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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职业者真的自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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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黄霁洁 2017-04-12 10:40
摘要:是什么让他们决定成为自由职业者?当初辞职时的困惑,现在全都解决了吗?他们又遇到了什么“心问题”?“着调青年”采访了4位自由职业者,听听他们得到了什么样的自由,又面对着什么样的不自由。

 

“上班就好像你在大船上,稳当。小船可以自由地开,但风浪大。”

 

这是Lily对于工作与自由职业之间差别的形容。一年半前,她从供职多年的广告公司离职,那时她已经是这家公司的创意总监,但职业倦怠期还是不可避免地袭来。广告业在互联网的冲击下失去了往日的辉煌,客户面前话语权的失落和一味求快的工作节奏令她无所适从。自己的时间去哪了?到底为什么而拼命?

 

相似的困扰也曾在姚璐的生活中出现,2011年毕业后,23岁的姚璐进入中石油工作。她选择这份国企工作的理由仅仅是加班少,可以有更多时间兼顾自己摄影的爱好。在逼仄的办公室如同螺丝钉般埋头努力从来不是她的志向,因此,当工作以强大的力量渐渐侵犯到她的私人时间时,姚璐决定辞职。这个决定的导火索是姚璐想请三天假去柬埔寨旅游,而领导起初不批假。

 

区别于人们普遍对“一言不合就炒老板鱿鱼”的潇洒认知,姚璐在辞职后陷入迷茫和困惑,陪伴她的是呼伦贝尔广袤的草原和她的相机。对未来没有任何明确的计划,也没有其他可以参照的案例,当时的姚璐还不知道,今后她会成为人们口中的“自由职业者”。

 

自由职业者,或称飞特族,英文其实更接近(self-employed)自雇者。他们不属于任何组织,只为自己打工。大多数人并非一开始就决心做一名自由职业者,而是在拒绝工作的过程中不断探索、一步步确认了自己的方向。与其说这是一种新兴的职业,不如说在当下年轻人中,这已经成为了另一种多元的生活方式。

 

辞职后,Lily做起了她一直想做的插画师。离开了稳定的“大船”,自由职业的“小船”意味着重新成为掌舵者,也意味着可能的孤立无援、风险和与自我的战斗。

 

Lily插画《心中的童话》,绘画让她渡过了低谷期

 

  

 一个人承担一切

 

小优现在是一名独立建筑设计师,在设计院从事大型开发商地产设计10年后,她成为独立设计师,转向空间改造和室内设计,为个人业主做店铺、住宅的改造。工作不仅变得“有趣了”,而且收入是以前的4倍。

 

但带给她动力的,也成为她压力的来源。“现在需要自己为自己考虑,需要担心”。她的合同不少,却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来增加订单的可控性。走到项目前方,市场、后续服务、供应链这些原来无需考虑的环节,她都要全部了解。

 

这是很多自由职业者共同的焦虑。比起作出辞职这个决定,坚持以及承担所有的后果更加需要勇气。小优把自由职业看作是一个人的创业,寻找客户、工作安排、全流程的统筹……过去由公司包办的各个链条现在完全交到自由职业的个体手中,当手握对生活和工作的决定权时,就不得不背负为自己负责的沉重。小优笑着说,“一空下来,常常会想,诶,怎么没有项目了?”

 

不是所有自由职业者都能完成心态上的转变,成为“超级个体”。Lily讲起她身边的人的经历:“我有个朋友,因为某些原因,有两个月没有固定工作。他接单赚的钱比工作多一倍,但他就不行,焦虑得不行,必须重新去上班。”

 

在“超级个体”的路上,自由职业者要经历看不到回报的噩梦。姚璐说,她在成为风光摄影师后,意识到自己最大的困境不是经济来源,而是做任何事都要先去做,再有钱赚。比如先去拍照,再看有没有单位买图;另一方面,自由职业没有任何保障,唯一的保障就是自身不断进步、不断获得认可,得到更多赚钱机会,“因为走的路都是没有任何参考可言的,最怕自己忙活半天最后一场空”。

 

近年来,自由职业的风潮又搭着“共享经济”的列车火了一把,市场上涌现出各类人才共享平台或众包平台,甚至有为自由职业者准备的培训课程,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自由职业者对机会的渴求。但即便如此,相对来说难以复制的经验让每一个自由职业者个体只能摸着石头过河,独自体会自由职业所带来的全部欣喜和焦躁。而与过去对收益的强烈需求不同,如今自由职业者期许的回报,更多地体现在追求进步和得到自我实现上。

 

