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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神秘的出版社,为《西行漫记》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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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邢建榕 2022-04-14 07:52
摘要:​今年是《西行漫记》原著诞生85周年。为出版《西行漫记》而成立的“复社”,今人所知甚少。

今年是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逝世50周年,也是他的传世之作《西行漫记》诞生85周年。

斯诺的一生与中国紧密相连,他是第一个到陕北采访毛泽东的外国记者,首先向世界拉开了红色中国的帷幕,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正面形象走向世人,在全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西行漫记》一经问世,成为中国现代史和革命史的一部重要著作,且历久弥新。

寻访神秘的复社

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英文版)问世仅仅四个月后,1938年2月,该书中文版以《西行漫记》为名,在日伪统治时期的上海翻译出版,出版机构是迄今仍显神秘的复社。今年初,笔者冒着冬日寒风,寻访复社遗址——巨鹿路(原名巨籁达路)174号,即今巨鹿路、瑞金一路中德医院旧址旁,一路之隔便是中共二大会址。此处原系一幢沿街单间三层楼房,前门是巨籁达路174号,后门是福煦路(即现在的延安中路)安乐邨,当年以福煦路为界,路北属英租界,路南属法租界,此地正位于英法租界的“三不管”地段,利于隐蔽疏散。


20世纪90年代巨鹿路174号复社旧址。胡序威提供

同为复社成员的胡愈之、胡仲持兄弟即居住于此,胡愈之后来回忆说:“我临时想了一个复社的名义。在书上没印复社的地址,实际上它就在我家里。”遗憾的是,此处早已时过境迁,楼房在旧区改造中被拆,变身为延中绿地的一部分。树木茂密,竹叶青翠,在轻风下簌簌作响,仿佛述说着当年重重险情下,译者们是如何以一颗炽热的心没日没夜翻译出版此书的故事。

胡愈之为中共党员,新中国成立后,成为首任国家出版总署署长。1935年后,他在上海积极参加文化界救亡运动,是救国会发起人之一。救国会“七君子”被捕后,他为营救“七君子”出狱,与宋庆龄、何香凝等发起“救国入狱运动”。抗战爆发后,胡愈之任上海救亡协会宣传部副部长,其主要工作之一是向外国记者发布抗战新闻,因而与在上海的斯诺相识,并结交成好友。

《密勒氏评论报》首先披露

斯诺访问陕北苏区,胡愈之事先并不知情。1936年6月经宋庆龄的介绍和安排,斯诺携带两部相机和24卷胶卷,穿越层层封锁,冒险前往陕北采访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斯诺后来回忆:“通过她(孙夫人)的安排,我同北京的一位教授取得了联系,这位教授给了我一封致毛泽东主席的介绍信,与此同时他还告诉我同西安的地下工作者接头的办法。”


宋庆龄与斯诺

斯诺从北平乘列车西去,秘密地进入了陕北红区,成为第一个访问革命根据地的外国记者。他在陕北苏区和前线记录下大量珍贵材料,回到北京寓所后日夜整理撰述,1936年11月14日、21日,斯诺将自己与毛泽东一问一答的采访记录,经整理后,以《毛泽东访问记》为题,在美国人办的上海英文报纸《密勒氏评论报》首先连载发表,并配发了他拍摄的那幅毛泽东头戴八角红星帽的著名照片。尽管该文经过国民党新闻检查官的审读,被删去了三分之二,但发表后依然引起轰动。这是《西行漫记》部分内容的最初披露。其后,斯诺关于苏区见闻的报道陆续在国内外问世。斯诺之所以选择在《密勒氏评论报》首先刊发苏区报道,很大原因在于他与《密勒氏评论报》老板兼总编鲍威尔关系密切,该报创始人密勒氏和继任者鲍威尔均是美国人,而且与斯诺同为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校友,斯诺来上海后曾担任过鲍威尔助理一职。


1936年斯诺(右)在陕北采访途中。新华社发

胡愈之设立秘密出版机构

1937年下半年,斯诺在北京完成了《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的书稿,将它交给英国戈兰茨公司,于当年10月出版,一时轰动世界。

胡愈之在斯诺的寓所,看到刚从伦敦寄来的样书,翻阅之下认为这是一本难能可贵的好书。他后来遇见八路军上海办事处的刘少文,又专门询问了斯诺的描写是否可靠,得到了刘的肯定,遂决定组织力量翻译出版此书。其时上海刚刚沦陷,租界如“孤岛”,已摇摇欲坠,日军虎视眈眈,踏足不过是早晚之间。要寻找一家出版社,出版这么一部宣传红军苏区的书谈何容易。怎么办?胡愈之急中生智,临时在自己家里成立了一家出版社,取名“复社”,把底层让出来作为复社办公场所,自己和家人都挤住在楼上,印刷则由商务印书馆印刷厂工人帮忙。


