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淇被分配到石拐沟煤矿筹备处，那里一片荒芜。他住的是泥屋，睡的是土炕，工作也相当劳累，天天都在野外作业，根本没有想象中的绘画条件。面对着巍峨的大青山和朴素的当地百姓，许淇的心头有许多情怀想释放。于是，他开始在笔记本上写点东西，就这样，将自己的创作由美术转向了文学。又由于缺乏写作时间，他无法铺展文字，必须找到一个既抒情又精炼的文体，“我很幸运，能与散文诗相遇，我觉得，一个作家和一种文体有着神秘莫测的天然关系”，这是他后来多次跟我说的话。1958年2月号《人民文学》上，他发表了处女作——散文诗《大青山赞》，之后便一发不可收。

我和许淇很早就通过电话，有一年，我们一起获得了一个文学奖，于是盼着开颁奖会，这样就可以相见了，我们还在电话里说好一起去逛逛他在上海生活时的那些地方。结果，那个颁奖会没有举行，一直到2013年我去包头参加由《鹿鸣》文学杂志举办的笔会，才第一次与他见了面，用今天的话说，是从线上到了线下。当然，即便是初次见面，我们也没有丝毫的陌生感。从那之后，我们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而且，我们约定和过去一样只打电话，他说这样他就有机会讲讲“上海闲话”了。一次，我在电话里问许淇，你去包头近六十年了，在最艰难的时候是否想过“打道回府”。他说：“我是抱着做文艺志愿者的态度去服务包头的，如果遇到困境就打退堂鼓，那会让上海人坍台的。”

大青山的山风、昆都仑的牧歌、草原深处的呦呦鹿鸣，渐渐加粗了许淇脸上的轮廓，但那清秀的底色是抹不去的，他儒雅、谦和、洒脱依然，还是喝咖啡、抽斗烟、戴呢帽，凡是见过许淇的人，都说他是江南和塞北的奇妙合体，包括相貌，包括性格。许淇的确是幸运的，他不仅遇到了散文诗，还遇到了爱情。27岁那年，许淇在包头成了家，娶了一个出生于科尔沁草原的女孩。这女孩崇拜他，她对他的仰慕和敬意滋润了许淇之后的生命。许淇告诉我，即使有了一双儿女之后，他们一家很长时间还是住在东河区的小泥房里，他因此给只有一张课桌、一把破木椅子的“书房”题名为“泥居斋”。妻子不让他碰那些锅碗瓢盆的事，他对她说，上海男人可是参与“买汏烧”的，所以，他常常料理家中的晚餐，据说最拿手的菜是肉末粉丝、滑熘里脊、拔丝土豆。妻子后来回忆说：“他的本事很大，随时随地都可写，有了孩子后，他做饭时，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把本子搁在腿上写作。”

从浦江岸边到包头钢城，空间的跨度对许淇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得知我家离鲁迅公园不远，他很动情地说：“其实，我写散文诗是追随鲁迅先生的，他是中国散文诗的开拓者，他写的《野草》至今都难以超越。说到底，文学是有感而发，是对生活和社会的认识，如果我没从上海去包头，那我写的散文诗会是怎样的呢？”我没有回答他的问话，但我想起了他的名作《北方森林曲》：“河流，遍布群山和亚细亚草原，膏腴了我们的贫瘠的北方的河流呵！河流，是森林的血脉和筋络，森林的每一朵绿色呼吸，都能吹皱你们心中螺钿般的涟漪。”在我看来，如此豪放、粗犷的北方的森林曲中，谁说就没有江南的温婉和细腻？上海氤氲了许淇的平和、敏感、细致和钟灵毓秀，而内蒙古的草原、森林、大漠、湖泊则赋予了他雄浑、苍茫、开阔和大气磅礴。许淇独创的“词牌散文诗”，是他兼容南北气质的文学创作的最好证明。

散文诗集《北方森林曲》

许淇从包头市文联主席任上退休后，除了继续写作，还重新拿起了画笔，追溯他的绘画梦想。和散文诗一样，许淇的现代彩墨画风格独具，浓墨重彩，意趣横生，既传统又现代，写实与抽象共生，有着容纳万种气象后的格外的瑰丽和丰富。人们都说这属“海派”一脉，不过，海上风遁处便是渐显的大漠，驼峰重重。许淇喜画骆驼，单匹的，双驼的，列阵的，在湖边休憩的，在风雪中前行的，昂首的，沉凝的……我觉得这是许淇为自己注入的另一脉血性，刚毅而坚韧。

许淇从来没有跟我说过他罹患了晚期癌症，也从来没有向我提及过治疗中的痛苦，我看到的总是他的笑容，听到的总是他的创作。2013年入秋后的一天，他跟我说，他想开自己的巡回画展，从包头到北京，最后一站将是上海。听出他平静的语气里有着别样的一层意思，我心领神会——这或许是他人生的最后一趟旅程了。虽然他写下过“贴着草尖，向孤独的无限延伸，请埋葬我在这大草原”的散文诗，但我知道他内心割舍不了对故乡上海的深挚感情。

许淇作品《从窗口下看》

《色与墨之和弦：许淇现代彩墨》展是在上海朱屺瞻艺术馆举行的。那天，他默默地、恬然地独坐一隅，看着前来观展的人们，我从他微笑着的脸上看出了一份惬意和满足。画展中有一幅《从窗口下看》，以超现实主义手法，用强烈的红色、黄色、黑色的色块，组成了俯瞰的屋顶和巷弄，我猜这应该就是许淇记忆中的上海石库门弄堂了。随后，我驻足于《云与倒影》前，那是大风起兮云飞扬的况味，将内蒙古的苍遒远茫表现得淋漓尽致。我想，这是多么神奇的人生，一介上海书生在包头获得了精神的高扬、灵魂的丰饶，用许淇自己的话说，便是“完满的生命”。画展的成功举办，给许淇增添了很多的欢欣和力量，他说：“只要走得动，我还要来上海。”果然，第二年夏天，他再一次回来了。他给我开了一张名单，让我代他邀请上海的朋友们相聚。晚宴上，许淇非常开心，端着葡萄酒杯向大家致意。这次，他用了我的说辞，称自己是“上包人”，上海—包头人也。趁他不注意，我悄悄溜出去付了账单，我为自己能帮他做些事而感到心满意足。

2016年4月，许淇获得“包头文学艺术终身成就奖”，他在给我的电话中说：“我今朝发了个言，我讲，假使问我这一辈子写了点啥，画了点啥，那就是歌颂大地和人民。”我说：“侬真了不起，侬是包头的光荣，也是上海的光荣。”当年7月9日，许淇将该奖十万元奖金捐献出来，设立许淇文学奖，以奖掖年轻的文学创作者。

三个多月后的重阳那天，我本来是打电话去问候许淇的，怎料竟获知他在上午九点离世的噩耗，让我唏嘘不已。79岁的许淇走了，去往高天白云深处。如其所愿，许淇葬在了包头的大青山下，但他的墓地面向南方，遥对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