张侃今年27岁,一年前,他走上了旅行作家的道路,在他看来,自由职业者“赚钱永远不是最难的”。他获得收入的全部目的就是为了保证自己能一直走下去,继续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可以睡火车睡大巴睡青旅,天天吃这个国家最便宜的食物(我在韩国吃了一个月便利店便当,在土耳其吃了一个月烤肉卷),没车搭就背包暴走几十公里”。这些他都不在乎,他追求的只是收支平衡,而每天看到的景色、见到的人、听到的故事才是他最大的养分。

 

面对来不及学习的焦虑、看不见未来的困惑,唯一支撑着他们的可能就是对当下所做事情的热爱。“既然选择了,就好好做,好好感受,体会这一过程也很重要”,这是Lily想对自己说的话。

 

张侃发表于《旅行者》杂志2015年11月刊的文章

 

 

和惰性搏斗

 

工作与生活的失衡,是大部分年轻人辞职成为飞特族的一个原因。如今“自己的时间”取代了原本琐碎的上班时光,很多自由职业者在爱好上重新找到那种专注、兴奋的感觉。Lily用“单纯”来形容现在的状态,“以前在公司,很多时间都是被消耗的,各种会议,各种拉扯”,现在时间都靠自己规划。

 

而重拾自己的时间之后,等待他们的又是新的难题。

 

对于小优来说,现在的生活状态只有两种:一种是工作,一种是考察项目。她出去玩也在考察项目,旅游的内容就是拍摄建筑的项目,搜集供应商的资料,看各个行业的空间是怎么做的,考察最近有什么新的产品。哪怕和朋友聊天,讨论的也都是设计方面的事。过去,她的工作时长为8-10个小时,现在10个小时之外也都是工作时间,“这一点不是特别好,没有周末,时间都混在一起。”

 

自由职业造成了工作与生活边界的模糊,而最后的结果往往是工作占领全部生活。张侃对此深有体会。走入社会以后,他发现大多数人的世界变得越来越窄。学生时代外面的一切都是世界,工作以后,就只有自己的专业和圈子,连朋友圈里发的东西也全是跟专业和工作相关。“最可怕的是,这种变化是不知不觉发生的”。为了避免视野的狭隘,张侃选择成为永远在路上的旅行作家,可工作与生活相糅杂这一命题并不能够轻易摆脱。现在的工作出于自己的兴趣,所以,哪怕很累也无所怨言,只是,张侃仍然希望有更多人能明白,这份职业“看上去很美”,一旦兴趣与工作合二为一,带来的必然是7x16的工作时间。这意味着除了吃饭和睡觉,其他时间都在工作。“这种辛苦不是所有人都能承受的,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自由职业”,张侃反复强调。

 

工作与生活混在一起的后果,就是必须要与自身的惰性抗争。自由职业对个体的自制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没有了朝九晚五的约束,小优现在一般9点半起床,工作持续到凌晨一两点,与此同时,在家工作的生活还带来了两个副作用:肠胃不适与变胖。Lily也在抗争中,尤其是一幅画还没开始画之前。而Lily的朋友,一位做编剧的自由职业者,用了很多年才战胜了惰性。

 

小优成为独立建筑师的第一个改造项目,让一个健身房焕然一新

 

 

 

脱离集体的齿轮

 

张侃甚至在一开始就明白旅行这件事是要注孤生的,他把这称为职业旅行者要面对的终极大boss,以此警告那些前赴后继的旅行爱好者。但他不怕,他觉得自己对探索这个世界的兴趣,超过了对生活品质乃至对爱情的追求,这与现在社会宣扬的观念有很大不同。职业旅行令他切断很多社会关系,把自己置身于更大、但原本与自己无关的世界中。

 

而张侃从来就不是一个愿意牺牲个人的人,他曾经创建过校园活动、物流、汽车维修、智能家居的创业公司,当初连续创业中所碰到的正是团队和个人的磨合问题,那段经历让张侃更加清楚地认识了自己:大部分人最终都需要在一个团队中体现自己的价值,他发现自己做不到,融入团队,就意味着必须牺牲一些个人的东西,“但我一点也不想牺牲这些”,他说。

 

许多人担心自由职业者会面临孤独的生活困境,但或多或少,这些人自己选择了孤独。这一代自由职业者,他们的时代底色便是挣脱各种社会身份和关系,去走向自我。

 

工作要求一个人在团队、集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这是张侃父辈的生活方式,他们把自己嵌入一个更大的群体,跟着它一起运转,并从中获得安全感。更多的年轻人,尤其是自由职业者遭遇的则是个体和群体价值的冲突。“在群体中,群体会带给你社会属性,给你认可,给你一个大环境,个人的话需要自己给自己打气”。Lily认为冲突的发生也和文化相关,“中国是个非常注重群体性的国家,这个在欧美就不用在意,没人会来管你会来比较。”

  

社会的不理解

 

更加现实的冲突来源于父母、朋友,包括整个社会。

 

