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广东“凤凰男”的相遇结合

我的父亲谢晋元（1905—1941）和母亲凌维诚（1907—1991）是在一场婚礼上相遇的。婚礼的新郎、新娘分别是我父亲、母亲的同学兼密友。那年是1927年，父亲22岁，母亲20岁。由这对新人搭桥，父亲和母亲很快便熟悉起来，在交往一年多后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

实际上，母亲的家庭条件比父亲优越许多。母亲出生于上海，在家中三个女儿中排行老二。家境小康的母亲先后毕业于上海务本女中和东南体育专科学校，学的专业是音乐，弹风琴、拉小提琴、吹箫、教唱歌样样拿得出手。

而我父亲的家乡远在广东省蕉岭县新铺镇同福乡尖坑村，属于客家地区，日子过得十分艰苦。父亲自小便学习成绩优异，曾考入广东大学（今中山大学），但因受孙中山革命思想和“沙基惨案”的影响，不等毕业便弃文从武，转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后即参加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因作战勇猛而一路晋升。按今天的话说，父亲是偏远山区里飞出的“凤凰男”。

1928年四月底五月初，北伐军打到济南时受日军阻止，父亲担任先锋营营长，与日本人狠狠打了一仗，自己也身受重伤，只得转到汉口美国人开的医院治疗，在此期间，母亲多次前去探望。父亲快痊愈时对我母亲讲，我们结婚吧。对这桩婚事，我外婆不大赞成，虽然她很认可我父亲的人品，但是考虑到军人这个职业风险太大，与家人聚少离多，所以很不放心。可我母亲主意已定，1929年9月两人就在汉口大华饭店举行了婚礼。

在日寇的步步紧逼之下，国民政府为了在京沪、沪杭甬两线加强国防，于1936年初密令张治中将军担任中央军校教育长兼淞沪警备司令，成立军校高级教官室，着手研究淞沪地区作战计划。1936年春，张治中分批派遣营长以上的军官，化装成便衣秘密前往上海侦察地形。父亲时任88师师部中校参谋，被分在了第二批侦察小组，对北四川路底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周围地形进行侦察。

眼看大战将至，父亲萌生了把妻儿送到广东蕉岭乡下的念头。在1936年春节过后，父亲护送已身怀六甲的母亲和三个子女来到了广东蕉岭。只呆了两个星期，父亲就赶回上海了。临别时，父亲对母亲说：“这场战争将会是长期、激烈和残酷的，如果不安顿好你们，我无法安心杀敌。让你呆在这么苦的地方实在是不得已，侍奉年老父母和抚养年幼子女的重担本应该由我来挑，但作为军人，为国效命就不能顾家，所以现在不得不交给你了。但你要相信，这场战争的最后胜利一定会属于我们，到胜利那天，我就来接你们返回上海。”母亲对父亲的话坚信不疑，但她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次分别竟成了永诀。

1936年10月底，母亲生下了我，为我取名继民，意为继承先辈的优良品格，这是父亲的嘱咐。

（谢晋元肖像）

按照客家风俗，男人是不下田种地的，年迈的祖父也确实无法担负农活，母亲便成了唯一的劳动力。大伯的女儿谢孟招与我大姐年纪相仿，因大伯去世、大婶出走而无人照料，母亲将她视若己出。这样一来，祖父母、母亲和五个孩子，一家八口人的吃饭问题都要靠母亲种田来解决。虽然父亲也寄来一些钱，但也只是杯水车薪。

1940年，我祖母去世，祖父为了养老，领养了一个小姑娘做孙女，所以家里还是八口人吃饭，母亲家里家外更加忙碌。不料时隔一年，传来父亲遇害的噩耗，母亲痛不欲生，几近崩溃。她怎么也想不通，自己终年劳累苦苦支撑家庭，日盼夜盼父亲凯旋，竟等来如此结局。

孤军营遇害真相

我自出生起就没有见过父亲一面，父亲遇害时我还不满五岁，但自从懂事起，凡能接触到的孤军士兵，我都与他们深谈过，听他们讲述四行仓库战役的经过和孤军营内的真实生活，也多次涉及父亲遇害的关键细节，父亲在营内所写的日记我也仔细读过，在多方史实相互印证的情况下，大致厘清了父亲遇害的真相。

（谢晋元葬礼及蒋介石题词）

1941年4月24日早晨，父亲像往常一样指挥官兵早操，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被四名士兵围攻，身体多处被利刃所刺，待官兵们察觉有异，为时已晚。凶犯当场被擒，后在法庭上陈述杀人动机是“待遇不良，饮食不饱，外界捐款不公开”，但这些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从父亲的日记中可以看出，几年中他最为操心的就是营内的经济问题，即三百多号士兵的吃住穿和薪饷发放，这直接关系到军心的稳定孤军营的经济来源主要是上海工商界和市民的捐助、国民政府军政部的拨款和开展手工业生产的销售收入等三方面。为管理这些收入，在父亲的主张下成立了由十名官兵组成的经济委员会，账目日清月结，张榜公布。按照老兵们的一致说法，孤军营几年的生活，在谢团长的精心调度安排下，总体上还是过得去的；绝大多数官兵都能理解团长在经济等各方面的一片苦心，也并无多少意见。

