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疫情,我被封控在了乡下老宅。35年前,父亲用一万多元建起了它,三层楼的木头梁砖瓦房。从8岁孩童到懵懂少年,我十来年的光景都在这老宅度过。
老宅老了。房门上的漆已经失去了光泽,门上伤痕累累,这边一个窟窿、那边一条裂缝。地砖和地板是我结婚那年父亲重新贴的,今天看来虽不至于破败,但也不见了光彩。屋顶的灰色瓦片似乎换过一茬,所以尚能挡风遮雨。最顽强的要数后屋的几根主梁,30多年前的木头,依然稳稳地托举着房子,好像把整个时光都凝结住了。
小时候,我的房间在老宅的第三层,有时候在东边这间,但大多数时候是在西边。老宅的阳台很大,我常常在阳台的角落里晒太阳、读书、做功课。遇到大晴天,我就拉一把小凳子坐在阳台的西边角,背靠着白墙,有时候什么也不做,就眯缝起双眼沐浴在日光里;有时候会看船,透过上下眼皮的缝隙,去瞅东边六里塘里开过的拖头轮船,一只两只……十来只甚至二十多只,像鸭妈妈领着一群小鸭子,缓缓地驶进我的视野,又缓缓地驶出去。运气好的时候,还能听见几声汽笛的长鸣,“呜——呜——”的声音沉闷而悠远。
跟所有那个年代的老房子一样,我家的老宅前也有一块“水泥场”。小时候,每到夏天的傍晚,父亲就把餐桌和椅子搬到水泥场上,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着露天饭,说着闲散话。有一年,年轻的班主任老师来家访时恰逢晚饭时间,我们邀她一起吃饭,她摆手说已经吃过了,然后搬了把小凳子坐到餐桌旁,像邻居一样跟我们唠嗑。我的学习成绩并不佳,但对老师并无畏惧。但那一次餐桌对话后,我不知怎么的突然觉得有必要努力读书了。
农村的房子与城里的相比,有两个特点:一是居住面积足够大,二是门前屋后通常都有点自留地。我家拥有的自留地大概有三块,其中我最喜欢房子东边的那块“荡田”。所谓“荡田”就是地势比较低洼的田地,遇到汛期,“荡田”会被河水淹没。所以,我们的那块地通常用来种水稻,有几年,母亲在地势稍高的地方种了芋艿,收成也很好。而我喜欢那块地的理由,是那里可以捉鱼。每年汛期,田间的沟壑里都会有鱼虾逗留,我会在田地的出水口安上一张薄薄的铁丝网,等到潮水退去时,就能擒住顺流而下的鱼虾。猎物里,有时也会有一斤多重的大鲤鱼。
因为我喜欢这些,我的泥水匠父亲就在老宅的天井里给我造了一个小池子,供我养鱼虾。我在池子里铺了一点淤泥,再灌上水,放上一点浮萍,一个颇有生趣的小鱼池就做成了。以当时的条件,这鱼池自然是没有供氧的,夏天的早晨或天气闷热的时候,小鱼们就会浮到水面吸氧,几十张鱼嘴一起发出轻轻的“啵啵”声,反而使整个天井显得特别静谧。
老宅建成后,父亲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老宅附近的小河边布上石阶,为的是取水用水更加方便。因为这方石阶,我的少年生活也变得愈加丰盈,我在这里钓鱼,在这里纳凉,在这里洗澡,也在这里沉思。泰戈尔说,如果把发生的事情都印在石头上,那么,你就可以在我的每一个台阶上读到许多昔日的故事。我深以为是!
关于老宅的许多记忆,其实已经模糊。今天,唯一能帮助我记得真切的,仅有几张30年前的老照片,它们被挂在奶奶房间的墙壁上,用一个陈旧的积满灰尘的相框装着,上下各3张,排列很整齐,足见全家人当年对它的珍视。拍下这些照片的是我的表姐夫,一个能说会道的生意人。那时他开着一家“孵行”,就是收来鸡蛋孵出小鸡进行售卖。20世纪90年代的农村,能拥有一部相机是件很炫酷的事,而能够留下一张自己的照片更是可望而不可及。那天,表姐夫给我母亲和奶奶各拍了两张,拍照时,她们两个人都有些拘束,只直直地站着,唯独我像孙猴子一样爬上了东墙边的桃树,留下了一张人在树上的照片。
受疫情所困,我在老宅已经待了半个多月。母亲说,自打我工作后,好像从未在家住过那么久。我的老宅老了,但在我的内心深处,这给了我栖身之处和精神力量的所在,依然如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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