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房记

我接到的第一个电话，来自一个住在柏林Wedding区的房主。这倒也是一位四十来岁光景的大叔，自称现在和妻子女儿住在一起，但他马上要去斯图加特工作了，要给妻女找一个合租的住客。我兴冲冲地和大叔商量好了上门“面试”的日期。不过一天的时间，这边厢我寄宿家庭的妈妈正在劝我不要住到人员混杂的Wedding区，那边厢大叔又打来了电话——他已经找到了合适的租客，不要我了。

我有点沮丧——好不容易来了点希望的烛光，还被扼杀在黎明之前。这更让我意识到WG竞争的凶险：想想看，若是之后我拿到的每一个“面试”都是和这么多住客竞争，我凭什么能够脱颖而出呢？

德国柏林的大树图书馆

下一个有幸拿到的“面试”，是在柏林最时尚的Kreuzberg区。这房子地理位置不错，就在柏林知名的夜市Markthalle Neun的后门。然而直到摁响楼下的对讲器才想起来——好像忘记问房主房子在几楼了。我隐隐约约记起来，照片上的房间里有个天窗……这下糟了！果然，我气喘吁吁爬到六楼，才看到微笑着站在门口的房主。

这位房主叫哈文，是个四十岁左右的妇女，很和气地请我喝她泡的柠檬茶。她其实也是房子的租客，把空余的房间转租出去，算是二房东。她是土耳其裔，在Kreuzberg区长大，热爱舞蹈，冰箱上贴了很多和她的女舞伴的照片，还有回土耳其探亲时和家人的合照。她出租的房间果然有一扇天窗，阳光把房间照得温馨明亮。

哈文一边抿着柠檬茶，一边把她对房客的两点要求慢慢道来：一是不能在房子里吃猪肉——虽然她不是穆斯林，但因为从小不吃猪肉，所以对猪肉过敏，不能闻到。二是千万不能用房子里的网下载盗版电影。“这样也是对创作者的不尊重嘛，”她说。我一一点头答应。

正在我感到谈判形势一片大好的时候，哈文突然给我打了剂预防针——她很坦诚地说，还是想找一个租期至少一年的长期租客，为此她还要再见几个看房者，才能给我答复。话音未落，门铃就响了。一个大学生模样的女孩儿小心翼翼地问：这里是哈文家吗？好嘛，真是“冤家路窄”，第二个看房者说到就到了。我俩带着狭路相逢的尴尬打了个招呼，我便悄悄离开了我的“竞争对手”。

没过几天，哈文的邮件就往我头上浇了一桶冰水：她决定接纳另外一个长期租客了。唉，看来眼高手低是使不得的，郊区的房子也该考虑起来。我咬咬牙，在选房网站上把几个柏林外围的区也勾上了。

Pankow是东柏林最大的区之一，从市中心一直延伸到柏林边缘。所以乍一收到Pankow区一位房主的答复，我还满心期许。再一看这套房子所在的位置：不偏不倚在两股分岔的轻轨线中间，当真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可是自己要租的房子，跪着也得去看完，不是吗？

从轻轨站下来，坐了半个多小时的公交车，眼瞅着四周越来越满目疮痍。这里都是东柏林的老房子。当年东德政府建的廉租房，整栋整栋被废弃了。这些楼垂头丧气地铁青着脸，门面紧锁，满墙涂鸦。公交车经过了一个废弃的电车站，把我丢在一片小树林旁边，只见一片杂草之中零星地伫立着几栋独门独院的房子。我勉强辨认出了照片上的那座小院，可是院子的栅栏门上连门铃都没有。我拿手机拨打房主留给我的电话，一直没人接听。此后我还给房主发了邮件，可是房主从此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音讯全无。

（东柏林荒凉的街道 作者提供）

回想起来，我第一次知道Pankow区还是因为乌多·林登贝格的一首老歌《东柏林来的姑娘》。当时柏林还处于分裂时期，来自西柏林的小伙只能拿着每日通行证去东柏林和姑娘约会，午夜时两人就得依依惜别。歌词里说：“啊如此美丽的姑娘，可惜她来自Pankow。”乃至我对Pankow一直存在美好的幻想。经过这次被放鸽子的经历，我只能说如今的Pankow区让我对一个美丽的故事和一支老歌从此幻灭。

幸运的是，就在我心生绝望之际，又一位房主的邮件如上天的礼物一般降临了。这是一间位于市中心施普雷河畔的老公寓，出门就是地铁站。女主人布丽塔身材高大，非常热情。作为一位画家，她的家里挂满了她那些色彩鲜艳的抽象画作。布丽塔说她之前的一个房客痴迷于电脑游戏，一天二十四小时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到后来连房租都不交。因此她对房客没什么别的要求，只要比那位仁兄像样就行。

