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国民党当局却推行不抵抗政策，残暴镇压学生爱国运动。寓居上海的宋庆龄毅然发表《宋庆龄之宣言》（即《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明确表示：“不忍见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的中国，因国民党背弃自己的主义而亡于帝国主义。”她凭借自己的崇高威望，卓有成效地为推动抗日救亡做了大量工作。

赴炮声隆隆的前线慰问

1932年1月28日，日军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突袭闸北一带。十九路军激于民族义愤，奋起抵抗。

1月30日，宋庆龄和何香凝一起顶风冒雪，带着两卡车的物品，到真如十九路军前线指挥部慰问。她热情褒奖该军洗刷了九一八不战而退的耻辱，还在炮声隆隆的阵地上向官兵发表讲话：“你们抗战的枪声一响，海内海外，男女老幼，都觉得出了口气！亿万同胞声援你们，支持你们！”2月6日，宋庆龄偕宋子文夫人张乐怡再次到真如犒军，她在巡视战地时邀军长蔡廷锴合影，并告诉蔡廷锴：“与廖夫人何香凝、杨杏佛先生等正在筹备成立国民伤兵医院，专门救护并治疗十九路军在前线受伤的弟兄们。”

1932年1月，宋庆龄在真如与蔡廷锴合影

2月12日，宋庆龄前往战斗激烈的吴淞前线慰问，她向阵地上的官兵致意，并鼓励旅长翁照垣：“守吴淞之功极伟，而尤望继续奋斗，不使中国有一寸土地入于敌人之手。”翁照垣当即代表全旅官兵回答：“以卫土为责之将士，决不使敌人稍肆横暴，使敌人决无越雷池一步之机会。”陆诒的《宋庆龄在抗战前期》谈到，他那时作为上海《新闻报》实习记者到吴淞十九路军一五六旅采访，翁照垣告知：“好几次敌军的进攻，都给我军奋勇击退了”“最使我们激动的是，孙夫人宋庆龄还在两天以前，由一位女秘书陪同，冒险亲临吴淞前线指挥所来慰问”。

由于国民党当局没有发棉衣给部队，并拖欠军饷，十九路军官兵在数九严寒中仅穿单薄衣裤。宋庆龄从前线归来，立即发动各界紧急提供御寒衣物，得到踊跃响应。数日之内，三万余套棉衣、丝绵背心分批送到阵地。

淞沪会战期间中国军队士兵在抗击日军

与此同时，宋庆龄作为国际反帝同盟领导成员，还呼吁各国著名人士主持正义，谴责日本侵略中国。这个举动引起很大的反响，如高尔基于3月2日在苏联《消息报》发表《响应孙中山夫人宋庆龄的呼吁》，其中说：“援助中国——世界无产阶级团结的表现——这是一个伟大的事业。”

上海军民同仇敌忾，在一个多月的淞沪抗战中给来犯之敌以沉重打击。诚如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所回忆的：“淞沪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通过工会、学生会及其他群众组织展开了对十九路军的热烈的支前工作。他们策动各界人民组织义勇军、敢死队、情报队、救护队、担架队、通信队、运输队等等，有的在前线配合作战，有的担任后方勤务的任务，对作战、供应各方面，起了积极有效的作用。”而宋庆龄与中共党组织保持联系，做了大量工作。

宋庆龄在前线残垣旁手持炮弹留影

3月初，日军在太仓浏河登陆，十九路军腹背受敌被迫撤离，许多伤员留在当地。此时，国民伤兵医院在徐家汇交通大学内建立，它“拥有300张床位”，每天收治的伤兵“常有六七百人，连伤好即回战线的，多至2000余人次”。宋庆龄在国民伤兵医院接受采访时曾说：“因见十九路军卫国抗战之英勇，实为真正之民众武力，我辈对于其伤兵之救护，自应各尽绵薄……院中全体职员均尽义务，不支任何薪给。”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她为中国民众而战》记述：“当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转向革命，拒绝将该市让与日本人时，宋庆龄夜以继日地工作。她在交通大学筹建了一所规模宏大的国际医院，并且招募了一些妇女准备被服、床单、绷带等物，还把自己的住宅当作仓库，每天都从那里发放这些物品。”

