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传统是活的传统，是与现代社会接轨的传统

徐芳：王蒙老师好！因为《老子十八讲》《庄子的快活》《中国天机》《得民心得天下：王蒙说<孟子>》等著作不断问世，所以有人说您“转行”成了传统文化专家。最近，您又相继推出新作《中华玄机》《王蒙谈文化自信》……不得了啊，拿您的话来说，这是一个必须面对的时代话题？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什么在“三个自信”之外，我们还需要“文化自信”？

王蒙：关于中国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继承与发扬的话题——我确实是有点着急，中央从未像现在这样谈文化这么多、这么广泛、这么强调，自命为文化人或被认为是文化人的我们，应该有所回应――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是什么？特点是什么？为什么可以做到文化自信？为什么不能不自信？我就是希望通过切磋琢磨，能够起到扶正、补缺、去邪的作用。

中国的文化传统是活的传统，是与现代世界接轨的传统，是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我们的文化自信，包括了对自己文化更新转化、对外来文化吸收消化的能力，包括了适应全球大势、进行最佳选择与为我所用、不忘初心又谋求发展的能力。

文化的高低分野，不仅代表着公民的个人素质，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彰显出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文明程度，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体现。但是，文化又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的整合体，“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没有那么容易，因此，我说：“但是不论有多么困难，我们必须面对这个时代课题。”

徐芳：在“四个自信”中，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您给说说：我们文化自信的底气足不足，这要看哪些方面？

王蒙：我们中国是一个在文化上充满了优越感的国家，是个既吸收各个方面的外来影响，又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的文化优势的这样一个国家。我们中国过去就不知道，也不相信世界上有和中国一样的很多其他国家。我们只知道中国是最伟大的。

2004年9月25日，作家王蒙在“北京文学节”上朗读自己的作品。 新华社

可是近200年来，中华民族经历了空前危局。中国文化面临“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当我们一遇到西方的船坚炮利——这种强大的，机械化的军事力量、物质力量、商业力量、商业竞争，和我们中国一直得益于自己所讲的“仁义礼智信”——我称它为古道热肠，就是我们相信的中国最好的时期是越古越好，但一旦“碰撞”上了，就出现了大变局。

这里我要说一句话，就是大家不要认为文化是都已经兑现了的东西，文化包含着人的一种追求，一种理想，这种追求和理想未必能够百分之百地兑现，尤其是在你的有生之年兑现。所以文化里头它包含着许多你所向往的，但不是完全能够实现的东西。

到了近代，就是在中国文化之外，还有一个非常强势的文化——西方的文化，产业革命带来的文化，科学技术带来的文化，商业文明，商业竞争。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样一套竞争出来的文化，不是谦让出来的文化，这样的文化似乎无法抵挡，十分强势。我们的固有文化提倡的就是谦让，谦谦君子，用谢晋电影《鸦片战争》上的话就是，我们遇到“克星”了。

异质的文化太厉害了呀。这个整个的我称之为一种文化焦虑。就是我们由文化的优越感，一下子堕入到文化焦虑的深渊。挫折、焦虑、失败、救亡变成了一个时期的文化主题，在这个时候呢，当然也仍然有一些老爷子，说我们的文化很好啊，很精致啊，我们的汉字很美丽啊，我们的瓷器烧得好啊，我们是讲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啊。但在大的时代背景下，这样的调子，被认为是昏聩、腐朽。那个阶段，延续到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如果一个人热衷于古书，还在那里摇头摆尾于文言文，简直是人人得而诛之。

晚清以来，中国的有识之士，一方面是忧虑自己的传统文化难以应对陌生的异己的世界，突然暴露出千疮百孔，是否气数将尽；一方面是怕挟着军舰大炮的强势的西洋文化会把自己的文化传统战胜与吃掉。各种对于文化问题的讨论充满悲情、激动人心、争执不休。这样的紧张性，使人进退都不好掌握。学西方(包括苏俄)学多了，怕是丢了祖宗；学少了，怕是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继承传统，多了，怕是复古封建；少了，怕是丢了民族特色。

在这种文化焦虑当中呢，又引出个范畴来，叫文化激进主义——一种强度的文化焦虑必然会推进选择一种文化激进主义——把已有的文化成果视之为毒药，视之为垃圾。

但是我们也可以说，我更愿意说，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拯救了中国的文化，拯救了中华文明。正是五四运动，引进了许多新的文化。虽然它激烈一点，虽然有些具体的说法和做法，现在不可能按它那个办。但是它赋予了中国文化以新的生命，激活了中国文化那些最积极的部分，它推动了中国文化的重生。

既要有通俗大众的节目，更要有高端产品和文化大家

徐芳：中国传统文化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和世界先进文化可否对接？

王蒙：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的文化，具有一种进行创造性转化的可能。中国文化是多面的，是随着时代变化的。在这文化里头让你选择的东西非常多，有仁义孝悌忠信等，仁义道德，这是一面。