这一次与布丽塔真是相谈甚欢：这间公寓不仅房租合理、房主和蔼、交通便捷，而且街对面就是一家结合了中式、泰式和越南式料理的亚洲餐馆，对我来说可是占尽了天时地利。临走之际，我还不忘恭维了一番布丽塔墙上的那些画，只求能给她留下个好印象。两天之后喜讯传来：布丽塔愿意“收留”我了！当我哼哧哼哧把箱子拖上这栋老公寓的三楼（当然，有电梯这件事就是奢望了）、箱子把经历过二战的老地板压得吱吱作响时，还是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在柏林有了安身立命之所！

（作者最终找到的不乏温馨的住处）

其他人

与我同来柏林参加交流项目的，还有十几个美国同学，在找房的宏大愿景前也是几家欢乐几家愁。比如富有人格魅力的男生威尔，和一位房主只聊了几句便发现他们是同一支摇滚乐队的粉丝，于是一拍即合，成为了我们当中最早结束“流浪”的幸运儿。而约翰就没那么走运了：他约见的房主自称有一张空余的床，结果约翰上门才发现房间里只有一张布满尘灰的沙发床，而且房主试了半天也未能成功地把床从沙发里变出来，场面很尴尬。

然而，最尴尬的例子非凯思林和戴安娜莫属了。这两个姑娘本来关系不错，却碰巧看中了同一间公寓，还被房主约了在同一个时间去“面试”。房主最后选择了戴安娜，还在回复凯思林的邮件里说：“你要是最近实在没地方住，可以问问戴安娜是否允许你在她房间里寄宿一段时间。”凯思林私底下跟我们说：还有比这更憋屈的事吗！

有这么一段时间，我们这个班上人心惶惶，大家都陷于巨大的找房压力之中。问别人找房找得如何，几乎成了一种忌讳。甚至本来我们根据德国习惯互相问候的口头语“Wie geht’s?（德语：你怎么样？）”，都没人敢说了，因为发音太像“WG”。

可喜的是，到了一个月限期将至之时，几乎每个人都找到了新家。然而，大家和房东的恩恩怨怨这才刚刚开始。

拿我另一个同学玛丽莎来说吧。本来她是我们当中最幸运的一个——只发了一封邮件就得到了回音，上门看了一次房就和房东欣然签了租约。我们去参观她租的公寓时，无不啧啧赞叹：虽然楼是老楼，公寓内却装修一新，深蓝色的墙壁，豪华的客厅，如同德国城堡一般。玛丽莎的房间对着街角，高大的玻璃窗围出一圈扇形，几乎有宫廷气息。

然而没过多久，玛丽莎每天对她的德国房东太太的吐槽，就成了我们课间的固定节目。这位房东太太听上去是个对别人高标准、对自己低要求的典范。虽然她在帖子里写明只招不吸烟的房客，她自己却有很大的烟瘾，而且爱在厨房里抽烟，不肯挪步到阳台上去。她曾经成功地把玛丽莎和另一位美国租客都骂哭过，而且骂人的方式还特别奇葩：看到玛丽莎的衣服扔在地上，她申斥玛丽莎为“母牛”；看到玛丽莎没有叠被子，她严厉地说：“如果警察进来，看到你的房间这副样子，你怎么办？”——以至于玛丽莎很怀疑，房东太太是不是以前受过秘密警察的迫害。

相比之下，我的房东布丽塔就要善解人意很多了。当我发现浴室里的莲蓬头没法固定在墙上时，布丽塔耐心地向我解释，因为这是经过二战柏林轰炸后重新装修的老房子，墙壁很脆弱，所以不敢轻易往墙上钉东西——她曾经想用钉子把几幅画挂在墙上，结果墙上一戳一个大洞，吓得她赶紧收手。不过了解到我的想法以后，她很快就去建材市场买了一个吸盘式的莲蓬头固定装置，还请她男朋友帮忙贴在了浴室墙上，令我感激不已。当然，每次我外出游玩回来，也会给布丽塔带些小礼物，而布丽塔则会用我教她的中文对我说“谢-谢”。

回顾这一串在柏林找房的经历，宛如看到了一段人生的隐喻：尽管曾经被拒、被骗，想过放弃，想过妥协，但最终还是幸运地在一座陌生的城市里找到了温暖的栖身之所。那些崇尚WG文化的德国年轻人，想必也是为了这种“相忘于江湖”的体验，才创造出这种与陌生人同一屋檐的生活风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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