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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巷诗人”在上海的青年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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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蒋俭 2015-08-06 06:00
摘要:城市的发展,总是会以历史记忆的磨损为代价。绝大部分人家都已经搬空,有的房子墙体已被推倒,有的房子大门已被封掉。

说起中国的新诗,戴望舒的《雨巷》肯定是绕不开的,这位从杭州走出的“雨巷诗人”跟上海也很有因缘——戴望舒在上海读大学,在上海恋爱,在上海结婚;他的成名作《雨巷》也是在1928年首次发表在上海《小说月报》上,由此获得盛名。可以说,戴望舒的青年时代,渗透着上海繁华世界的五光十色。

(戴望舒肖像 来源:网络)

在震旦大学法文班:翻译唐诗

 

1923年秋季,戴望舒从杭州的中学毕业后,考入了闸北区青云路上的上海大学,和施蛰存、丁玲等做了同学。1925年五卅运动中,上海大学受到查封。于是,这年秋天,戴望舒考进了法国教会主办的震旦大学法文特别班。

 

这个特别班相当于大学预科,学习时间是1年,是为原本读英文的中学毕业生补习法语,为以后去法文授课的震旦大学本科做准备。因为震旦的教会背景和名望,有条件的学生,还可以用这个文凭去法国留学。而特别班的教室和宿舍,当年就在卢家湾震旦大学校区对面操场角上一座中式的七开间二层楼房里。

(震旦旧景 来源:网络)

 

当时负责法文特别班的老师是位法国神父,他的教学方法那叫一个严格。每天上午,他都来上两堂课,第一节课复习前一天上课内容,第二节课教新的内容。第二天,学生就要把昨天上课教过的诗歌或者散文背出来,一旦背不出,就要被赶到教室外面草地上去温习,直到背出为止。诗和散文还算好背一点,每个周一上午的课,神父还会带来800字左右的哲学论文、历史文献或者其他文章,要求大家熟读背诵,到周六上午就要全文默写……学外语的确需要大量的背诵,不过,这个量的确也太压力山大了吧……

 

戴望舒在严师的要求下倒很有收获,不仅考试能拿第一,还开始学着把中国的古文和唐诗翻译成法语。在这个班上,还有后来“新感觉派”另一位大将刘呐鸥,戴刘二人就是在法文班上熟悉起来。

 

当年的震旦校区,现在已经成为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的一部分。走到重庆南路227号的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医学院门口,可以看到墙上震旦大学旧址的铭牌。紧邻大门,一左一右的两座红砖楼,就是当年震旦的旧楼。右面一幢是护理学院办公楼,暗红的地板、楼梯扶手都已经油漆一新。昏暗的楼道里,脚下是咯吱咯吱的木地板,左右都是各种办公室,远远只看见尽头一扇窗,把操场上的绿意迎进来。洗手间里放着的老式檀香皂,淡淡幽香勾出一点怀旧的情绪。不过楼房除了外壳之外,旧日的痕迹已经难以寻觅,楼中也没有更多介绍。走出震旦旧楼四望,眼前没有草地,只有高架,昔日诗人住过的中式小楼,消失在城市的黄昏里。

(震旦旧楼)

 

在虹口游泳池:时髦优游

 

戴望舒在上海的单身岁月里,跟“新感觉派”的几位作家的私人关系相当紧密——施蛰存是他的大学同学兼终身好友,还差点做了他的妻舅,刘呐鸥也曾是他的同学,而穆时英后来更成为戴望舒实实在在的小舅子。

 

1928年夏初,家境富裕的刘呐鸥在虹口江湾路一个日本人聚居的里弄内,租了一幢单间三楼小洋房独自住,戴望舒受邀也住了进去,施蛰存也会时常来住。作为时髦的文学青年,他们的娱乐活动之一就是午后三点到虹口游泳池游泳。1922年落成的虹口游泳池是花园式露天泳池,名为“工部局游泳池”,建成初期仅供租界外籍居民使用,1928年才向华人开放,所以当年,戴望舒他们去虹口游泳池可是很潮的事

(现在看起来平淡无奇的虹口游泳池)

 

有幸的是,90多年历史的虹口游泳池,现在依然还在服务。坐轨道交通三号线向北走,过了虹口体育场那一站,从右面车窗向下望去,可以从空中俯瞰到东江湾路上的虹口游泳池,虽然有白色圆形顶篷遮盖,还是可以看见形状独特的圆形泳池的一角,蓝色水波上,点缀着几位五颜六色的游泳者,如同蓝天上的气球四散漂浮,想来当年也是这般热闹和潇洒。

 

在四川北路公益坊:住店总编辑

(1947年秋,戴望舒在上海 来源:网络)

 

文学谈得越来越入,有钱任性的刘呐鸥便掏出真金白银,在四川北路989弄公益坊16号办起了水沫书店。戴望舒作为总编辑,就住在书店亭子间里。当时,他正深深陷在对施蛰存的妹妹施绛年的苦恋中。戴望舒身材高大魁梧,看起来不似文弱书生,倒像运动员。不过,和外表成为对比的是诗人细腻敏感的内心。此外还有一桩憾事——五官端正的他幼年得过天花,脸上因而落下斑斑麻点,这成了他的隐痛,也使得他在追求绛年时始终不够自信。

(公益坊弄口)

 

戴望舒的第一本诗集《我底记忆》就是在水沫书店出版的,扉页上用法语题辞“献给绛年”,还印着古罗马诗人的诗句:“愿我在最后的时间将来的时候看见你/愿我在垂死的时候用我虚弱的手把握着你”,宛如一束痛苦而赤诚的情书。

(《我底记忆》封面 来源:网络)

 

现在,四川北路近海宁路的公益坊附近都是拆迁的标识,让我暗自庆幸来得及时,但庆幸过后,又有一种淡淡的惋惜:城市的发展,总是会以历史记忆的磨损为代价。绝大部分人家都已经搬空,有的房子墙体已被推倒,有的房子大门已被封掉,我边寻边走,很快找到了位于公益坊入口不远处的16号。黑色大门,雕花门框,天井里的树枝茂盛地探出头来,可门上钉的木条已经暗示了屋子未来的命运。我只能用眼睛和相机,把记忆的痕迹留得更久远一些。

(公益坊16号前门)

(公益坊16号后门)

 

在新乐路永利村:新婚之家

 

戴望舒和施绛年分手之后,在穆时英的促成下,认识了穆的妹妹穆丽娟,这次他的炽热的爱终于有了回应。他们在1936年结婚,新房安在了亨利路(今新乐路)永利村30号。这里不仅是戴望舒的甜蜜新家,他还在这里和卞之琳、孙大雨、梁宗岱、冯至等创办了《新诗》月刊,这本杂志曾是中国现代诗坛最重要的杂志之一。现在的新乐路100弄,就是当年的永利村。电影皇后胡蝶也曾在这条弄堂里住过。

(戴望舒与穆丽娟的结婚照 来源:网络)

 

梧桐掩映的新乐路上,沿街多是个性小店,一不小心就容易错过100弄的巷口。弄堂并不宽敞,却不失整洁,钢窗,水泥拉毛的米色和灰色交杂的墙面,昭示着小康之家的气氛。30号在弄堂的深处,从前门望去,天井里晾满了衣服,阳光下满是日常生活的气息。二楼朝南的房间,诗人曾经住过的地方,不知是否还有他笔下“而我是你,因而我是我”的浪漫余韵?

(新乐路100号弄口)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文中图片除题图和标注外,均由作者拍摄。本文编辑:章迪思 编辑邮箱:shguancha@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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