 国民伤兵医院全体职员合影

主持远东反战大会

1932年8月，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大会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召开，会上成立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宋庆龄被推选为名誉主席。年底，世界反战委员会决定组派代表团前往中国调查日本侵略东北事件，并在申城举行远东泛太平洋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大会。宋庆龄接到通知后，开始进行筹划。

1933年6月18日，中国共产党发出《中央关于欢迎国际反帝非战大同盟代表团来华及反帝大会的筹备通知》；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冯雪峰负责具体落实，并设立专门机构，出版《反战新闻》特刊。宋庆龄作为筹备委员会主席积极开展工作，并发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中国代表的声明》，其中呼吁：“必须把世界工人阶级和全体劳苦大众的战斗力量组织起来，惟有他们才有使帝国主义列强的战争计划归于零”“一切愿意参加这个运动的人们”“都派遣代表出席九月在上海举行的反战大会”。世界反战委员会代表马莱、古久里等四人抵沪时，她还亲自去码头迎接。

远东反战大会旧址

9月30日，远东反战大会在上海汇山路(今霍山路) 85号召开，国际、国内代表60多人出席，由宋庆龄主持。由于受到百般阻挠，会议筹备一波三折，只能调整规模、秘密举行，不少代表无法与会。会议推选马莱、古久里、宋庆龄等九人为主席团成员，毛泽东、朱德、鲁迅、高尔基等为名誉主席。在马莱报告各国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形势之后，宋庆龄作《中国的自由与反战斗争》演讲，指出：“如果没有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当局的恐怖和干涉，而我们能够公开举行一个会议的话，那就会有成千成万的代表，为中国亿万被剥削人民发出他们的呼声。虽然出席这个会议的代表人数为了明显的理由不得不受限制，可是这个较小的集会仍然充分地代表劳苦大众的利益，代表着他们抗议日本以及其他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人民的屠杀战争。”她同时发出号召：“大家在反对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即在争取中国的统一、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斗争中，团结一致！”会议通过《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法西斯蒂的决议及宣言》《反对白色恐怖的决议》《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对苏区红军的五次“围剿”的抗议书》等，还成立了由宋庆龄担任主席的世界反战委员会中国分会。

热忱帮助斯诺赴陕北

1936年春，斯诺专程来到上海莫利爱路29号（今香山路7号），拜望宋庆龄。

宋庆龄初次会见斯诺，是在1931年9月。那时，来华已三年的斯诺按照纽约《先驱论坛报》的要求，为了撰写一篇关于宋庆龄的人物传记，在沪采访宋庆龄。宋庆龄伟大的人格魅力深深感染了斯诺，使他“体验到了中国最美好的思想和情感”。斯诺的《复始之旅》提及：“多亏早结识了宋庆龄，使我领悟到：中国人民有能力从根本上改革他们的国家，并且迅速地把地位很低的中国提高到凭其历史和众多人口在世界上应占有的地位。”可见，由于宋庆龄的启迪，斯诺从根本上改变了对中国的认识。

宋庆龄与斯诺

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后，斯诺作为战地记者几乎采访了淞沪抗战全过程。他亲眼看到，宋庆龄为了支援十九路军，积极动员上海市民捐款、为官兵缝制棉衣，并与何香凝带着慰劳品去前线慰问，还曾在国民伤兵医院给伤员喂药。他十分感动，便在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作了报道。

1933年春，斯诺携妻赴北平（今北京），他应聘担任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并相继担任美国《星期六晚邮报》驻远东撰稿人、纽约《太阳报》记者及英国《每日先驱报》特派记者。通过与宋庆龄等交往和从多方面获得的信息，斯诺逐渐了解到在中国西北黄土地上活跃着一支与众不同的军队——红军，并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决定接受英国《每日先驱报》和出版公司的稿约，前往陕北采访。他向宋庆龄谈了自己的想法，并请求给予帮助。宋庆龄听后，欣然表示同意。

