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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阳路150号:在画院外的施大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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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沈轶伦 2015-11-23 09:09
摘要:在施大畏眼里,那里过去是,也永远是他心里的绘画启蒙地——1960年6月20日,上海中国画院正是在这里宣告成立。

 

夹道梧桐,一片金黄。深秋时节的汾阳路,美丽之中略带感伤。施大畏至今还很喜欢在这个季节走过此路,踩到梧桐落叶时,脚下“咔擦咔擦”脆响。对他来说,这金色就是汾阳路的颜色,这脆响就是汾阳路的声响。

 

汾阳路150号,在今日许多游客眼里,是一家餐饮企业;在许多老上海的回忆里,是白崇禧的故居。但在施大畏眼里,那里过去是,也永远是他心里的绘画启蒙地——1960年6月20日,上海中国画院正是在这里宣告成立。

 

近百年老宅
曾是白崇禧居所

 

位于原法租界的汾阳路,于1902年因法租界越界筑路而生。原名毕勋路,得名于法国驻华公使。1943年汪精卫政府以山西省地名改为“汾阳”。全长815米的道路北起淮海中路,南至岳阳路,高档花园别墅聚集于此。
汾阳路150号,的洋房与这条道路几乎同龄。

 

1919年左右,法籍冒险家司比尔门在沪大发横财后,起建法国古典主义建筑风格私家花园。总共有三层高的洋房建筑形体为方形和椭圆形结合,自东墙下直上二楼阳台有一条螺旋形大理石楼梯,南立面底层由8个台阶跃上统长露天平台,中间为宽敞的爱奥尼克柱式的大门廊。

 

从外部看,白色立面的建筑犹如一架优雅白色钢琴,雍容典雅。抗战胜利后,白崇禧入住这里,因为房子白,主人又姓白,人们开始称为“白公馆”。1987年春,白崇禧之子、著名作家白先勇访沪时还曾旧地重游,步入白公馆舞厅,回忆往昔居住其中的岁月。

 

幽静洋房
画家创作的天堂

 

解放后的“白公馆”,迎来新的使命。

 

1956年,根据国务院指示,上海成立“上海中国画院筹备委员会”,1959年9月,筹委会的画家们入住汾阳路150号。

 

翌年6月20日,正是在这个花园别墅内,上海中国画院正式成立。首任院长丰子恺,副院长王个簃、贺天健、汤增桐。首批受聘的画师69名。包括张聿光、朱屺瞻、吴湖帆、钱瘦铁、张大壮、江寒汀、来楚生、陆抑非、陆俨少、应野平、唐云、谢稚柳、程十发等海派名家纷纷到此办公。同年10月,邱陶峰、陆一飞、吴玉梅、汪大文、毛国伦等青年画家调入画院。

 

在这些青年画家的回忆文章里,当时的“白公馆”不啻为创作的天堂。幽静的洋房里,青年们在前辈大师的指引下,每天自愿加班到夜晚,创作热情高涨。就在这一年,画院曾创下全院动员分五组深入上海各乡各厂,回来后13天创作作品75件的纪录。

 

然而好景不长,十年浩劫即将开始。

 

1966年,风雨欲来前夕,一个学画不久的少年怯生生地站在了汾阳路150号大门外,踮起脚按门铃,朝圣一般透过门缝打量着院内的“圣殿”。门房开了门,少年告知来意,他来这里拜会自己的老师毛国伦。门开了,当时才16岁的施大畏诚惶诚恐地进入院子,也就此步入了上海中国画院的天地。

 

萧瑟深秋
落叶中亦有暖色

 

对16岁的施大畏来说,眼前这些穿着中式衣服、背着双手,沿着院内小溪一边散步一边观看水中金鱼的老先生们,真是神仙一样的存在。

 

