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仅是属于美术界的工程

解放周末：“上海历史文脉美术创作工程”圆满告一段落，对于我们用美术作品发现上海的历史基因根系、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是一项意义深远的文化事业，是一笔可以留存的文化遗产。能谈谈它的创作缘起吗？

施大畏：2003年是上海开埠160周年，当时上海媒体纷纷出版专辑和特别节目，自发形成了一个报道热。对于此前此后的怀旧潮，是飞速发展的上海急于重新辨认身份、确立历史方位和地位的一种正常企图，也得到了当时上海市民的积极参与。上海研究一时成为显学，也由此引起了文化部门的关注。

“上海历史文脉美术创作工程”的起意虽然还有更宏大的考虑，但从几位参与文案脚本写作的历史学者来看，作为背景和垫石，也不能不说得益于当时这方面丰厚的民间资源。其时，借“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的契机，政协会议期间，我的前任、上海市文联主席吴贻弓以及孙颙、赵昌平等专家特意和我讨论了上海应该有的作为，设想是否可以利用绘画的形式对上海的历史作一个系统梳理。工程正式启动虽在2010年底，但整个酝酿过程却长达将近十年，历经几任宣传部长和众多社会人士的努力。我们联系的李天纲、张安庆等文史执笔人筛选出了最能够代表上海文化源头和发展脉络的题材，最终确定了100个创作主题，比如文明的印迹、辛亥百年祭、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共二大会址、中共四大纪实、五卅运动、淞沪抗战等，以及洋务运动、江南制造局、南洋公学、上海现代市政的源头、中国近代经济的三次蜕变、犹太人的上海方舟等；历史人物里有董其昌、徐光启等海上先贤，以及曾造访上海的爱因斯坦、泰戈尔；城市风貌里有城隍庙风俗、跑马厅、南京路四大公司等，这些题材内容许多是第一次用美术的形式来展现。可以说，这不仅仅是属于美术界的工程，也是属于整个上海文化界的工程。

解放周末：所以，这个工程的意义在美术，又不止于美术；在上海，又超越上海。

施大畏：具体来看有几方面的意义，一是对于用美术创作的审美语言来梳理和描述上海的历史文脉，是一种有效的尝试和展示。二是增强了新老上海市民对于所居城市的文化记忆和认同，是一种形象的教育。三是对于上海画家包括对上海有认知的画家表现历史题材的创作能力是一次大检阅，对于参与其中的艺术家也是一种考验。四是年代性和时代性结合的创作，对于新老画家在传承中形成共识是一座桥梁，对于年轻画家承担创作重任更是一种队伍培养。五是从文化和专业的领域来说，在整个组织创作过程中所牵涉到的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关系、内容题材本体和艺术形式风格的关系、命题创作的约定性和寻找题材突破性的关系、深厚的生活和学识积淀与激情迸发感性表达的关系，具有案例式的效果。

真正的传承不是因循守旧

解放周末：能介绍一下这100件作品的遴选过程吗，这些作品又将如何归属？

施大畏：由政府出面收购，将作为中华艺术宫馆藏留下来。收购的稿费并不高，绝大部分画家也不是冲着稿费来的，对他们来说，参与的本身就挺有意思。但是入选的门槛很高，评委会专家都是来自全国的重量级专家，包括靳尚谊、詹建俊、吴贻弓、刘大为、冯远、王明明、范迪安等，他们都在评审时提出了自己的专业意见。在前阶段的草图审核过程中，评委的意见也会直接告诉画家，我觉得算是两代人之间的艺术碰撞。未来是属于年轻人的世界，与其等自己老透了再来唉声叹气，还不如趁现在还有话语权的时候，尽量多去交流沟通。这种交流是平等的，艺术样式的探讨、艺术规律的探讨等均在交流范围内。我接触不少70后、80后的艺术家，他们的工作轨迹比较简单。大学毕业后，要么进出版社当编辑、当画家，要么当自由画家，简简单单的工作，简简单单的经历，所以这方面的思考可能没有我们这一代人多。因此，通过这次历史文脉美术创作工程，给到他们一些启示。我相信，若干年过去，等到他们成熟之后，也会同样有这种感受，这是一个历史发展的必然。