1937年10月伦敦维克多戈兰茨公司出版的埃德加·斯诺著英文版《红星照耀中国》。蒋迪雯摄

所谓复社,其实大有寓意,含有救亡图存的意思。早在明末的时候,江南爱国文人志士就组织过一个复社,与魏忠贤的阉党进行斗争,在历史上起了一定的进步作用。复社就是为了继承先贤的爱国抗争精神和凛然正气。胡愈之任社长,成员额定30人,实际人数约20人,包括胡愈之、郑振铎、许广平、周建人、王任叔、陈鹤琴、张宗麟、沈体兰、黄幼雄、胡咏骐、冯仲足(冯宾符)和胡仲持等著名文化人,后又增补了陈志皋、周予同、李健吾、吴承禧、孙礼榆等人。复社的日常工作由秘书张宗麟(中共地下党员)主持,对外称经理。

复社由于其秘密性质,留存资料有限,部分当事人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回忆也是语焉不详。上海市档案馆现保存有复社的两件原始档案,一为复社社约,一为复社第一届年会记录(1939年4月1日)。复社社约开宗明义,称复社的宗旨,是在抗战时期特殊环境下,“促进文化,复兴民族”。《西行漫记》即是他们着手进行的第一项工作,后来又出版了600多万字的《鲁迅全集》。

据1939年4月1日复社第一届年会记录,复社还出版过《列宁选集》,“继续出版《列宁选集》,在可能范围内,在今年全部出齐”。其他值得注意的出版项目有:筹办出版百科全书;计划翻译《高尔基全集》,采取每月出书方法,预计一年内出齐;继续印行正续《西行漫记》;《鲁迅全集》再版;世界侵略地图(帝国主义殖民地的再分割);其他有关于政治、经济、文学的巨著至少五部。另据相关人士的回忆,复社可能还秘密出版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单行本。

一经出版引起轰动

为抓紧出版《西行漫记》,全书被拆分成12章,每人一章,分别交由王厂青、林淡秋、陈仲逸、章育武、吴景崧、胡仲持、许达、傅东华、邵宗汉、倪文宙、梅益、冯宾符翻译,其中陈仲逸为胡愈之化名,由他统稿校订。

本书原名《红星照耀中国》,由于上海当时环境险恶,译者之一的倪文宙提出,将原书名改为比较隐晦的《西行漫记》,“局外人以为这是本小说或是游记书,不容易一下认出这是一本‘红色’的歌颂解放区的书,容易在社会上通过”。

当时著名记者范长江写的《中国的西北角》一书,真实记载了中国共产党在西北的情况,颇受读者欢迎,因此“西”或“西北”就成了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所在地的代称,这样既避免了敌伪的注意,又会使读者心有灵犀,胡愈之和众人均赞同,胡后来回忆说,“在当时的情况下当然不能照译”。

不到一个月,此书已经完成翻译工作,计分“探寻红色的中国”“到红色首都去的路上”“在保安”“一个共产党员的来历”“长征”“西北的红星”“在前线的路上”“同红军在一起”“同红军在一起(续)”“战争与和平”“回到保安”“又是白色世界”12章。1938年2月,中文版在上海出版,章节内容略有调整。斯诺撰写了序言,增加了许多新照片,从英文版的16张增加到51张。胡愈之不知道斯诺本来有中文名字施乐,作者名音译为爱特伽·斯诺后印在书上。


1938年复社版《西行漫记》扉页


《西行漫记》的封面照,画面上的小号手为红一方面军营教导员谢立权。新华社发

《西行漫记》一经问世便引起轰动,不少年轻的知识分子阅读这本书后深受震撼,受其影响秘密奔赴延安者不在少数。著名漫画家华君武当时在一家银行上班,阅读《西行漫记》后,毅然放弃金饭碗,历经三个月的长途跋涉到达陕北。他后来回忆说:“这都是《西行漫记》给了我力量。”

《西行漫记》是“红色伪装书”

《西行漫记》出版后,一直被日伪当局和国民党政府禁止印行和出版,但这本“禁书”的广泛流传程度远远超过其他红色书籍。这固然因为该书本身的吸引力,亦与该书是一本“红色伪装书”有关。

