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头骨还是花?无精打采的茎叶上，一朵白色圆形的菊花在垂死绽放，像一个人的头颅，其幽灵般的眼窝正窥视着这个世界。1908年，当皮特·蒙德里安（Piet Mondrian）画下这幅名为《变形》（Metamorphosis）的病态形象时，他正在想一些什么？

《变形》（Metamorphosis），1908

这是晚期浪漫主义的颓废绽放，充满激情与内在的感觉，全然使人忘却了时间。当蒙德里安完成这一艺术作品，马蒂斯（Matisse）已是巴黎家喻户晓的人物，毕加索已在1907年创作出打破传统的《阿维尼翁的少女》（Les Demoiselles d’Avignon）。然而，在阿姆斯特丹，19世纪的审美理想依然存在。36岁的蒙德里安正在创作当地艺术市场所需要的东西——鲜花、风车、日落和农舍。没有人能预料到他会在1944年的纽约以一位前卫艺术家的身份去世，并以20世纪最伟大的现代艺术家之一的身份被人类铭记。

2017年，可以称为现代世界的一百周年：1917年，十月革命改变了地缘政治的面貌，马歇尔·杜尚（Marcel Duchamp）将一个尿壶送往艺术展览参展……不过，今年的海牙市（Hague）却在庆祝另一个100周年——风格派（De Stijl）的诞生。这是一场由蒙德里安、杜斯伯格（Theo van Doesburg）、格里特·里特维尔德（Gerrit Rietveld）、其他荷兰艺术家及建筑师们发起的运动，这场运动旨在用纯粹的几何设计和纯粹的原色去改变世界。

在海牙，这些红色、蓝色与黄色正在为风格派举办一场盛大的生日聚会，海牙的很多公共建筑都运用了蒙德里安风格的图案进行装饰。与此同时，海牙市立博物馆(Gemeentemuseum)开展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蒙德里安艺术展览。然而，这个令人着迷的展览某种程度颠覆了最初办展的动机：它远非是对1917年革命时期的再现，而是有着更为深刻的根源。就像1908年他画的那朵垂死的花儿一样，它成长于19世纪腐朽的土壤之中。

海牙市政厅

蒙德里安出生于1872年。当时，乔治艾略特的《米德尔马契》（Middlemarch，1871-1872，是艾略特小说创作鼎盛时期的成熟之作，被视为“最完美的伦理道德典范”，标志着背离传统的社会伦理小说的开端）正在连载出版。蒙德里安比毕加索年长10岁，当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被送进监狱时，他才20多岁。蒙德里安一生的大部分时光都处于维多利亚女王时代，而这个时代对蒙德里安的艺术造成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如果你参观这个展览，期待着每一间房子里都有黑白格子与明亮的彩色平面图，那么你一定会感到失望。展览中最早的一幅画来自1891年，画中，蒙德里安用十分写实的手法刻画了一只死去的野兔。这只是该博物馆收藏的大量蒙德里安早期作品的一部分。1919年，当他从荷兰永久移民到国外时，蒙德里安把他的大部分作品都留给了朋友所罗门·斯利普（Salomon Slijper），而斯利普最终把它们遗赠给了海牙市立博物馆。

《死去的野兔》（Dead Hare），1891

鲜花与运河，这些荷兰式的命题，像是蒙德里安艺术道路上一条迂回的曲线。然而只有在沿着蒙德里安漫长而痛苦的艺术进化之路行走之后，你才能真正理解他的勇气与正直。他在1917年醒来，开始画彩色的矩形，与此同时他的想法也在逐渐改变。蒙德里安对抽象艺术的发现是其精神追求的高潮。

我们在展览中看到的，是一个画家在竭力寻找肉眼所见以外的事物。这幅1908年的菊花画便是一个线索。它是生命与死亡、腐烂与更新的象征：即使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死去，灵魂仍在另一个平行世界生存。

这种精神上的渴望在1908年的另一幅《虔诚》（Devotion）中以一种更为多愁善感的方式表现出来，一个女孩正虔诚地注视着一朵漂浮在空中的花朵。1911年的《进化》（Evolution）描绘了三幅像复活节岛雕像一样的发光生物。你绝不能错过这些近似宗教的绘画中所表现的神秘野心。

《虔诚》（Devotion），1908

《进化》（Evolution），1911

蒙德里安对通神论（Theosophy）十分着迷，这个有关“精神主义”与“神秘”的学派成立于1875年的纽约。在海伦娜·布拉瓦茨基（Madam Blavasky）的领导下，神智学者试图去发现“人类无法解释的自然法则和人类自身潜在的力量”。该学派由维多利亚时代的精神主义发展而来，又回到了像新柏拉图主义这样的旧信仰体系，它宣扬了一个超越人类自身所看到世界的更高级存在。