2011年5月23日，王蒙在乌鲁木齐新华国际书城为读者签售书籍。 新华社

中国文化还有另外一面，就是它的积极性，此岸性，乐生性，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还有就是说闻过则喜，说知耻近乎勇，就是中国人又主张一个人要不断的总结自己失败的经验和教训，与时俱化，这是庄子的话，要化，要善于化解各种的矛盾。我们现在还用这个词，叫化解。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中国自古就知道该改革你就得改革，该变化你必须变化，你要随着时代走。

国外有一些政要，也有一些熟悉中国学的人，他们对中国是看好的。曾经还有美国的一个传教士的女儿在镇江生活，她十来岁到那儿，生活了几十年，她就是赛珍珠女士，她写过一部小说《大地》，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他们认为，中国这个文化吧，它有一种适应的能力，有一种变化发展的能力，既有一种自我保护的能力，又有一种所谓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的能力，所以中国文化是一个博大的文化，中国文化是有希望的文化。

也许，我们看到中华文化的古老，甚至看到中华文化的不够用，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中华文化的适应性，有自我调整和自我更新的能力，有汲取和消化外来影响的能力。

现在我们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对传统文化的热情，这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国家有了巨大的发展。因为我们国家和过去相比，已经抬得起头来了，挺得起胸来了。因为我们国家已经对自己的前途有了自信，所以才有了文化自信，你如果连对你自己的前途都没有自信你还文什么化呀?

我们所说的文化自信就包括了对传统文化中积极的、优秀方面的自信，就包含了我们对自己发展模式的自信，也包含了我们对自己文化的这种汲取能力、选择能力、消化能力、调整能力、本土化能力，以及识别能力、分析能力的自信。

我们的文化不是一个脆弱的文化，不是手指头一捅就破一个窟窿的，捉襟见肘、岌岌可危的文化。我们的文化呀，是一个能够和世界对话，能够和世界打交道，是能够既保持自己的种种特色，又不拒绝任何外来的有益影响的一种文化。

如果有这样一种观念，简直是不得了的事情。很多东西一开始是不可思议的，想一想我们现在所接触的文化现象、文化产品、文化观念，和二十年以前、三十年以前、四十年以前相比，我们已经有了多么大的开拓和进展。

影响是互相的，所以我谈的文化定力是什么呢？我们面对外来的影响，我们要有自己的选择，有自己的冷静，不要害怕，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也不要紧张，也不要简单地肯定或者否定。

钱锺书先生学贯中西，文通古今。他有一句名言:“东学西学，道术未裂，南海北海，心理攸同”。中学和西学，道就是原理，术就是方法。不管是中学还是西学，它的原理和方法并不是可以完全断裂的。那么南海和北海，东西南北各个地方，全世界的心理也是有它的一致性、共同性的。

所以，第一就是要能够选择、调整和理性地对待。第二呢，就是要追求在今天的文化生活中一定的平衡，这个非常重要。现在的文化生活，我们的精神空间都空前地扩大了。可是这个扩大当中呢，需要有一定的平衡。有些休闲型、娱乐性、搞笑性的节目是可以有的。问题是我们要保持一种平衡，我们不能全部都是搞笑的节目。我们不能全是通俗的只追求收视率或者是发行数，不能全是这种东西。我们要有大众的、通俗的节目。什么达人秀，这样的节目也很好，我也很喜欢看。但是你要有一些高端的节目，一些高端的产品，你要有一些高端的文化的从业人士，要有文艺的大家。否则，就会出问题。

有一个玩笑话说，中国自古就说，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那么到了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这一段,咱们什么最发达呢？后来有人就说，手机段子。这你对后世就不好交代啊。现在，很多来自微博上的各种警句，一下子会点击超过三百万，比你的书发行量大多了！但这是文化的高端精品吗？苏联作家爱伦堡说，在文学上,“数量”的意义非常小，一个托尔斯泰，比一千个平庸的小说家还重要。所以我们要通过引导，专业化的、有公信力的评论，通过我们的奖励、奖评制度，让文化生活能够达到平衡。

就是说，通俗无罪，通俗不可怕，但是如果只剩下了通俗，这是不能容忍的。我们需要有高端，需要有引领。同样，我们大量的吸收外国的东西也无罪，但是我们需要善于消化，不能搞消化不良，内急，吃鸡蛋下小鸡。就是说我们需要的是本土化、时代化与群众化。不能忽视弘扬我们自己本民族的东西。关键就在这里。