“我现在都不和我妈具体说我在干嘛,她会焦虑的”,Lily在刚毕业的时候经历过一段自由职业时期,那时发展不错,最后却被家人赶出去上班,以至于现在再次选择自由职业,Lily都避免和父母谈及她日常的生活。唯一从始至终支持Lily决定的是她的叔叔,“我辞职的时候有和叔叔提起过,他很赞同。他是个比较成功的自由职业者,当初就觉得自己根本不适合上班”。叔叔的经历对Lily有很大影响,他是早期的自由设计师,按照Lily的话来说就是“放飞自我”,叔叔的退休年龄也很早,退休后旅游、画画、种植物,“这是当时很多人不能做到的事”。

 

在父母的不理解之外,Lily还会面对朋友的“劝诫”。有人劝她去上班而不要“不务正业”。有段时间几乎每周都有朋友找她谈项目,要帮她做公众号、商业炒作、拉广告,“不然他们会觉得我不上进”。但这不是Lily想要的模式,商业接单只是为了赚生活费,Lily想要的是不断的积累和进化。为此,她不得不抵抗社会的浮躁,“我要一遍遍告诉自己,这个阶段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不然很容易迷失。”

 

正当自由职业者开始重新定义“成功”、定义“正确”的时候,他们撞上那一堵无形的高墙。张侃的父母曾就自由职业的问题与他争论过很多次。他谈及此,不由感慨,现在阻碍年轻人走这条路的最大因素其实还是父母,因为他们年轻时对生活的不安全感会不由自主地带到对孩子的期望中,“很多年轻人在找到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并去付出以前,早就被社会、被父母、被舆论强迫去选择那一条要么会通向成功,要么安逸稳定的道路了。”。

 

姚璐也经历过家庭的阻挠,作为女性,她深深感觉在成为自由职业者这件事上要面对比男性更大的阻力,亲人都会因为她是“女孩子”而认为她应该找个稳定工作,然后结婚生子。父母和亲人会美其名曰“担心安全问题”或者“不指望你赚很多钱,但希望你稳定”的理由,阻碍你去追求自己喜欢的东西。

 

去年28岁生日时,姚璐在她的公众号发表了名为《28岁,除了工作结婚生娃,还有很多种活法》的文章。她在文中回忆,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她的叙利亚沙发主Nowar对她说:“我才27岁,我还有很多想做的事”,“我很高兴看到越来越多的女性冲破束缚、冲破传统,追逐自己想要的人生,也很高兴自己也算其中的一员”。

 

2015年4月,姚璐拍下了南疆阿勒玛勒克杏花村,她说新疆是中国最让她难忘的地方

 

 

永远的自由职业者?

 

“你打算一直做自由职业者吗?”这个问题对于Lily们来说难以回答,又不必回答。

 

姚璐在出版了关于她四年游历的书后,说自己被“清零”了,清零的意思是让过去到此为止。沉浸于过去显然不是明智之举,但未来的路要怎么走她依然心里没底,所以相当于又从零开始。“当下和未来确实比过去重要得多,想要一个充满故事、充满经历的过去,那就得抓住当下,去做更多的事”,姚璐说。未来,她除了想去北欧继续拍摄风光之外,也想在旅途中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采访甚至深度调查报道,她不自觉地流露出对当下和不确定性的着迷。

 

而在张侃的字典里,就没有后悔两个字,“一切的选择,其实都是最好的选择啊”,他抛出了一句“鸡汤”,说自己要走到自己不想走的那一天为止。对于未来的打算,他的态度是开放的,“没必要提前决定未来的生活,想做就去做,不想做就不做”。

 

有人尝鲜后,从自由职业者的舞台退场,也有人不打算回头。小优觉得自己应该会继续做独立建筑师,她觉得“自己做挺好的”,后续也有可能和几个设计师一起成立事务所。

 

20年前,“飞特族”的代言人青山七惠在《一个人的好天气》结尾写道:“我不断地更换认识的人,也不断地使自己进入不认识的人们之中去。我既不悲观,也不乐观,只是每天早上睁开眼睛,迎接新的一天,一个人努力过下去。”

 

20年后,“飞特族”仍然在试错中前行,走出舒适区,不断逼迫自己去探索与更新。辞职时的困惑,现在全都解决了吗?Lily也不知道,“先把目前想做的做好啰,这个还是得花大精神去做的”,她认为我们没必要判断自己是否适合上班,会有力量一步步推向那个选择,这是偶然中的必然。“谁都不知道将来怎么样,或许走职场那条路会更好?就像到了三岔路口,你总要做个决定。”

 

 

文/黄霁洁

插画/派派

栏目主编:吴桐

编辑邮箱:tongwood@yeah.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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