪70年代初，进杨浦复兴岛上海海洋渔业公司。知道了捕捞黄鱼是用双拖渔船，也就是2艘渔船——一艘叫头船，另一艘叫二船——共拖一顶网。头船船长一般资格老一些，二船船长年经些，头船有报务员与复兴岛基地联系，有消息通过对讲机转告二船。2艘船拖一顶网，相隔60米，捕黄鱼的网口扫海面积大。这顶网长120米，像一条长裤，由囊网（俗称“袋洞）和网档、2个像长裤脚管分开的网脚组成。平时大网头是1000箱，2吨。箱子是木板拼的，可装40斤。大黄鱼装箱的益处是质量好，卸鱼时计数方便。故报务员向上海复兴岛基地报数时，均用箱子为单位。若黄鱼汛超过6、7吨，堆叠在鱼舱底层的冰鲜鱼箱子用光了，下舱的鱼只能散装了，即一层鱼铺平后，撒上一层碎冰（机冰）保鲜，这叫薄鱼薄冰，保鲜也很好。但报数还是折合成箱子数。

我的师傅老钱（其实他只比我大5岁，青浦人）告诉我，1965年东海的大陈岛附近捕大黄鱼时遇到大黄鱼汛，大网头一网估计有20余吨。当时，只见后面远处结集着大群海鸥，黑压压一片。“船长说网起浮了，快拉旗通知二船靠拢起网。此刻被满网黄鱼顶浮起的整个饱鼓的网身，在阳光下满目金光闪闪，犹如一条金色的巨龙，映现在监色的波涛里。而那些不劳而获的海鸥，纷纷冲上冲下，轮番地从凌空一个侧身，穿向海中爭食漏网之鱼，还发出呱呱的叫声。此刻劳作中的渔工们，也在为庆幸丰收时的喜悦而大叫着，整个海面，伴随着绞车转动的隆隆声，沉浸在丰收的乐曲中。”浮出海面的网身上，人可以踏上去走动。如果发现网身有小的破洞，身体轻巧的渔捞员会穿着长筒靴直接走过去拿网梭补网。

我第一次亲历大黄鱼汛是在1973年。

清明一过赶大黄鱼汛。春天的东海上细雨连绵，白雾弥漫。清晨，发情的大黄鱼在海面上“咕咕”吟唱，吵得附近岛礁上的灯塔守夜人睡不着觉。

当时我所在渔船上，船长王船长刚刚30出头，和我这个小加油（机舱轮机员最低的一级），很谈得来。这一航次出航后，刚进入舟山渔场，从凌晨4点不到开始，王船长手握舵轮，双耳竖起，在青黛色的海面上，兜兜转转，寻寻觅觅，侧耳细听何处有隐约的“雷声”。苦苦追了3个多小时，他终于听到了发自海里，仿佛夏日里暴风雨来临之前，一阵阵霹雷声炸响似的。他大喜过望，当即按响铃声后，对急急披衣而起的渔捞员们，兴奋地大声疾呼，快快快，马上放网，有大网头啦！

网下水后，他叫我们抓紧时间睡一觉。他不睡，双目炯炯，紧盯着探鱼仪上黑色波纹线的变化。一个多小时后，他按铃叫醒我们起网。绞车绞起数百米长的网纲时，轧轧轧的直响，看来这一网分量不轻。果然网纲即将绞尽时，犹如定向爆破般的，“呯”的一声，海面上顿时浮起了一条宛如阿拉伯神话中的金黄色的飞毯。那是成千上万条的大黄鱼，鱼鳔一齐鼓起，在网中作困兽犹斗，响声如雷，水花乱跳，生生地把一顶重达数吨的鱼网顶出了海面。

渔获数倍于常规产量，起网也只能分好几次进行。方式是囊网（袋洞）拦腰有一圈可以卡紧的60多米长的钢丝，用绞车把钢丝噌噌地抽紧，用“卡包”的方法，即把囊网（袋洞）扎口袋一样扎牢，将囊网后面一大截网身的大黄鱼，暂时分隔出去。囊网起上后，拉开网口，把2吨鱼哗啦啦倾倒在前甲板右侧。第二次，让网身最前面被隔开的鱼，进入囊网，再一次用钢丝卡紧后，起上来。就这样，我们这一网12吨，共“卡”了6次包，整整用了7个多小时，右侧前甲板倾泻满了，左侧前甲板也泻满了。.处理渔获的船员雨衣雨裤，站在鱼堆里，鱼深深地没到了腰间。没有当班的我也上甲板帮忙。等渔捞员们用鱼铲把鱼铲到甲板中间一长条高1米的平台上，我们先将鱼装箱，箱子装完了再装箩筐，边装边冲洗后吊下冰舱。从早上起网，将最后的一筐渔获倾倒下鱼舱时，已是满船灯火通明的傍晚，船员们都累得直不起腰了。有一个年轻船员太困了，竟一下子倒在鱼堆里，打着呼噜睡着了。

