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着到台湾地区有一些时日了，行程却一推再推。2007年，还在上海念大学的我，得以第一次在“大三通”之前绕道中国香港前往台湾地区，度过了难忘的夏天。经常嘴上说要去会会海峡对岸的旧友，一晃又是七八年。定了心思定了机票，其实暗地里是责备自己，这几年东奔西跑，最远十二三个小时也飞欧洲飞非洲，就是跨不过这浅浅的一湾海峡。

索性没有买返程的机票，没成想在福州被航空公司的地勤来了一个下马威，非要我填免责书不可，他们怕对方不让我入境。结果是还没来得及忐忑不安，台北的移民官眼皮都没不眨一下地放行了。

我第一次来台北的是2007年，全球性的金融风暴还没有刮起来，那里的人们生活有声有色。这次在飞机上，邻座一位台湾地区财政部门的中层公务员和我抱怨说，有十年差不多没有涨工资了，物价倒是飞涨。前几天，一名刚刚访问台北的友人发朋友圈形容说，这里的人看起来都心事重重，愁眉苦脸的。

这几天，外界最关注的，是岛内的政治角力——中国国民党在洪秀柱与朱立伦之间摇摆不定，以及因此引发的种种政治剧，而我却更想了解普通台湾地区百姓的生活。

说到生活多艰，台湾地区的年轻人最有发言权。虽然说比其他东亚地区年轻人的就业率还高一些，但是随便和几个年轻人聊一聊，你就能感受到他们心中的那股踌躇和烦闷。

我和老友郑智宇在台北“二二八和平”公园边上的酒店露台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初入社会的他在台北一家即时通讯公司工作。他很认真的问我一堆问题，“阿里巴巴和腾讯会不会招他这样的当地员工？”，又比如“到底是现在去大陆找工作，还是先留在这里工作几年再去？”在他眼中，似乎去对岸工作，对从事网络产业的年轻人来讲是一种镀金。

很长一段时间，台湾地区的电子产业雄霸全球，只可惜，随着东亚居民消费品位变化，有些凭借价格优势的产品销情不佳，连锁反应就是岛内的相关产业景气不足，通俗的讲就是开工率不高，没有新的生产线运营。

“这里现在是年轻人创业的好地方吗？”我问他。

郑智宇几乎不假思索的说，台湾和大陆的年轻人创业方式很不一样，前者很多乐衷于开一家小咖啡馆或者电子产品售卖店，后者就五花八门。不过话又说回来，只要有好的点子和想法，再解决资金问题，就会增加创业的成功率。

富士康老总郭台铭曾经批评这种开小咖啡馆的小格局。不过在我看来，台湾地区很多年轻人的人生价值观，似乎确实像郑智宇所说的那样，选择了作家村上春树所说的那种“小确幸”，微小的却稳稳当当的幸福生活。

我和陈俊超认识已经八年了。多年未见，在民康路的丹提咖啡，他一闪身进来，我先是愣了一下，接着我们都硬着舌头说话，一时气氛有点小尴尬。给我的感觉是，这个曾经的阳光大男孩仍然热情拥抱人生，但也在环境、家庭和岁月流转中做出了妥协。

在少子老龄化现象严重的台湾地区，陈俊超是当地社会中极其少见的年轻奶爸，两个儿子，一个三岁，一个才一岁。倒不是家境富裕不愁生养，他对我说，“不是没有生活的压力，也不是没有憧憬理想，只是在不同的阶段做出了人生选择”。

在回到台湾地区结婚生子之前，陈俊超一度在澳大利亚打工“流浪”，我以为他会还有下一站，但他却选择了回到家乡。我在想，这其实与过去的“三毛热”挺像的，台湾地区的年轻人爱三毛，幻想着自己也是三毛。可是毕竟是要过自己的小日子，三毛只有一个，看看人家的生活，有条件了也闯过世界，转念一想还是回到岛内做一个陪伴小朋友成长的人吧。

政治乱局，经济低迷，倒是成全了那些在台北安老的寓公们。要我说，他们现在才是台湾地区最幸福的一群人。一日晚间，我和陈俊超在躲在中山堂后面小巷子里的隆记上海菜馆吃饭，就遇到不少这样的寓公。

他们大都六十岁开外，围坐一桌，兴致高昂的开几瓶洋酒，更有一个年纪更大的独坐在一楼，带了一瓶贵州茅台酒自斟自酌，好不惬意。如今，眼前这些在台湾经济腾飞时积攒下财富的寓公们，又开始了几乎一模一样的生活。是为老夫聊发少年狂，不道人生衰盛端。百事凭君满酌酒，多少欢喜多少愁。

不过，再看看我同龄人郑智宇、陈俊超的生活，一种五味杂陈的感觉从我心头涌出。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图片来自网络，本文编辑：洪俊杰 编辑邮箱：shguancha@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