当时“白公馆”的花园里有一架暖棚,不少画师就蹲在暖棚里对着花卉写生。暖棚边上有一间裱画室,他曾斗胆走入其中,惊讶地看见屋内高台上,堆满了画家们刚刚绘制的作品。每当画师和裱画师一起完成一幅作品的装裱后,将之挂起展示的瞬间,是屋内喜悦的巅峰,似乎整个空间都被这幅作品点亮了。纸卷散发的晶光灿烂如此耀眼,叫少年不能挪开眼睛。他站在角落分享着这还不属于他的喜悦,心生极大向往“我也要成为其中一员”。于是,每天上午,拿上母亲做的馒头等干粮,他就风雨无阻从南市家里出门,步行三刻钟到汾阳路,然后一待就待上一天,认真跟着老师学习。

 

然而1966年下半年,画院的业务悉数停止。施大畏再次进入别墅时,惊见美丽的小溪已经被大字报专栏围住、暖棚和裱画室也被批判专栏隔开,散步的老先生们都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遭遇批斗。昔日娴雅幽静的艺术氛围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人人自危的斗争环境。

 

在去别墅三楼寻找自己老师的途中,施大畏不经意看见,“白公馆”原本豪华洋派的客厅里,堆满了所谓的“文化垃圾”。他悄悄走过去,抽出来看时,这些“垃圾”竟然全是程十发、朱屺瞻等大师的作品。一屋子的瑰宝杰作就被当做废弃品堆满了整个房间,叫他愕然,也叫他沉默。他细细观摩着这些“垃圾”,心里却明白这是自己学习的机会。

 

陈巨来曾记录过,他在1967年、1968年间曾与丰子恺一起在汾阳路的画院里扫街。别墅花园至大,冬季落叶满地,两人负责将叶片聚集后全部丢入一个大泥坑中焚化,一起观看火光。在无人时,二人相对默默,各踞小石坐下,出烟狂吸,各自坦然。在特殊年代,老一辈的画家们被贬受辱,不能泼墨挥毫,因此遇到真心喜欢艺术的孩子,即愿倾囊相授。施大畏至今记得,他将自己的绘画带去画院,谢之光等老先生们略略添上几笔后,整幅画面“死灰复燃”般的神奇。

 

对这幢楼里的画师们,他依旧高山仰止地仰望着。

 

1967年,工宣队进驻画院,大师们的日子更为难过。此时被分配到上海第二建筑工程公司206工程队当油漆工的施大畏,还是时不时跑来这个院子。虽然亲眼目睹大师们获罪,却不能动摇他对绘画的向往。在那个被扭曲的时代里,他帮着临摹大师的作品以作为批判时使用的材料。但就在这特殊的临摹过程里,他一边画,一边拼命从中揣摩学习。

 

1971年,画院的画师们分批到奉贤五七干校参加劳动。密集的运动开始了,但就是这样艰难的夹缝中,画家只要一拿起笔,还是本能地去创作。已经参加工作的施大畏记得,有一次当他到达别墅三楼时,看见刚刚下放劳动回来的画师们齐聚一堂,各自伏案。房间四壁,挂满了画家带回的农民速写、工人速写和山川矿厂的写生。墙上挂着鲁迅的肖像和警句。风暴之中,眼前热火朝天的创作景象叫人欲泣。

 

夙愿成真
从此命运相连

 

1974年,画院搬迁至岳阳路安下新家。1978年,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38位画师经复查全部得到平反,同年举办了“贺天健、来楚生、谢之光遗作展”。1979年1月,画院在上海美术展览馆举办“迎春画展”。画家们,终于再次迎来了春天。

 

1980年施大畏连环画作品《朱德同志在井冈山》 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同年,他和韩硕的作品 《我要向毛主席报告》在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荣获二等奖。1986年,施大畏正式调入画院。他完成了一个16岁站在门外时连做梦也不敢去想的事情,他终于以一个画师的身份走进了这幢别墅。

 

从岳阳路到汾阳路距离不远,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有时午休时分,当时已经当上上海中国画院院长的施大畏,散步时又会不知不觉回到汾阳路。站在已经是商业用途的“白公馆”前,感慨万千。那些绕着小溪散步的前辈画家都已经不在,小楼也有了新的用途。似乎是过去的一页已经翻过,但在那里发生的故事,那些如琢如磨的杰作,那一位位画家不熄不灭的精神,伴随着中国画的发展,一直延续于城市的文脉之中。

 

(本文转自解放日报。编辑邮箱:shguancha@sina.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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