如果想把这些东西作为一种伟大的艺术源泉来严肃对待一下，不妨看看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的作品。从18世纪90年代开始，布莱克就根据自己对现实世界的拒绝，创造了自己的神话。譬如他刻画了一只跳蚤的鬼魂，呈现出人们看不见的事物。

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跳蚤鬼》（the Ghost of a Flea），1819-1820

蒙德里安也是如此，在他的几幅直接表达神论的画作中，蒙德里安是一个真正的怪人。然而，在更成功的作品中，他的神秘主义像火把一样照亮了荷兰的风景。蒙德里安1908年的一幅作品《阳光下的风车》（Mill in Sunlight）表现了一种狂热的幻想，风车沐浴在红色的火焰中，柠檬色的天空被星星点点的蓝色点缀。

《阳光下的风车》（Mill in Sunlight），1908

当蒙德里安在创作这幅画时，毕加索正在进行他的立体主义创作。蒙德里安的思维似乎与毕加索以及他的合作伙伴乔治·布拉克（Georges Braque）对现实世界的强硬分析格格不入。蒙德里安在1912年初去了巴黎，他的画突然之间失去所有浪漫的色彩。1912年，他创作了《一棵开花的苹果树》（Flowering Apple Tree），浅色苍白的叶子在分开的树杈上流淌。就好像他正在心中画一棵苹果树，感觉着树的真实存在——用他闭着的双眼，开放的想象。

《一棵开花的苹果树》（Flowering Apple Tree），1912

毕加索和布莱克教会了蒙德里安如何超越表象去看待事物。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艺术的使命就是准确地描绘现实，而立体主义则打破了这种局面。对蒙德里安来说，精神的直观维度是他所想要描绘的世界的通行证。到1914年，在他画的《码头和海洋》（Pier and Ocean）中，立体派的碎片和平面已经重新排列成各种垂直与水平的黑色线条，在苍白的虚空中纵横交错。

《码头和海洋》（Pier and Ocean），1914

当凡•杜斯伯格（Van Doesburg）在1917年创办《风格》杂志时，蒙德里安为它写了一篇文章，并向其追随者分享了这一大胆的尝试，试图彻底改变荷兰停滞不前的艺术文化环境。由风格派设计的房屋和家具，其几何形状的自由足以解放世界。在早期现代主义的作品里，没有比里特维德（Rietveld）的“风格派”椅子更大胆的尝试了，他将椅子的不同表面用明亮的色彩加以区别，大大改变了椅子本身的观感。

然而，蒙德里安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回到了荷兰。到1919年，他又再次回到巴黎，但他始终通过书信与风格派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他在巴黎的工作室本身便是一件充满梦想的艺术作品。蒙德里安睡在一楼的一个小隔间里，但到了楼上，他那明亮的日光工作室是一幅活生生的蒙德里安画作，白色墙壁上装饰着彩色的方格，房间被整洁地布置成工作、思考两个区域。

蒙德里安在那里创作的作品是无尽、无限与永恒的。他的每一件成熟的作品都是更大现实的一部分，其维度是无限的。黑色的线条划分开一块块原色平面，红、蓝、黄三种颜色在白色画布上翩翩起舞。

《红色、黄色、蓝色的组合》（Composition With Red, Yellow & Blue），1935

蒙德里安最后的杰作《胜利之舞》（Victory Boogie Woogie）是他在战前逃离欧洲来到纽约完成的，这是海牙市立博物馆最值得骄傲的展品。该作品将乌托邦与曼哈顿（Manhattan）的街道规划结合在一起。

《胜利之舞》（Victory Boogie Woogie），1944

这次展览呈现了蒙德里安一生的艺术道路：这位在19世纪曾经擅长刻画静物的艺术家成为了20世纪现代世界最伟大的艺术定义者之一。然而，越是对比其早期和晚期的艺术作品，你就越能在最简陋的乡村景色中看到彩色的矩形。1896年，年轻的蒙德里安创作了《农舍的晾衣架》（Farmhouse With Wash on the Line），白色亚麻布质地的衣物悬挂在空中。在衣服的上方是一个红色的矩形屋顶。于是，作为一个抽象的场景，在荷兰乡村一个宁静的日子里，一件美丽的新事物诞生了。

《农家的晾衣架》（Farmhouse With Wash on the Line），1896

本文编译自《卫报》

编译：华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