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道梧桐，一片金黄。深秋时节的汾阳路，美丽之中略带感伤。施大畏至今还很喜欢在这个季节走过此路，踩到梧桐落叶时，脚下“咔擦咔擦”脆响。对他来说，这金色就是汾阳路的颜色，这脆响就是汾阳路的声响。

汾阳路150号，在今日许多游客眼里，是一家餐饮企业；在许多老上海的回忆里，是白崇禧的故居。但在施大畏眼里，那里过去是，也永远是他心里的绘画启蒙地——1960年6月20日，上海中国画院正是在这里宣告成立。

近百年老宅
曾是白崇禧居所

位于原法租界的汾阳路，于1902年因法租界越界筑路而生。原名毕勋路，得名于法国驻华公使。1943年汪精卫政府以山西省地名改为“汾阳”。全长815米的道路北起淮海中路，南至岳阳路，高档花园别墅聚集于此。
汾阳路150号，的洋房与这条道路几乎同龄。

1919年左右，法籍冒险家司比尔门在沪大发横财后，起建法国古典主义建筑风格私家花园。总共有三层高的洋房建筑形体为方形和椭圆形结合，自东墙下直上二楼阳台有一条螺旋形大理石楼梯，南立面底层由8个台阶跃上统长露天平台，中间为宽敞的爱奥尼克柱式的大门廊。

从外部看，白色立面的建筑犹如一架优雅白色钢琴，雍容典雅。抗战胜利后，白崇禧入住这里，因为房子白，主人又姓白，人们开始称为“白公馆”。1987年春，白崇禧之子、著名作家白先勇访沪时还曾旧地重游，步入白公馆舞厅，回忆往昔居住其中的岁月。

幽静洋房
画家创作的天堂

解放后的“白公馆”，迎来新的使命。

1956年，根据国务院指示，上海成立“上海中国画院筹备委员会”，1959年9月，筹委会的画家们入住汾阳路150号。

翌年6月20日，正是在这个花园别墅内，上海中国画院正式成立。首任院长丰子恺，副院长王个簃、贺天健、汤增桐。首批受聘的画师69名。包括张聿光、朱屺瞻、吴湖帆、钱瘦铁、张大壮、江寒汀、来楚生、陆抑非、陆俨少、应野平、唐云、谢稚柳、程十发等海派名家纷纷到此办公。同年10月，邱陶峰、陆一飞、吴玉梅、汪大文、毛国伦等青年画家调入画院。

在这些青年画家的回忆文章里，当时的“白公馆”不啻为创作的天堂。幽静的洋房里，青年们在前辈大师的指引下，每天自愿加班到夜晚，创作热情高涨。就在这一年，画院曾创下全院动员分五组深入上海各乡各厂，回来后13天创作作品75件的纪录。

然而好景不长，十年浩劫即将开始。

1966年，风雨欲来前夕，一个学画不久的少年怯生生地站在了汾阳路150号大门外，踮起脚按门铃，朝圣一般透过门缝打量着院内的“圣殿”。门房开了门，少年告知来意，他来这里拜会自己的老师毛国伦。门开了，当时才16岁的施大畏诚惶诚恐地进入院子，也就此步入了上海中国画院的天地。

萧瑟深秋
落叶中亦有暖色

对16岁的施大畏来说，眼前这些穿着中式衣服、背着双手，沿着院内小溪一边散步一边观看水中金鱼的老先生们，真是神仙一样的存在。

当时“白公馆”的花园里有一架暖棚，不少画师就蹲在暖棚里对着花卉写生。暖棚边上有一间裱画室，他曾斗胆走入其中，惊讶地看见屋内高台上，堆满了画家们刚刚绘制的作品。每当画师和裱画师一起完成一幅作品的装裱后，将之挂起展示的瞬间，是屋内喜悦的巅峰，似乎整个空间都被这幅作品点亮了。纸卷散发的晶光灿烂如此耀眼，叫少年不能挪开眼睛。他站在角落分享着这还不属于他的喜悦，心生极大向往“我也要成为其中一员”。于是，每天上午，拿上母亲做的馒头等干粮，他就风雨无阻从南市家里出门，步行三刻钟到汾阳路，然后一待就待上一天，认真跟着老师学习。

