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已经过去，但对于农村来说，你来我往的请客收礼还在进行之中，许多人要趁着大家腰包都还比较不错、人也在家的这个时节，请个客收点礼，为新的一年即将送出的礼“回点本”。

这在许多农村地区，几乎已经成为一个死循环。

上观曾报道了一个典型事例：在贵州遵义绥阳，“只要一年不办酒，你就亏。”当地有识者看到了问题：这些年家乡的做酒习俗，动辄二三十桌打底，看似交际圈越来越广，但这种钱来钱往的计较中，其实人和人之间交往链条变得脆弱。

为了治理这些变异的“约定俗成”，农村基层政府和自治组织没有少想办法：约束党员和干部参与“请客循环”、制定村规民约进行制约、甚至直接到办酒席的人家进行制止……

不过，被制止的人虽然觉得自己没有“回本”有此委屈，但还能够接受；当地村民对治理乡村“新民俗”拍手称快。然而与此并没有多少关系的一些人不干了——“侵犯财产处分权”、“管得太宽”、“这是私领域的自由权利”、“农村礼尚往来的传统习俗，不应当受到干涉”……各种反对的声音，直指政府手太长、管太宽。

但是，目前逐步形成并愈演愈烈的“新民俗”，往往以金钱论亲疏，这真是新农村所需要的吗？在类似问题进入“死循环”，已经无法靠农村社会环境进行自我净化的情况下，政府的介入真是“管得宽”吗？这恐怕还得具体分析。

我所在的某县，近年来在“新民俗”方面也有着令人震撼的“成就”：红白喜事不用说了，只要是认识的都要递个请帖；什么满月乔迁生日请客都是小儿科，在这里，小孩上幼儿园、上小学、升初中、升高中，都是请客的常见理由；家里有人生病住院，出院了也要请客庆贺，有人为了请客，一年住几次院，出一次院请一次客……

这些匪夷所思的请客理由、无所不用其极的请客方式、高到离谱的请客频率，直接把请客的目的写在了脸上：收钱。这和中国传统的文化习俗有半点关系吗？没有！

而一些人则反驳：他乱请客，你可以不去啊！政府为什么要管这种事？

这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农村熟人社会的特殊性与复杂性，以及村民几千年形成的传统文化心理，因此会觉得在农村社会里，也可以很简单地“用脚投票”，自由表达自己的意见。

我在上观《制止操办80岁寿宴被批评，恐怕不是“乱作为”那么简单》一文中，曾简单描述过农村社会的特殊性：在城市里，人群的交往有“圈子”，且人与人之间交往的自由度极大，相互之间受礼数约束较小。而在农村，则是一个典型的熟人社会，村子邻里之间的世家可能在一起生活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早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因此在治理的模式上，也就和城市的管理大相径庭，主要依靠基层自治组织（比如旧时的乡绅治理及家族）来约束。

如果在农村住上一段时间，就会发现，在农村，一个村子里，村民之间几乎都是有亲属关系或类亲属关系的。哪怕没有血缘关系，村民间都会是类血缘关系的称呼：“老表”可能是非常亲近的血缘，也可能根本就没有血缘关系，“表叔”、“表婶”等各种“表”，也同样如此，这和城市里按照年龄的“张叔李叔赵叔”的尊称不一样。

所谓远亲不如近邻，也正是对农村熟人社会的真实描述。

在这样的熟人社会里，要想真正摆脱“请客收礼”的死循环，要么不回家，要么搬迁到城市居住，离开原来的生活环境。如果还要在这里繁衍生息，就不可能以个人的力量抵抗这种循环，否则将成为“孤家寡人”，寸功难立，寸步难行。

正因如此，在传统社会里，有乡绅和家族对相关风俗进行“审核把关”，各种请客的范围、规模，虽没有规章制度，但却非常明确，没有谁敢冒大不韪搞出“新民俗”。除了风俗内的请客随礼，其他请客都是不随礼的。

在当前，由于没有了家族的约束，乡村社会个人的自由度提高，在请客时也就不断扩大范围和规模，同时不断扩大请客的事由，一些奇葩理由不断出现。但对于被动中的他人来说，却仍然受限于乡村熟人社会的制约，无法自由表达并自我选择是否摆脱这种循环。

在这种情形下，农村的社会道德极有可能在以金钱为标准的“新民俗”中崩塌，那么，新的基层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自然要承担起传统社会里乡绅、家族的责任。在这一过程中，基层政府自然应当进行主导，帮助基层自治组织重建农村秩序，自是分内之事。

沉重的“新民俗”，不仅仅掏空了村民的腰包，耗尽了村民的精力，也在一点点蚕食着农村的道德水准。这绝对不是群众所需要的，反而是群众强烈要求政府能够解决的“身边事”。

（本文编辑：洪俊杰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图片编辑：笪曦  编辑邮箱：shzhengqing@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