解放周末：这个过程也是一次传承。

施大畏：对，真正的传承不是因循守旧。最近的国产动画电影口碑之作《大圣归来》，为什么有了新形象的孙悟空反而受到更多人的欢迎？还有《智取威虎山》，出人意料又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通过头尾场景，把这个故事装进正在看样板戏的一家人团聚之中，这就是徐克的聪明之处。可见，艺术创作不能靠拷贝模仿，真正的传承也需要注入时代性。年代性和时代性关系是可以处理好的。

解放周末：听说因为要求严格，有十几幅作品因为没有达到要求而被淘汰，翻阅作品图录，总的来说精彩纷呈，但也可以看到因为适合不适合，擅长不擅长、投入不投入、有没有思考而见出的高下深浅、格局大小，绘画之外的功力与素养。

施大畏：本来有110多幅作品，最后通过筛选，放弃了一部分。国家的钱，一分都不能浪费。我们可以从历史价值体现和审美价值体现两个尺度来衡量这些作品，因为这是以史料为据的创作，且因为有了建立在上海史专家研究基础上的题材条目梳理和锚点选择，使美术创作有了厚实的人文基础和深广度，以及导入路径、框架结构，具备了较高的学术水平线。这种跨门汲养、学理为基的做法，也为今后的艺术创作提供了一条很好的经验。秉承的正是中国文人画家崇尚的“四分读书，三分写字，三分画画”，和“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识人无数”的创作传统。

至于进入具体创作，自然要看每个人的理解和造化了，比如抗战题材，简单表现战争场面固然不错，但更有价值的是表现对于战争的反思。有评论家说得好：艺术表现战争，正义之师所抵抗的不仅是特定的鬼子群体，而是隐藏于人性中的恶。需要穿过的不是敌人的墓地，而是人类精神中的黑暗地带。你看我现在正在画的这幅反映四行仓库保卫战的作品，一位外国专家从这里面看到的是这个并不起眼的嘴巴，说这是这幅画最让他感动的地方，由此启发我将作品命名为《祈愿》，我们不是要简单表达战争的残酷，而是要表达战争与和平，战争也是为了和平。画里的和平鸽也成为我所有战争题材作品中始终出现的艺术符号。

创作者心中要有大格局

解放周末：美术工程对文脉的理解和梳理确实水准较高，尤其是建国之前的部分，许多作品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也非常强，比如您的《洗礼——记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殷雄的《风云儿女》、张培成的《五卅运动》、韩硕和范奕彬的《海上先贤》、陈研音的《沸腾的青春》等，很厚重；蔡广斌《奇迹——杨树浦的民族实业》、俞晓夫等的　《爱因斯坦上海行》、姜建忠的《洋务运动》，有探索；马小娟的《张园剪辫》、朱新昌的《星火日夜商店》、丁筱芳的《都市风景线》有海派特点……更年轻一代的作品也有不少亮点，比如《对话——利玛窦和徐光启的文化盟约》《巨轮下水》等。

当然，从史料的完整性和系统性来看，除了目前仍回避的“文革”时期外，孤岛时期的红色间谍战、抗战初期的饶家驹南市难民营等具有强烈的画面感和表现力的题材也可考虑补充入选；人物选择也可以更有标准和系统，人物塑像也可以形成系列；建国以后的部分缺乏标志性和历史感，梳理较为随意，显得弱了些。如果要吹毛求疵的话，俗话说：“画鬼容易画人难”，一些画家想象力够可以，但要表现真实的历史题材则显得心虚力乏；另一些则相反，对题材缺少有意思的理解，缺乏想象力和表达力，显得过于机械和平淡；年轻画家在这方面的积累和功力尚显不够等都可以进一步提高。