由此可见，凶犯的行凶动机并非如其所述，而是另有隐情。最大的疑点是为首的凶犯郝鼎诚使用的凶器——匕首的来历。孤军在退入租界之日就已奉命缴出所有武器，仅有的刀具是四把切菜刀，且是有编号登记的，平日挂在厨房指定位置。可见匕首并非营内之物，而是从营外带入的。

据曾任副班长的张应禄回忆，在血案发生前几日，外面剧团进孤军营演出，其间使用了一把明晃晃的匕首，演出结束剧团撤出了，但道具中少了这把匕首，当时大家都没在意，等到出事了，才想起来肯定是外面的人借此机会有意把匕首留给了郝鼎诚。

其实，孤军营内最大、最根本、最严重的矛盾，是孤军的去留即自由问题，这也是导致父亲遇害的深层原因。自退出四行仓库战斗，羁留租界孤军营起，父亲几乎每天都在为恢复自由，重返部队而努力。他利用一切机会，向租界工部局进行口头和书面交涉，但工部局在日寇威逼下拒绝释放孤军。他又三番五次给国民政府军政部上级写信、发电报，甚至提出可在上海地方人士的接应下，让将士们陆续逃出孤军营返回内地，重回部队杀敌，但是上级的答复始终是时机未到，让他们继续等待，蒋介石前后三次电报，都是要求“忍耐”、“艰苦支撑”、“坚忍自重，坚持到底”。

孤军官兵都是血性男儿，面对遥遥无期的拘禁生涯，他们宁愿采取暴动的方式血洒租界，也不想过失去自由的屈辱生活。父亲的内心当然也有痛苦挣扎，但父亲毕竟是黄埔军校培养的有政治头脑的军人，虽然身陷孤军营，但对国际国内形势却十分明了。他清楚地意识到，如果孤军擅自行动，日军就会以此为借口，进入甚至占领租界，若租界不保，各派抗日力量就少了一块重要的活动空间，而且会对争取西方国家支援我们抗战造成不利影响。经过理性的考虑，他选择了服从命令、顾全大局，选择了忍辱负重、委曲求全。

可惜的是，父亲的苦心并非所有官兵都能理解。有人不堪忍受拘禁生活，把失去自由的账算在了父亲的头上，再加上日伪的收买利诱，于是铤而走险，做出极端的暴行。

父亲留下的担子母亲来挑

抗战胜利后，母亲辞别了祖父，带着我们四个孩子于1946年3月踏上了回上海的路。我们坐小木船从家乡到汕头，汕头当地人听说是谢晋元将军遗属，便跟一家轮船公司说情，轮船公司答应将我们在船上的食宿费用全免。一个多月后终于到达母亲阔别了十年的上海。

（谢晋元夫人及子女抵沪）

当时散布在上海各区的孤军幸存者有五六十人，后来聚集了百人左右，工作生活大都无着落。1948年，内战吃紧，物价飞涨，日子更加艰难。曾任孤军二连排长、后升为连长的李春林把原孤军营和父亲墓地所在的胶州路余姚路的六十几亩地圈起来，借给苏北难民搭棚，每户收取一两斗米的租金。李春林把租金交给母亲分配，这笔钱一小部分供我们生活读书之用，剩下分给孤军，最多时每月有一百一十几个人来领取生活补贴。

上海解放后，母亲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写信给陈毅市长，说明吴淞路466号三层楼和胶州路父亲墓地周围空地的历史，请求人民政府准予继续使用。1949年10月底，市政府发指令给房地产管理处和财政处，指示吴淞路466号房屋及墓地一段归谢晋元遗属使用，一切费用减免，我们一家总算过上了安稳的生活。回想起抗战胜利后找国民政府遭遇推诿的经历，母亲由衷地赞叹新政权尊重历史的态度和行事作风。

五十年代初大部分孤军陆续返回家乡，临行前他们都来与母亲告别，母亲总要给他们一笔钱作为路费和安家费。孤军基本散去后，父亲墓地周围土地的租金收取就停止了。

（上世纪80年代末，谢晋元遗孀凌维诚(左)与儿子谢继民(中)和孙女在一起）

母亲说的一番话我始终记得：“父亲虽然牺牲了，但全国人民都纪念他；而许多人牺牲了，不仅默默无闻，甚至尸骨无存，比我们惨多了。苦就苦了这些孤军士兵啊，他们在战场上卖命，在租界被囚，在日军战俘营做苦力，九死一生地盼到战争结束，却连生活都无着落！我作为团长夫人，一定要尽我所能帮助他们，否则你父亲在天之灵也会不安的。”

1991年1月6日母亲在上海新华医院病逝，享年84岁。我们按照她的生前愿望，将她安葬于宋庆龄陵园，与父亲相伴长眠。

（本文由《档案春秋》授权转载，文章内容有删节，原标题为《凌维诚：从上海小姐到谢晋元夫人》，图片由作者提供。本文编辑：章迪思 编辑邮箱：shguancha@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