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日前，一位拄着拐杖、拉着小推车、戴着口罩的老人特地来到延安中路816号解放日报社大堂。“我是来送征文的。”老人从手里的红色信封里，颤颤巍巍地拿出一篇稿子，一定要当面交给负责“我的入党故事”征文活动的编辑。

因原稿上部分字迹难辨，记者致电核实时，其家人告知老人已98岁高龄，1940年入党，但如今耳背。于是，记者上门通过他家的小黑板进行“交谈”，用粉笔绘出了这篇充满深情的征文全貌。

△许震石送到解放日报社的征文。

△记者在许老家中通过特制的小黑板“交流”。

我出生在1923年，由于世道混乱，家里在南京经营的杂货店常常被地痞流氓骚扰，1929年左右，只得举家迁至江北清净庵镇。

△98岁的许震石依然精神矍铄。

我刚进庵堂小学没多久，土匪抢劫了我家，父亲被惊吓致病离世。这时我7岁，大妹妹4岁，小妹妹才1岁，靠母亲种一个小菜园度日。母亲外出就把我们锁在屋里。后迁至来安县城青龙街的草房，我就读东门小学。

安县草房不少，要饭的也多，荒年、瘟疫、蝗灾、鸦片烟、土匪……民不聊生。1937年日本鬼子大举侵略，烧杀奸淫掳掠；全国人民奋起抗战，一寸山河一寸血。

我因小学成绩第一名，家里供我读滁州八中。但因时局动荡，滁州即将沦陷，我不得不辍学。

没有书读，也没有地方挣钱，我只好逃避乡下。几番进城出城，颠沛流离间，祖母贫病交加，60多岁就去世了。当时，城里有了汉奸维持会，强令挂日本旗，一些人只好挂旗买安，只见街上一片膏药旗，中国人进出城还要向日岗鞠躬。在鬼子铁蹄下，我家房子也被烧毁，全家无栖居之所，只好寄人篱下。

此时，恰逢原滁州八中教务长自任校长、成立来安中学，我又重回校园。校园里，我遇到了有大学学历的3名共产党教员，教习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发展学。他们在课上谈先进思想，课下也常常照顾我，多次接触后，我懂得了共产党是为劳苦大众，为国为民，也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抗日革命的道路，才能赶走敌人，翻身解放，实现民富国强，让大众过上好日子。觉悟提高后，他们介绍我入了党。

1940年4月，我成为一名正式党员后，我离开学校，被派到边缘游击区活动，主要向当地人民进行宣传。6月，来安战报社成立了，我被聘为编辑，还负责政工队和县联抗的宣传工作。9月成立农民自卫军训练班，我任教员，主要进行阶级教育和抗日教育。年后2月，又调我开辟淮宝新区，此后又到了淮北艰苦地区……时势多变，调动频繁，一声令下，我打起背包就走。十七八岁的我，在这些岗位上，接受党的教育，向人民群众学习，在实践中锻炼成长。

△许震石1941年旧照。

1943年，为做敌伪工作，我冒险去见固镇会见敌伪团长兼区长。当时，我是淮北贸易办事处副主任，敌伪要用洋布换我们的粮食，而我们缺少布料做冬季军衣。本来是先交布后交粮的生意，可他们要我去看看洋布品质，很是奇怪。去还是不去？我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决心去探个究竟，若有危险，最坏也就牺牲我一个人。此次交易，我劝说敌伪团长认清形势。我们因此换了很多布料。

△许震石和母亲、妹妹的合影。

1946年9月，国民党军几十万部队大举进攻，要在3-5个月内消灭我们。当时我刚撤出泗州，又奉命同几个人拿着几条枪返回敌后打游击。游击战非常艰苦，没得吃、没得穿，我们拼命去抢夺敌人的衣食枪弹，扩大队伍，以求生存。真是巧，一天夜间我们找到了地方游击队，后随军行动，一点刀枪，牵制了敌人很多兵力。

济南解放后，上级给了我两个选择：一是留在当地，二是南下。我带着家人选择了南下。1949年5月，上海解放，我进入上海，被陈毅任命为上海铁路局的助理军事代表。

△1949年，许震石被陈毅任命为上海铁路局的助理军事代表。

十几年来，我几次经历了生命危险，但都幸存下来。我两个妹妹和我母亲在1940年前后也参加了革命，我们成了革命之家。可以说，是党带领我们全家走上康庄大道，党组织还让我读了北京的大学，我们永不忘党恩。

（作者为中国储运离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