施大畏：你们所反馈的意见和建议很好。绘画是比较自我的一种艺术表现方式，而历史以尊重真实为原则。美术创作工程是“历史题材命题作业”，对于天性自由的艺术家来说，内心可能会有抗拒感。很多人甚至认为带有政治色彩，尤其是自我标榜为艺术家的许多人，都不太愿意去创作类似作品。他们可能想，除非施大畏这样的“官员”画家，才会心甘情愿去搞这样的创作。事实上，这些都没说到核心，关键是你能不能把这个命题表达好。正如一位画界知名人士所说：有当代艺术这一块，也要有历史创作这一块。画家不应简单将此看作创作任务，而应自觉将此看作丰厚的创作资源。内容和技巧并不矛盾。年轻画家增加经验后，不是非得要走历史画创作之路，但相信这一经验将终身受用。

在创作一百件作品当中，我们培养出了一支艺术家队伍。这个队伍将来是可以承担重大创作任务的。就艺术风格而言，100张作品各不相同，可见画家完全不会因为历史题材被束缚住。抽象主义可以，表现主义也可以，中国最传统的二维表达方式也可以。这100幅作品也是多样化艺术形态的一次集中探索。所以能成为创作工程的百分之一，其实也是在考验每一个画家，面对同样的历史问题，你的认识能表达到什么程度。比如《化蝶——〈梁祝〉的诞生》，第一稿其实被评委会“枪毙”了。要表达“《梁祝》乐曲在上海诞生”，当然也可以画成一件美丽的旗袍上面飞来两只蝴蝶，也一样是艺术，一样有想法。但是，怎么看，艺术的格局还是小了。我觉得有必要重新定位年轻画家对革命题材、历史题材艺术价值的理解。

解放周末：对历史题材的驾驭，并不需要过多的炫技，更重要的是想法。

施大畏：创作者心中要有大格局。上海文化是长江流域的集大成者，它对西方文化反应敏感，对南北文化贯通理解。我们通常谈到上海，容易浮现出二三十年代殖民文化的上海形象，或许是百老汇的歌舞升平，又或者是张爱玲笔下的风花雪月，其实这些都不能代表真正的上海。真正的上海应该是20世纪初期文明形态的上海。站在这个基石上，上海才可能产生革命思想、革命先驱，并成为革命的摇篮。也因为这种革命性，才会有走在全国前沿的左翼文化，成为时尚之都。小提琴曲《梁祝》之所以诞生在上海，也恰恰因为它的革命性。乐曲《梁祝》的诞生为什么被选入创作工程，肯定不是指这首曲子的旋律有多么优美动听，而是它在创作时所面临的特定历史环境的特殊意义，足见当时上海对文化的包容性和革命性。这正是我们要通过画笔去呈现的。理解了这一点后，画家主动重新画了一稿，马上就被接受了。

生命和历史都需要敬畏

解放周末：您自己参与其中的感受又是什么呢？从油漆工人成长为著名画家，您的经历堪称传奇，这样的经历对您的艺术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施大畏：由于时代的关系，我们这代人经历比较丰富。我初中的学习过程还比较完整，中间因为文化大革命中断了学习，后来就去当了工人，在社会最底层的生活条件下磨炼出了一种意志，这种意志又催生出一种精神，就是坚守自己的爱好。在这种坚守的同时，我获得了很多社会的帮助。大概是1968年到1970年左右，物质还比较匮乏的年代，我所在的建筑公司在安徽造房子。工程队的队长让我去买一瓶当时非常昂贵的油画颜料，并允许我脱产去画毛主席的肖像。因为晚上要画画，木工师傅特意在我二层的铺位上搭了一个小桌，电工师傅帮我拉了“专用”电灯。这点点滴滴，都是工人师傅对我绘画才能的肯定，直到现在每念及兹，都让我内心涌动起一丝丝暖意和感动。我今天之所以能成为画家，离不开这批朴实的工人师傅对我的认可。如果没有他们，我的坚守或许早就半途而废。

