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淮安幼儿园毕业班小朋友在户外运动。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后，医疗卫生、儿童照料、教育等方面会面临一定的压力。国家卫生计生委表示，通过加大投入、盘活存量、优化配置，是完全可以应对的。　CFP供图 

记者从长期从事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的专家、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任远处获悉，近几年来中央和国家卫计委关于生育政策改革的咨询和论证显著加快，对于生育改革的社会压力增强，学术界的一些研究成果也对政府决策有积极影响，“全面二孩”的具体实施成为意料之中的改革。今年上半年，国家卫计委曾专门邀请任远教授等几位专家，对生育政策调整进行咨询研讨。从实施“单独二孩”政策以来，对于推动“全面二孩”的政策改革有不少讨论和不同的信息。那么，为何是现在？现在是否有条件实施“全面二孩”的政策调整？

再生一个好！

为了保住意外怀上的孩子，“大刘”的妻子辞去了在一家事业单位的工作，“别的不说，二孩会影响单位的精神文明奖，进而影响到所有同事的精神文明奖金，我们心里也过意不去”。

大刘也有过辞职的念头，但他工作的这家国有企业，认可大刘的一贯表现，暗暗支招……

大刘夫妻也去了解过变通方式。大刘研究生毕业后留在上海，现在是上海户口，大女儿户口随他。太太的户籍还在老家，变更为农村户口，虽然颇费精力，但应该也行得通，当然，这其中涉及的费用，据说和赴美生子也差不了多少。两种办法都可行，但又都不妥当，因为在大刘夫妻看来，无论“老二”的身份是美国籍还是农村户口，都会造成两个孩子之间的不公平感，同时也会给未来的入学带来一连串麻烦。几番权衡之下，大刘找到了一家“查得不是特别严”的医院，把孩子生下来再想办法。

夫妻俩遭遇了不少难题，但双方家庭的意见却非常一致：再生一个好。尤其是大刘父母想不通：村里读书少没考上大学的孩子，符合政策可以生二孩；自己孩子读了大学考了研究生，就连生二孩的资格都没有。

大刘没空向父母解释这一切，但因为政策原因，加上对大城市生活成本的考虑，他们夫妻俩之前确实也没考虑要“二孩”，只是这个“意外”，让他们想尽一切努力保住孩子：“既然来了，是缘分”。

马寅初之鉴

“生育政策调整这个议题，每到两会、党的年度全会期间都会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已经让人产生议题疲劳。”任远觉得，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以控制人口数量为核心的生育政策已经过时。

“人口政策的执行，历史上是有前车之鉴的。”他指出，马寅初在1950年代后期开始提出需要重视人口总量，但到1970年代才开始实行晚婚晚育，到1970年代中期才实行“晚、稀、少”的政策，“正是生育政策滞后于人口变动的态势，因此到了1980年代，要实行严格的行政化生育控制来缓解人口和发展的尖锐矛盾。”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当前中国的人口格局已经出现变化，对严格管控的生育政策进行调整，应该及早开始进行。

对于生育政策需要加快改革这一点，社会舆论和学术界已经日益达成共识。但采用什么方案来进行政策改革，是另一个问题，各界有着不同的看法。

“改革不仅存在‘过犹不及’的问题，还有‘不及犹过’的一面。”任远表示，过于渐进和过于激进一样，都不是恰当的改革策略。

任远明确表示，“全面二孩”改革的条件实际上早已经具备。他在2012年发表的文章中，已经提出鉴于人口中长期变动的基本态势，并不特别赞成“过于渐进”的生育改革——“改革步子过小可能会带来流程设置的复杂性，带来改革推动的执行成本过高”。

2014年，任远曾经以“单独二孩”的实施状况作为政策试验，估算“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人口变动，再次提出了“即刻全面放开二孩可行”的观点。他指出，立刻实行“全面二孩”，“妇女的终身生育率仍会保持在更替水平以下”。

根据国家卫计委的数据，截至2014年底，全国1100多万单独夫妻仅有106.9万家庭申请再生育，截至2015年5月底，这一数据也只有145万。可见，实行“单独二孩”政策，每年的补偿性生育增长大约就是120万—130万左右，即在现有年出生人口基础上出现6%—7%左右的反弹。“这说明民众的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已经下降得非常低。”

“家庭”的功能

关于“全面二孩”政策是否会造成很高的补偿性生育，使人口出现过度反弹和过大的波动性，任远教授曾经在2014年底对“单独二孩”实施效果进行评估，并预判分析“全面二孩”的生育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即使考虑最近5年会受到在1980年代中后期人口出生高峰推移的影响，“全面二孩”后每年补偿性生育增长不会超过200万人。他提出：“当前每年的出生人口在1600万—1700万，加上补偿性的增加生育，年出生人口数也将远低于1980年代中后期2400万—2600万的年出生人口数，也低于1968年—1972年2500万—2700万的年出生人口数。”而我国的经济实力和公共财政能力已经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不可同日而语，城乡公共财政供给能力、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足以应对生育政策调整造成的补偿性反弹。

任远教授认为，而今生育政策面临的真正严峻的问题在于，即使实施了“全面二孩”，乃至生育限制完全放开，不少家庭仍然不愿意生育，社会生育率水平难以恢复到更替水平。

上海最近的调查显示，城市本地居民的生育意愿是1.07，迁移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是1.33，考虑了移民的城市总体生育意愿也就1.2左右。全国的生育意愿也是类似趋势。

“‘低生育率陷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生育具有较高的社会成本。”在相当程度上，极低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是生育成本增加和社会服务体系薄弱叠加在一起，使得人们“生不起”和“不敢生”。

任远分析，从人口的长期均衡来看，家庭生育政策的更主要着力点应在于强化社会服务体系，降低生育的社会成本，通过发展教育、医疗、幼托、学龄前照顾，来减少抚养儿童的成本，提高城乡居民的生活福利。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加强社会养老和医疗服务体系，使得年轻夫妇能够有更多的闲暇和经济能力去生育和养育子女。在这个意义上，不是要通过提高生育率来解决未来的养老问题，而恰恰是通过进一步发展社会养老事业，来使家庭具有更大的能力来实现生育和完成家庭再生产过程。“只有意识到这一点，较早着手于家庭的社会服务体系建设，才能真正有助于避免‘低生育率陷阱’，并促进国家人口发展的长期均衡。”

“生育本身是家庭的功能，‘低生育率陷阱’意味着家庭功能的衰落。”任远直言，落实“全面二孩”，只是人口发展和生育政策改革的一个环节。

（本文摘自解放日报。编辑邮箱：shguancha@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