伪装书这一概念属于版本学研究的范畴,“红色伪装书”是指在白色恐怖时期,我党大量使用各式伪装所出版的出版物,如毛泽东著作《新民主主义论》被伪装成“热情小说”《满园春色》,封面画有一个妖娆的舞女,翻过封面,保留了小说全文,但内中夹印了《新民主主义论》。《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大会议决案》封面被印成《新出绘图国色天香》,但翻开封面,该书扉页上可见目录,版权页却无出版者,也无出版时间。粗略一看,很难看出属于“禁书”。红色刊物的伪装则更复杂,因为刊物是连续出版物,开本也较大,除使用假名、伪装封面外,为了更好掩护,常常缩小刊物开本,与书籍大小一致。至于出版社地址、作者名字也是伪装的重点。

复社出版《红星照耀中国》,书名换成了《西行漫记》,而出版《西行漫记》的复社,地址虽设在胡氏兄弟家里,该书的版权页上是见不到的,仅标复社印行(藏版)寥寥数字。后来复社的地址标为香港九龙路或皇后大道某某号,更让敌人无从下手。这与不少“红色伪装书”的做法异曲同工。


《西行漫记》初版本中毛泽东照片

尽管这本书的出版、包装已经煞费苦心,但出版前后仍遭到日伪、租界当局和国民党政府严厉查禁,归入“禁书”之列,蒋介石还亲自下令追究该书出版处,可见《西行漫记》的影响不容小觑。

斯诺著述被查禁

除《西行漫记》外,斯诺所有与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有关的出版物,几乎都被列入查禁之列。据档案研究统计,斯诺当时被查禁著作,尚有以下多种书目:《毛泽东自传》《红军四种》《西北新社会》《一个美国人的塞上行》《中国的红区》《西北散记》《西北角上的神秘区域》《斯太林与中国的苏维埃》《长征两面写》《二万五千里长征》《第八路军将领印象记》等,其中大部分出版物都早于《西行漫记》,显然是自陕北归来后,陆续整理发表的一些通讯报道之结集,如《毛泽东自传》即与《西行漫记》第四章“一个共产党员的来历”基本相同。


1938年,周恩来、邓颖超在武昌珞珈山和斯诺在一起。新华社发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后,斯诺通过廖承志的关系得知相关消息,立即通过美国《星期六晚邮报》报道了事变的真相,国民党当局大为恼火,下令取消他的在华记者证。斯诺被迫于2月离开中国,但继续在国际上撰文谴责国民党政府破坏抗日、破坏团结的阴谋。同年8月,蒋介石谕令国民党“中宣部长”王世杰称:“思诺(即斯诺)为共产党在美宣传之书籍及其他短篇之文字,应尽量设法收集,并指派专员研译,使针对其言论,撰拟反驳文字,交由我方洽定之美国报馆或杂志社发表”“以纠正其虚伪不实之宣传,而正美人观听”。王世杰接获指示后,连忙批转下属研究处理,称“此事总裁特别重视,已一再询及”。

复社留下不朽红色印记

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后,上海租界遭日军攻占,所谓孤岛也不复存在。日伪到处搜寻复社踪迹,搜捕复社人员,也有不少人因为复社的关系被捕。法租界巡捕怀疑胡愈之住宅与复社有关,曾两次突击搜查胡宅,其时胡愈之并不在家,巡捕逮捕了他的弟弟胡仲持,但因证据不足,旋后只得放人。郑振铎抗战结束后写《记复社》一文,说:“敌人们大索复社,但始终不知社址何在。敌人们用尽种种办法,来捉捕复社的主持人,但也始终未能明白究竟复社的主持人是谁。”“一直到了敌人的屈膝为止,敌人宪兵队里所认为最神秘的案卷,恐怕便是关于复社的一件吧。”


1940年胡愈之在香港

日伪破获复社的企图,最终并未得逞。但时局趋于严峻,复社的许多社员也为了抗战事业奔赴内地,复社遂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解散。恰如郑振铎所言:“复社起来的时候,像从海面上升起的太阳,光芒万丈,海涛跳拥,声势极盛;但在这时候,结束了时,也立即烟消云散,声息俱绝。”

复社虽然只存在了短短的4年时间,何须说其他事业,只要提及它出版的《西行漫记》《鲁迅全集》两书,便足以在近代上海留下不朽的红色印记了。

今年是复社和《西行漫记》原著诞生85周年,笔者建议有关部门,考虑在延中绿地原胡愈之故居处立一石碑,对鲜为人知的复社事迹进行宣扬,再为上海光荣之城增添一块红色地标,当不失为一件有意义之事。

题图为宋庆龄(右一)与鲁迅(左一)、胡愈之(左二)等合影。胡序威提供

栏目主编:黄玮 文字编辑:许云倩 题图来源:照片除署名外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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