艺术来源于生活，即便在很多人眼中视为“天才疯子”的梵高，也是如此。梵高小时候的理想并不是当画家，而是当一名神职人员。梵高最初来到一家矿区教堂作助理牧师。在那里，梵高用画笔描绘矿工生活，表达对诚实劳动的赞美，这些作品是梵高最初的艺术起步。直到现在我还会经常一个人背着包独自到山区走一圈。我曾经写过一篇散文，叫做《高原的云》，讲的是我在陕北高原上看到的农民们，他们面对黄土地，无欲无求——但就是这样一块土地上的人们支撑着当年的共产党。我希望能用自己手中的笔，唤醒社会的良知。在中华艺术宫当了两年多的馆长，面对累计数百万的观众，我时时刻刻会问自己：你有没有欺骗他们？传播技巧上的东西并不是我的责任，技巧外的东西才是观众真正应该关注的，这就是展览以外的历史人文和社会良知。

解放周末：有人说：之所以现在美术领域难出大师，与读书太少有关。画家本人诗书画印兼所擅胜，“多维构建”的画作几乎已成绝响。同时，艺术家缺乏敬畏之心和强烈的社会担当感，也是难以出现大格局画家和有震撼力作品的原因，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施大畏：前两天我看到一则新闻，说美术家更需要看书，我觉得很对。我们这一代人面临社会的发展，其实都会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拥有的知识不够。我属于50后，重点初中毕业，但是没能去上高中，在当时也不可能完整地去读大学，虽然社会大学教会了我很多东西，但从知识的角度来讲，我们这代人是有欠缺的。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工作之余，除了完成专业方面的任务，还一直在看书、补课、思考的原因。我有自知之明，知不足所以不间断地学习和思考。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我们中国要想实现由富变强，到底需要什么？答案是文化。科技的东西是有指标的，文化是没有的，它直接表达了对生命和世界的态度。与此同时，对于创作，我更有一份清醒，有生活的作品才是大作品，只有用真情实感去体会生活才可能出优秀作品。

现在其实是最好的时代。世界开放，视野开阔，条件丰厚，传播平台也是全方位的。但是，艺术家该如何面对这种好的环境呢？有时候，好的环境不一定能出好的作品，这就需要我们冷静思考。从小的层面讲，有市场，我可以把日子过得好一点，这也无可厚非。但是，一旦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之后，人更需要一种心胸。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受到了上一代老艺术家的提携。现在，我们到了他们当年的年纪，也需要有这样一种胸怀。这种胸怀，既是面对作品、面对社会的，同时也面对比你年龄小的艺术家。

解放周末：艺术家要有胸怀，也要有情怀。

施大畏：法国哲学家阿尔贝特·施韦泽1923年写了《文化哲学》，那时的欧洲和今天的中国某些方面很像，他说：“文化就是对生命和历史的直接表达。”工业化的发展带来了市场化、娱乐化，文化好像突然“消失”了。而30多年的改革开放也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普遍性浮躁。在我看来，生命和历史都需要敬畏。敬畏生命是回到最本质的东西。我们现在太缺少敬畏，历史文脉创作就是让我们的艺术家回归到初心，然后再出发。

我们的上海历史文脉美术工程并没有就此画上句号，而是可以不断调整、补充、进出、增减、升华、完善的过程，我自己的想法，如果再来一次，再增加50幅左右作品，应该就相对完整了。或许，这100幅作品远不够完整，在艺术上也不够完美，但这是我们整整一代人眼中的上海。它的意义，更在于未来。我也很希望有更多的有识之士参与到我们这个过程中，当代美术可以有风花雪月、怡情养性之作，但更需要时代足迹、社会担当。

（本文转载自今日《解放日报》。编辑邮箱：shguancha@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