当晚，我们的轮机长老徐在《轮机日志》上写道：今天捕大黄鱼12吨，烂眼”的女婿就是行！我一问，才知道王船长的老丈人是上海劳模张船长，因为常年捕鱼熬夜、看海图，两眼时常充血，故得了这绰号。当时，船员待遇不错。老船员大多数来自浙江宁波舟山，还有一部分来自江苏启东吕泗港和上海郊区的川沙、南汇、奉贤、金山，青浦等处，大都是渔民子弟，不仅身体好，而且多在杨浦新建的长白三村公房有分房，因此在择偶时也颇受女孩青睐。一艘小渔船，长33米，宽10米，20个人，日日夜夜在一起，很多老船长就在未婚船员里挑中了女婿。

黄鱼汛期的渔船返航忙，上海3个鱼市场也忙活了。

上海渔船出航

众多渔船停靠复兴岛码头后，由渔港码头调度台统一调度，分别去杨浦军工路鱼市场、江浦路鱼市场，和南市董家渡路鱼市场卸鱼。3个码头军工路最大，岸线300米；江浦路次之，204米；董家渡路最小，85米。3个鱼市场与渔业公司同属于一个水产局领导，也就是所谓的产、供、销一条龙。因为靠近闹市，其中董家渡路鱼市场虽受欢迎。

鱼市场里一股冰鲜大黄鱼的甜腥味，弥漫了2600平方米的卸鱼场，蔓延到董家渡路市轮渡口的江面上。鱼市场三面墙壁边，垒着一排排高得快接近天花板的鱼箱，这是鱼市场卸鱼工，右手铁钩勾着鱼箱的搭攀，左手拎着另一头搭攀，一箱箱叠上去的，鱼箱叠到高出人头后，他们一箱箱的飞抛上去，嗖嗖嗖地越抛越高，落下来不偏不倚，正好落在下一个箱子之上，端的是艺高胆大，非一日之功。鱼市场中间放眼望去，都是一筐筐垒起的大黄鱼，一片“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嫩黄颜色，只留出一条小通道走人。

我们渔船卸完后，渔业公司的驻场代表，就与鱼市场的会计一起最后一次清点渔货。一箱40斤，一筐50斤。双方各自用算盘（那时还没用上电子计算器），劈里啪啦打一阵子，数字对拢了，鱼市场会计开出一张卸鱼数量总计多少箱的收据，两讫。鱼市场门口，早就排着长龙般的货车，这是靠董家渡路鱼市场就近的原南市、卢湾、黄浦等区的副食品公司的车队，等着装载大黄鱼。我们渔船才鸣笛驶离，他们的车子就开进来。装满后，又一辆辆嘟嘟按着喇叭，排着队缓缓离开。车上流淌下来的碎冰融化水、鱼的血水滴滴答答，湿漉漉地洒满了鱼市场门前，像一条长长的小河浜。各区副食品公司，货车上的冰鲜大黄鱼运回去后，又一一地分发给所在区的各个小菜场——当时每个小菜场都设有一个专卖海河鲜水产组——准备明日凌晨在水产摊位供应。

上世纪70年代，居民到小菜场买鱼凭鱼票（后来改为买鱼时在小菜卡上，剪掉小方块后供应），鱼票分花色鱼与杂鱼两种。黄鱼汛时我从海上回来后，会对我妈说，明天凌晨可以去用花色鱼票，到光启路菜场去买大黄鱼了。汛期时菜场的大黄鱼，一担（100斤）价格为40元左右，也就是4毛一斤，不算贵。一般家庭一个月可以吃一二次。我妈当年从菜场买回来大黄鱼后，基本上都做黄鱼汤。将切成末的雪菜（雪里蕻）、切成片的薄笋片，和东海冰鲜大黄鱼一起熬汤，鱼汤要熬得发白。我们每次都一扫而光。那些年，上海人的婚宴上，一条松鼠黄鱼是必不可少的。

但物极必反，捕的大黄鱼多了，它们的繁殖速度跟不上捕捞速度，大黄鱼的数量出现了雪崩般的崩塌。据《上海渔业志》记载，上海大黄鱼的年产量，上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保持在2千~3千吨；上世纪70年代前期上升至6千吨左右；1975年突破1万吨；1976年以后产量急剧下降，2千吨左右；上世纪80年代只有数百吨；1990年仅50吨。物以稀为贵。上世纪80年代初，上海菜场里的大黄鱼涨到5角6分一斤。至1990年，竟火箭般地嘭嘭上窜，涨到10多元一斤。到本世纪初，野生大黄鱼寥寥无几，一条野生大黄鱼买到了数千元，一般人是吃不起这天价大黄鱼的。上海人婚宴上的大黄鱼，也不得不用别的鱼替代了。

（参考资料：《上海渔业志》、《中国海洋渔业简史》、《民俗上海·杨浦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