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之后，我们又迎来了另一个重要节日——端午节。与其他一些传统节日一样，在当今社会，饮食、娱乐、消费已成为过节的主要内容，于是有人将端午节直接戏称为“粽子节”。然而，作为中华传统节日的端午节，实际拥有非富多彩的“面相”，远非一个“粽子节”所能涵盖。

端午节究竟起源于什么

随着近年端午节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有关这个节日的很多习俗，也渐渐穿过历史的长廊，呈现在我们面前。除了最广为人知的吃粽子、赛龙舟之外，放风筝、挂艾草、挂菖蒲、饮雄黄酒、绑五色线等也已在很多地区得到恢复。但当我们追溯端午节的源头和思考其深层意义时，仿佛一切又变得模糊起来。

长期以来，学界对端午节的源头和演变问题关注颇多，但越研究就越发现歧义百出。如闻一多认为端午节起源于先秦吴越民族龙图腾祭祀，但这一观点有一定推测成分。其他一些学者则指出，端午是古代的“恶日”，在这一日需要遣灾驱邪，久而久之便成为具有公众娱乐意义的“节日”。例如《岁时广记》中有一则资料，称北宋开封府百姓过端午节时，会“合泥做张天师，以艾草为头，以蒜为拳，置于门户之上”。吴自牧《梦粱录》中描述了南宋临安过端午节的情况，称道教宫观会派发辟邪的灵符、经筒等物。清嘉庆十三年的《如皋县志》则记载，端午节时要修合辟邪丹药，饮雄黄、菖蒲酒，送诸毒虫。而根据江绍原的研究来看，端午节的龙舟比赛，原本也是以除瘟疫、送瘟神为目的的民俗活动。有关这一方面，近来出版的姜守诚《中国近世道教送瘟仪式研究》，所述甚详，颇可参考。

除以上两种认识外，有关端午节起源更流行的观点是“纪念古人说”，这其中又以纪念屈原的说法最具影响。虽然早有人指出，屈原与端午节的结合是较晚的事情，不免比附之嫌，但笔者却认为这一“比附”却恰可扛起当代端午文化的真精神。事实上，对于端午节来说，吴越民族的龙图腾早已沉寂在历史的汪洋里，而随着当代医疗条件的大大改善，遣灾除瘟也已无法继续充当端午节的主旋律。因此，在相关传统中重新发掘更具积淀性和正面意义的内容，以之作为当代端午节的内在精神，显然是更切实际的传统文化复兴方式。

要看到屈原身上真正的力量

相信绝大多数人都听说过三闾大夫屈原的名字。有关屈原最权威的记载是司马迁《史记》中的《屈原贾生列传》，但由于屈原不见于更早的资料，因此难免有人怀疑其光辉形象是司马迁的一手创造。然而，对史料的怀疑只可能解构历史记述，但却无法摧毁附着在历史记述上的精神寄托。《史记》中的屈原是典型的忠臣，他忧国忧民，却为小人构陷，郁郁不得志，最终自沉汨罗江。屈原的自沉毫无疑问是一场历史悲剧，悲剧的震撼力让这个故事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上世纪40年代初，郭沫若的历史话剧《屈原》引起了长达数十年的轰动效应，这绝对不是话剧本身的艺术成就所能造成的文化现象。事实恰恰相反，话剧《屈原》迎合了人们对这一历史人物的追忆和憧憬。在那个战火纷飞、国家和民族面临生死危机的年代，人们渴望忠臣，渴望历史的正义能够照亮现实的黑暗，为未来指明方向。屈原就是这样一个在黑暗中孤身搏斗的典型，话剧中屈原的《雷电颂》试图以狂风霹雳撕裂社会的黑暗，充满“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给人以舍生取义的力量！

或许有人会说屈原所代表的忠诚是对君主的愚忠，“封建王朝”对屈原的赞美是希望读书人都仿效愚忠的阴谋。不可否认，屈原有其历史局限性，但是我们今天纪念他，更多是为了弘扬他的爱国忧民的精神。当我们吟咏屈原《离骚》中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时，便可直观地感受到，屈原的忠诚并不仅仅是忠于君主，更是忠于国家、忠于国人的“大忠”。

 中华文化的价值为何能历久弥新 

屈原的诗篇和节操已经达到儒家“立言”、“立德”两个“不朽”。而依据古礼“有功于民者则祭”的原则来看，在国人心中，屈原的“立功”也早已得到承认，故被封为五岳四渎中的江渎神，享受人间香火。民众朴素的情感中，蕴含着对于英雄的敬仰和追思。正所谓，大江东去，浪花淘尽，方显英雄本色。正是有像屈原这样能经得住历史长河的淘洗、能为生命留下重量、能让后人景仰的人，中华文化的价值才能历久弥新，在历史厚重之处体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当下，我们身处改革大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离我们那么近。假如屈原生逢今时，想必不用再慨叹“报国无门”。不是吗？实现梦想的舞台如此丰富多样，每个人只要努力，就能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把我们的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昌盛。纪念屈原的最好方式不是悲情和嗟叹，而是不辜负这个时代！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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