还有就是要加强我们的文化整合能力。在中国今天最需要的就是文化整合，因为几千年来我们吸收的东西太多了。我们接受了许许多多的东西，但是接受完了以后呢，我们仍然是中国的文化。这就是一种中国文化的整合性，把新和旧能够整合到一块。

所以如果我们有足够的汲取、选择的能力，消化、本土化的能力，平衡、引领的能力和充分地加以整合的能力，我们在文化上就能够充满自信，就能有更大的定力。

在前进中自信，学习中自信

徐芳：我们该怎么看待中国文化的现代化问题？

王蒙：现今我们碰到的问题，是古老文化的现代化。转化是指，要使封建文化与半封建半殖民地文化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把前现代的精神资源转化为现代化的精神财富。发展是指，摈弃相对保守滞后的文化以建设适用于科学思维的、汲取了人类先进文明成果的、符合人类发展方向的前瞻性文化体系。这件事做得好，将使中华民族受益无穷，并为世界提供范例。

文化有相对稳定性、生活嵌入性、无处不在性，又何况是已经延续了几千年的文化呢。文化是一个互为依存的整体，它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没有那么容易，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带有封建主义瘢痕的文化遗存总是依附在我们社会肌体上。但是不论有多么困难，我们都必须面对这个时代课题。

文化创新发展的关键是，要用先进文化丰富调整安顿我们传统文化中的道德人伦情感，同时用传统文化的包容消化能力使当代文化、外来文化变得更加符合国情，对今天的中国适用与有效。

近年来，有西方学者感叹他们的颓势，认为西方的优越性已快走到尽头；但也有人依然竭力贬低中国经验。问题是不管有来自何种方向的声音，越是在各种质疑声中，在世界可能需要从古老中国的稳健思路与轨迹中获得参照与补充的时候，我们越是不能对自己的成就和发展感到满足。我们志在对民族对人类作出更大贡献，我们还有相当差距，对待外来先进文化的学习借鉴、汲取消化、为我所用的脚步不能停止；同时把中华文化继承好、弘扬好。

文化自信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于中外大事大课题，我们要有自己的语言，要有中华命题和中华说法。例如“一带一路”战略，就正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落实。我们要以开放的心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不泥古、不崇洋，以天下为己任。中国越是发展成功，越要善于学习，永不停步。中国的文化自信是前进中的自信，学习中的自信，从善如流的自信。

今天谈中华文化的创新发展有其特殊意义。我们身处一个时常感到无所适从的多样文化环境，面对的是一个在近现代受到过多方挑战、多种考验、不无歪曲的文化，一种博大精深而不易轻易取舍的文化，又是一个随着国家的迅猛发展，日益被珍视、显现出强大生命力的文化。此时更需要我们汲取正确的精神实质，有扬有弃，有用有废，把传统文化中歧视妇女、弱化身心、扼杀创造等种种封建糟粕，毫不留情地淘汰，而把激励心志、坚守美德、智慧深邃、胸怀天下等壮阔醇厚的元素，薪尽火传，日月经天，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呼唤文化定力，提倡“中华风度”

徐芳：在全球化时代里，该如何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又怎样才能使我们的中华文化始终焕发光彩？

王蒙：优秀传统文化是过去中华民族奋斗历程的见证，更是今天中华民族固本开新的精神动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今天的我们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自觉坚守“本我”、开放面对“他者”，只有如此，才能使我们的中华文化始终焕发光彩。

著名作家王蒙来到济南，做客山东卫视《新杏坛》栏目，录制“与庄共舞”系列讲座。 新华社（资料照片）

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人们的思维方式得到多方启发，文化思潮日益开阔丰富，出现了多样化的文化生态，但也似乎出现了“乱象”。全球化与现代化，冲击着我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语言方式、风俗习惯、民族传统。有些毋庸置疑是应该接受的，有些则是我们不愿接受而必须面对的。比如批量生产的消费文化，冲击着主流文化、高端文化；迅捷的网络信息，人云亦云的大拨思维，冲击着独立深入的阅读与思考。

市场经济在更好地配置资源的同时，也使文化领域染上了拜金、浅薄、媚俗、做假的风气，市场炒作使文化成果良莠莫辨，有偿新闻与有偿评论加剧了这种混乱。在浮躁的气氛下，有些演出在热热闹闹之后并未给我们的文化留下任何遗产，票房高低常常成为一部电影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志，而文学作品则是印数至上。网络中出现了各种贬低严肃文化与高尚思想的低俗甚至丑陋的东西。价值观念、社会风尚，都通过娱乐休闲市场表现出了异质的多样元素，此外还有一些片面性荒谬性观点，例如全盘西化或者全面怀旧等思潮倾向。

