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道豫先生的家，在京城的东交民巷。自清末起，这里就是著名的使馆区。北京和平解放时，毛泽东要求解放军入城必须经过这条路，因为当年各国使馆戒备森严，中国武装人员长年不得入此区域。

83岁的李道豫讲一口带有京味的普通话，时不时会插几句上海话，别有味道。他说他的上海话是“老底子的闲话”，跟现在上海人讲的有点区别。比如说洗澡，他夫人说“汰浴”，他则说“淴浴”。

采访就在“京味普通话”和“老底子上海话”的无缝衔接中进行。老先生记忆力很好，也很健谈。聊到2个半小时时，夫人进来送药，站在边上督促他喝下去，并低声跟我说：“别聊太久了，怕他血压高。”但一时刹不住车，又聊了半个多小时。临别时，老先生坚持送到电梯口，说如果需要，可以电话补充采访。

此时，距离他卸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已有22年；离他卸任中国驻美国大使，已经过去了17年。当年的外交风云历历在目，如今的外交领域日益纷繁复杂。无论是中国在国际舞台所扮演的角色，还是中美两个大国的关系，依然且越来越是全球的重要关切。

这时候，不妨听听李道豫不寻常的外交往事，以及他对外交事务的深层思考，对今天必有启示与借鉴。

【人物档案】

李道豫

1932年8月生于上海，1948年11月参加革命工作。1952年入外交部，曾任外交部部长助理、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中国驻美国大使。

1990年6月 李道豫作为常驻联合国代表、大使向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递交委任书

1991年12月 李大使在联合国安理会参加无记名投票选举联合国秘书长。当天，埃及候选人布特勒斯加里成功当选

1993年6月 美国总统克林顿接受李道豫大使递交国书

李道豫大使递交国书后与克林顿总统交谈

1993年9月 李道豫大使和驻休士顿总领事邱胜云赴亚特兰大，拜访美前总统卡特

上海忆旧：不是祖上常和洋人打交道，我就有了外交基因

高渊：你祖籍安徽合肥，是晚清北洋大臣李鸿章的后代。但为什么你总是说自己是外交部里的上海人？

李道豫：因为我父亲就出生在上海。我自己是生在上海，成长在上海。小学、中学和大学都是在上海念的，直到1952年去北京工作。安徽只是祖籍，我应该是地道的上海人，在家里也常说上海话。

高渊：你和李鸿章是什么亲戚关系？

李道豫：李鸿章是兄弟六人，他行二，老大李瀚章也是一品总督。我的高祖是老三，叫李鹤章，是淮军的一个重要将领。太平天国时，他率军在江南打仗。他过世以后，无锡人为感念其功德，还专门在惠山古镇建了个“李公祠”，不久前由当地旅游部门重新修复。

高渊：你后来从事外交工作，和你的家族传承有关系吗？

李道豫：很多人有误解，以为我祖上常和洋人打交道，所以我就有了“外交基因”。其实我跟大家一样，念书时读到晚清这段丧权辱国的历史很痛心，无意和祖辈的历史悲剧有任何瓜葛。

我出生在上海成都路一个大房子里，后来卖掉成了一所中学。那时我才4岁，辗转搬到现在的乌鲁木齐路复兴西路，离南洋模范中学比较近，后来就考上了南模。

高渊：你解放前就是地下党员，参加工作是从1948年算起的，当时还在南模上高中吧？

李道豫：我是那年加入地下党的，当时上高三，主要工作是积蓄力量、迎接解放，在同学中宣传进步思想，发展外围组织，为解放军画地图，组织人民保安队、宣传队等等。刚解放就毕业了。当时干革命工作有几条路，一是跟着大军南下，二是上华东革命大学，三是在上海参加市政工作，当时政府部门对学历要求不高，高中生就可以了。