然而1966年下半年，画院的业务悉数停止。施大畏再次进入别墅时，惊见美丽的小溪已经被大字报专栏围住、暖棚和裱画室也被批判专栏隔开，散步的老先生们都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遭遇批斗。昔日娴雅幽静的艺术氛围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人人自危的斗争环境。

在去别墅三楼寻找自己老师的途中，施大畏不经意看见，“白公馆”原本豪华洋派的客厅里，堆满了所谓的“文化垃圾”。他悄悄走过去，抽出来看时，这些“垃圾”竟然全是程十发、朱屺瞻等大师的作品。一屋子的瑰宝杰作就被当做废弃品堆满了整个房间，叫他愕然，也叫他沉默。他细细观摩着这些“垃圾”，心里却明白这是自己学习的机会。

陈巨来曾记录过，他在1967年、1968年间曾与丰子恺一起在汾阳路的画院里扫街。别墅花园至大，冬季落叶满地，两人负责将叶片聚集后全部丢入一个大泥坑中焚化，一起观看火光。在无人时，二人相对默默，各踞小石坐下，出烟狂吸，各自坦然。在特殊年代，老一辈的画家们被贬受辱，不能泼墨挥毫，因此遇到真心喜欢艺术的孩子，即愿倾囊相授。施大畏至今记得，他将自己的绘画带去画院，谢之光等老先生们略略添上几笔后，整幅画面“死灰复燃”般的神奇。

对这幢楼里的画师们，他依旧高山仰止地仰望着。

1967年，工宣队进驻画院，大师们的日子更为难过。此时被分配到上海第二建筑工程公司206工程队当油漆工的施大畏，还是时不时跑来这个院子。虽然亲眼目睹大师们获罪，却不能动摇他对绘画的向往。在那个被扭曲的时代里，他帮着临摹大师的作品以作为批判时使用的材料。但就在这特殊的临摹过程里，他一边画，一边拼命从中揣摩学习。

1971年，画院的画师们分批到奉贤五七干校参加劳动。密集的运动开始了，但就是这样艰难的夹缝中，画家只要一拿起笔，还是本能地去创作。已经参加工作的施大畏记得，有一次当他到达别墅三楼时，看见刚刚下放劳动回来的画师们齐聚一堂，各自伏案。房间四壁，挂满了画家带回的农民速写、工人速写和山川矿厂的写生。墙上挂着鲁迅的肖像和警句。风暴之中，眼前热火朝天的创作景象叫人欲泣。

夙愿成真
从此命运相连

1974年，画院搬迁至岳阳路安下新家。1978年，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38位画师经复查全部得到平反，同年举办了“贺天健、来楚生、谢之光遗作展”。1979年1月，画院在上海美术展览馆举办“迎春画展”。画家们，终于再次迎来了春天。

1980年施大畏连环画作品《朱德同志在井冈山》 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同年，他和韩硕的作品 《我要向毛主席报告》在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荣获二等奖。1986年，施大畏正式调入画院。他完成了一个16岁站在门外时连做梦也不敢去想的事情，他终于以一个画师的身份走进了这幢别墅。

从岳阳路到汾阳路距离不远，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有时午休时分，当时已经当上上海中国画院院长的施大畏，散步时又会不知不觉回到汾阳路。站在已经是商业用途的“白公馆”前，感慨万千。那些绕着小溪散步的前辈画家都已经不在，小楼也有了新的用途。似乎是过去的一页已经翻过，但在那里发生的故事，那些如琢如磨的杰作，那一位位画家不熄不灭的精神，伴随着中国画的发展，一直延续于城市的文脉之中。

（本文转自解放日报。编辑邮箱：shguancha@sina.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