这种时候，更需要文化自信、文化定力，更要勇于与善于实现引领、整合、包容、平衡与进一步提升，以优秀传统文化、主流文化为主心骨，积极构建生气勃勃、富有创新活力，又能够满足人民多方面精神需要的多彩多姿的文化生态格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可以成为我们文化自信的载体。我们提出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核心价值，既融会了古代中国的仁爱、亲民、崇文、尚和观念，也体现了先进的爱国、人权、民主、自由、法治观念，并且与我们革命文化中的集体主义、奉献精神息息相通。

重视价值观教育，就是重视世道人心，就是让每个中国公民都有道德主体意识，诚如孔子所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法治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底线，道德则是调节规范社会稳定的无形而强大的支柱，而文化，恰好决定了道德的价值构成。如果每一个中国公民都散发出中华文化特有的气质，都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行事准则，那么，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就会焕然一新了。

某些文化歧义与碰撞，带来了冲击也带来了机遇。我们对于双百、二为方针的坚守，将有利于文化的繁荣；我们对于文化人才的支持与尊重，将吸引各方人才为我所用。国家的文化操作，应该有利于更好地进行文化教育与创新，文化争鸣与讨论，文化传播与提升。

我们的文化自信不是顾影自怜，也不是文化自傲，更不是像“奇葩”辜鸿铭欣赏妇女小脚、赞成一夫多妻制那样的扭曲的“自信”。我们应该提倡一种“中华风度”：文质彬彬、从容不迫、避免争拗、和谐稳重，再补充以健康公平的竞争，以及对于核心价值核心利益的坚守，“中华风度”几近完美。设想一下这样的中国人：有着诗书礼乐的教养与文化，琴棋书画的益智与审美，精致而俭朴的生活态度，贫贱不能移与富而好礼的姿态，行云流水、水到渠成的耐心，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明达与开阔，谁能不喜爱有着这样“中华风度”的人？遗憾的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由于教育传承得不够，许多国人没能将风度塑造得如此美好。

我们应该格外珍惜这一份深厚独特的文化遗产。文化是理念更是生活。我们的汉语汉字、诗词歌赋、笔墨纸砚、中华烹调、养生医药、建筑园林、传统节日、民族艺术、民间工艺、礼仪民俗……构成了优美的中华生活方式。在全球化时代，我们越发认识到民族与地域文化特色的珍贵。尤其是汉字的综合性、丰富性、灵动性与审美性特色，是中国保持统一的重要因素，是中国人整合性关联性思维的重要基石。我们要进一步提高全民尤其是青年一代的汉语汉字水平，在提倡普通话的时候保护方言，在普及简体字的时候珍重繁体字；在使用白话文的同时，学习掌握文言文。学习外语永远不应是也不能是疏于母语的理由。如今，不仅国人日益从中华文化生活方式中，得到了可贵可亲的享受和滋养，还有更多的国际友人加入了学习中华文化的行列。

中华文化经圣人学者的阐扬，历经几千年，早已化为亿万人民的日常生活。文化贵在潜移默化，贵在浸润身心，贵在心心相印，贵在蔚然成风。真正的文化自信拒绝炒作造势、夸大其词、巧言令色、形式主义；真正的文化自信具备抵制低俗化、浅薄化、哄闹化、片面化、狭隘化的能力和定力。文化属于人民，文化的有效性在于提升生活质量、精神面貌、成就实绩。文化属于人民，文化还归功于巨匠大师，文化需要强大阵容，文化需要群星灿烂，文化要看高端果实，文化一定会造福本土、造福人类、造福全球。这都需要我们有国家层面的长中短期文化教育规划，国家层面的思想文化激励与荣衔制度，以催生国家层面、人类层面的引以为自豪的人才和成果。

我们中华民族确实应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自信，这不是“老大帝国”的狂妄自大，这是建立在转化与变革的举世瞩目、发展与创新的累累硕果之上的坚实自信。中华民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更加坦然地面对困难，化解矛盾。我们走过的道路让我们自信，我们创造的业绩使我们能够自信。

文化自信是最根本的自信，是由内而外的自信，是有定力的自信，是有凝聚力感召力的自信，是面向世界的自信。我们要以文化自信、文化复兴，托起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创造我们的文化辉煌，助力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大家现在很重视中华文化，热爱中华文化，也都离不开中华文化，比如平时用的茶碗就有中华文化特色。可对中华文化总有点抓不住、摸不着、说不太清楚。

而我们说的中华文化是现在仍然活着的文化。它不是博物馆里供参观的文物展览品，它是喜怒哀乐、衣食住行、饮食男女、柴米油盐酱醋茶、阴阳五行八卦。是动态的、发展的，值得我们好好研究、好好琢磨。所以，对于真正爱文化、珍惜文化，也有兴趣钻研文化的人，应该也是个实践问题，要转化为修养与行为与自觉的建设。所谓活性，所谓底气，也就是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

【嘉宾介绍】王蒙，原文化部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名誉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