但到了1949年8月份，市里有个决定，调一些高中毕业生里的党员，去上教会大学。根据组织上安排，有些人去沪江大学，有些人去圣约翰大学，我被安排上了沪江。

先进了教育系，后来党支部说系里学生党员已经不少了，让我去英文系，因为那里党的力量比较薄弱。但转系要找教务长和系主任批准，后者是美国人。他们查了我考试成绩，一看不错就通过了。所以，我不是为了想搞外交进英文系的。

高渊：后来是怎样的机缘进了外交部？

李道豫：到了1952年，为了建设的需要，让我们提前一年毕业。当时希望我们奔赴祖国各地，我是学生干部，但动员上海同学到外地去很难，要做不少工作。

我本来想留校，这时北京要开亚洲太平洋和平会议，这是建国后在我国召开的第一次国际会议。大会需要翻译，要求从上海调40个应届大学毕业生去。

高渊：就这样告别了沪江大学？沪江是否也在那年落幕了？

李道豫：当时主要从上海三所大学挑人，圣约翰、沪江和复旦。这个会1952年9月开完之后，到了12月份，决定把我们分配到中央各部委。我进了外交部，当时20岁。

就在那年，全国范围实施高校院系调整，沪江一些系被并到复旦去了。所以，我是沪江末代毕业生，但文凭是复旦发的。

外交部岁月：年轻人还是很愿意进外交部，但上海人少了

高渊：你进外交部后，第一个落脚点是哪个部门？

李道豫：我一直在国际司，没有在别的司待过。当时我不太懂，外交部不就是处理国际事务的吗，怎么还有个国际司。一打听才知道，实际上全名是国际组织会议司，用现在流行的术语叫“多边外交”。

当时我们把国际组织分了好几种，一是联合国，二是社会主义体系，三是资本主义体系。由于美国的阻挡，联合国一时进不去。中国一开始还任命了代表、组织了代表团，以张闻天为首，后来也解散了。我进去的时候，被分到二处，负责资本主义体系。

这个体系里最大的国际组织是红十字会，主要工作是处理朝鲜战争的战俘问题。这场政治斗争的关键是要运用《日内瓦公约》，我们必须认真研究这个公约，我也参与其中。

现在看来，我很有幸。因为我在学校里只是以学语言为主，有了这个机会就让我进入了国际政治和国际法领域。

高渊：不是会说外语就能搞外交，你是怎么提升专业能力的？

李道豫：搞外交必须有专业知识。50年代的外交部非常重视提升大家这方面的能力，知道五湖四海调来的人，包括军队的老干部、刚毕业大学生等，大多没有受过专业训练。当时也没时间把大家送出去学习，请了人民大学的老师来给大家上两门课：国际关系史和国际法，考试很严格。

那时候用的是苏联那一套教法，每次老师讲完以后就讨论，讨论完了进行“苏式口试”：先抽签决定顺序，然后给你半小时准备。我记得，我的国际关系史考题是：1922年华盛顿会议上，美英日三国的太平洋海军势力怎么划分，我有幸得了满分5分。

高渊：国际司在外交部里的地位如何？

李道豫：国际司那时是比较小的司，不像现在已经分成了好几个司，有一二百人。现在很多小年轻考进外交部后，多边外交是大家都想做的事，因为现在多边外交是我国外交的一个重点，各种国际会议太多了，外交部里年轻干部每年出差最多的就是国际司。

而且，得到锻炼的机会不一样。如果是搞国与国之间的双边外交，等级是很森严的，刚进部的小青年只能当跟班。但国际会议情况不同，有大会有小会，再分到各个小组。如果你被任命为中国代表，其他国家代表就都要来找你磋商，你讲的话就代表中国，责任感和使命感大不一样，这对年轻人是很大的锻炼。

高渊：你在外交部的上升路线图，能否简要勾画一下？

李道豫：我从国际司科员做起，然后就在二处，后来改名为经济处，当过副处长、处长，然后是副司长、司长，再后来是部长助理，一个台阶也没少。而且，其中有两个台阶是民意测验上去的，第一次是司长，司里投票，第二次是部长助理，是全外交部的处级以上干部投票。这样的选拔方式不是经常性的，但我都赶上了。