不久，宋庆龄获悉，中共中央希望邀请一名“诚挚的西方新闻工作者”赴陕北考察，了解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邀请一名“训练有素的西医”，帮助创建医疗事业。她推荐了斯诺和美国医学博士乔治·海德姆（即马海德）。此刻，斯诺想到途中充满险阻，又不免有点担心，据路易·艾黎的《对埃德加·斯诺的回忆片段》说：“宋庆龄打消了他的疑虑，使他知道了这次旅行对于她所支持的和多少人为之牺牲的事业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1936年6月3日，斯诺乘火车从北平出发，到郑州车站与乔治·海德姆会合，两人结伴同抵西安。在宋庆龄委托的“王牧师”（即董健吾）协助下，闯过国民党军队的封锁，秘密进入陕北。从7月上旬到10月中旬，斯诺在陕北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采访。

斯诺返回北平后，很快将自己与毛泽东谈话的全文和对陕北的综述寄给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上海《密勒氏评论报》接到文稿，在1936年11月14日、21日两期予以全文发表，标题为《与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的会见》，并登载斯诺所摄毛泽东头戴红军八角帽的大幅照片。与此同时，斯诺还把关于陕北的报道相继发表于另外一些英文报刊。在此基础上，斯诺写成《红星照耀中国》一书。1937年10月，他将此书赠给宋庆龄，扉页写着：“送给勇敢的革命家庆龄同志，您是中国第一位鼓励我写作此书的人，而且是此书的第一位读者。对书中的不妥之处请见谅。”1938年2月，上海复社出版它的中译本，为了便于流传，将书名译为《西行漫记》。

1938年2月，上海复社出版的《西行漫记》

正义呼声引起国际关注

1937年8月13日，日军发动八一三事变，疯狂进攻上海。中国驻军顽强反击，开始了历时三个月的淞沪会战。宋庆龄再次挺身而出，不辞辛劳四处奔忙。

硝烟弥漫之际，宋庆龄多次发表抗战演讲，产生了很大影响。如有一次，宋庆龄来到上海南洋女中，向师生们介绍战争形势，号召大家为抗战出钱、出力。在她的鼓励下，师生们深入社区开展募捐活动，数日内，仅小沙渡路(今西康路)一带居民就赶做出千余件丝棉背心。

在领导妇女救亡工作的同时，宋庆龄热忱支持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简称“文协”)的工作。当“文协”救护组发起募集救护品和慰问品时，她在百忙中抽空参加，尽力为之筹款；“文协”组织救护队赴前线，她又自己出钱雇两辆卡车接送伤员，并冒着危险乘车到阵地慰问将士。

宋庆龄一直积极寻求世界和平民主力量的援助。9月17日，宋庆龄在《致英国工党书》中谴责英国政府对日本侵华无动于衷，并热切期待英国工党“在一切行动的场合上竭力支持中华民族壮烈的抗战”。10月3日，宋庆龄发表《致英国工党来华调查日本侵略的代表团的信》：“中华民族现在已经像一个巨人似的站起来抵抗日本侵略者。全国在精神、行动和意志上这样的团结一致，在我国历史上是空前未有的。”10月14日，宋庆龄致电美国总工会，希望该国工人抵制日货、阻止将军火运往日本。10月20日，宋庆龄在上海美商广播电台用英语向美国发表演讲，指出：“日本军阀必定在我们的领土上遭遇灭亡”“我们发动反抗这些法西斯暴徒的战争，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也是为了一切仍旧爱护自由民主的人们”。宋庆龄的正义呼声，在国际上引发了强烈反响，如爱因斯坦、杜威、罗素、罗曼·罗兰等曾联名吁请各国“共同抵制日货，全力援助中国人民”。她的一些重要抗战言论，后被编入文集《中国不亡论》（1938年1月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

宋庆龄著《中国不亡论》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在此前夕，宋庆龄发表文章谴责“日本法西斯的侵略及其难以想象的野蛮和残酷，在我们领土上造成了扰乱和无穷的恐怖”，并临危不惧地表示：“我们将以火样熊熊的勇气，来抵抗他们破坏的现代化的机械。在反抗他们腐败的武士道战争中，我们将高擎起我们自己新生的火炬。”她坚守“孤岛”，直到40天后接受中共中央意见，移居香港。翌年6月，她在香港创建保卫中国同盟，更广泛地争取国际友人、海外侨胞从道义上和物资上支持中国人民抗战。

今年，是宋庆龄逝世41周年，也是一·二八事变发生90周年。回眸这位伟人当年在上海全力推动抗日救亡的情景，实在令人钦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