高渊：和当年相比，现在外交部对年轻人的吸引力，是大了还是小了？

李道豫：现在年轻人还是很愿意去外交部，和当年不同的是，现在外交部里的上海人少了。我去外交部的时候，很多人是直接从上海调去的。后来，像杨洁篪、王光亚、崔天凯等人，也都是从上海去的。

联合国风云：安理会只有两个人有“大哥大”，美国代表和我

高渊：你常驻联合国时，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李道豫：是第一次海湾战争。我是1990年6月份到联合国的，8月2日凌晨伊拉克侵略科威特。安理会半夜通知开紧急会议，是联合国一位女官员打来电话，我们传达室接的，还以为是骚扰电话。

联合国紧急开会，大使是必须去的。在当轮值主席国的时候，更不能离开联合国一小时以上车程，一旦哪个国家要求要紧急开会，轮值主席必须尽速赶到。所以，轮值主席那一个月，外地是不能去的，在纽约也不能住到郊区。

高渊：那次紧急会议有多紧张？

李道豫：会议上，美国和科威特联合提出，一是集体谴责伊拉克侵略，二是要求伊拉克必须退回到8月1日的阵地。因为科伊边界当时没有划定，有争议，所以不说边界。

当时，我们这边在开会，那边伊拉克已经打进科威特首都了，这早就不是边境冲突了。我刚买了个“大哥大”，像砖块一样的大家伙。那时候安理会中只有两个人有，美国代表和我，后来是人手一个。我一算时间，是北京时间的中午，就马上给外交部长钱其琛打电话，直接请示。

当时我建议，我的发言对伊拉克进入科威特表示遗憾，对谴责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提案投赞成票，得到国内批准。这样的表态，国际上包括科威特方面也是正面反应。

高渊：当时联合国是一个怎样的讨论机制？

李道豫：那时候逐步形成一个机制，就是在决议提交安理会全体会议讨论前，中美英法俄五个常任理事国先讨论，以前没有的。

我们五国磋商，每三个月换一次协调员，大家轮班。一般是在协调员的地方开会，吃点咖啡点心，每国出两人，一个大使、一个助手。当时我的助手是王光亚，后来当过外交部副部长，现在是国务院港澳办主任。

每次开会都是十个人。对文件逐字讨论并修改，五国通过了，再拿文件到安理会去散发。我们对有些事情不完全同意，但又不想阻挡，怎么办呢？我想了个办法，就是在五国讨论稿下面，不写“五国同意了”，而是写“五国讨论过”，投票我就投弃权票。

我们五国讨论经常“开夜车”，有一次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到北京来访问交流，跟我们外交部说，我们五国大使见面的时间，比我见老婆的时间还多。

高渊：联合国可谓是典型的“小空间，大竞争”。

李道豫：联合国的院子不大，但是这是联合国外交特权的地盘，连美国的警察都不能进这个院子。联合国出现小偷时，由联合国自己的警察管，美国人不能管联合国院子里的小偷。

不过，你别看这个院子小，但它是世界的大舞台。现在世界还没有一个组织，能够有联合国这样的普遍代表性。到现在为止，不管别人对它有多少批评，它的地位还是撼动不了的，各国要有什么诉求，还得到那儿去发出呼声才行。

高渊：1993年，你由联合国转任驻美大使。对这个调任，当时是什么感受？

李道豫：我老说我是阴差阳错，怎么会调到美国来呢，这两个职务是不同的。我去美国前，领导人找我谈话，我说诚惶诚恐。他说你不是已经在联合国待了好多年吗，我说这可是两回事啊。

我的前后任大都是美国通，在美国有很多朋友，我是两眼一抹黑，只有两个人是熟的，其中之一是基辛格，但他住在纽约，一般不去华盛顿。

（本次访谈策划：高渊 柳森 题图摄影：柳森 文内照片均由李道豫先生提供 本文编辑：柳森 题图制作：邵竞 编辑邮箱：shguancha@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