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69年3月31日离开上海去贵州插队落户，直到1979年10月才调离农村，和一般的知青相比，我算是离开农村很晚的。但正因迟至1979年10月才离开山乡，我亲身经历了中国知青的大返城和乡村里正在酝酿变革生产方式这样两件大事。

△1983年，叶辛在贵州，当年底他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什么样的变革呢？

简称责任制，后来规范地称之为家庭联产承包的责任制。在长居偏远村寨的10年多岁月里，我记忆的仓库里，刻骨铭心地留下了多少温饱不得满足的农民们过着贫苦生活的画面啊。天天和穿着破旧褴褛的衣裳、一日三餐吃着粗粝食物的农民一起劳动打堆，和他们计算着低得令人难以相信的劳动日工值，习惯了倾听两种粮食的价格：苞谷在粮店里是9分6厘钱一斤，但在乡场上，公开的价格是3角钱一斤；米价在粮店是1角4分一斤，在乡场上是5角一斤。山乡里的农民，逢到赶场天，经常会来找到男女知青，用3只鸡蛋换1斤粮票的方式，调换知青手里的粮票，以便他们赶场时可以进饮食店买米饭和馒头。

这些生活场景，在我10年零7个月的知青生涯里，几乎成了常态。而出工大呼隆的生产方式，则变得效益越来越差。初到农村时，一个劳动日工值，还有五六角；而到了离开山乡时，劳动一天的十个工分，只有2角3分钱。

是从切身的体验中，我感觉到这样的生产方式，非得变一变不可了。

1980年的10月，当我又一次走进山乡时，我惊讶和喜悦地看到，在同一条场街上，一斤苞谷只卖到一角二三分了。米价也下来了，多年不见的猪肉，吊在那里随便买。农民屋头顿顿吃起了白米饭，再不用往里掺洋芋、豆豆和番薯了。所有这一切喜人的变化，全都是乡村里的变革带来的。

命运既然让我亲眼见到了这场巨变，亲身感受到了这场巨变给乡间带来的崭新气象。我要写一本新的书，写一写多少人的命运在这么场变革当中的困扰、苦恼、犹豫及新的精神面貌。

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文学创作界，时兴的是“意识流”，是作家的笔“向内转”，挖掘“自我”……我在创作上面临着抉择，是像不少中青年作家那样追求“突破”，追求新颖别致的表达方式，还是根据亲身感受得到的体验，写一写这场变革的始末，把几亿农民解决温饱、摆脱赤贫的这一波澜壮阔的过程及时地反映和表现出来？

山乡里的农民跟我说，你要真写出来，我们会记得你！人代会上的农民代表对我说，写啊！住到我们村寨上来写，山乡里清静。

我不再迟疑和犹豫，以《基石》《拔河》《新澜》三部曲的形式，把三本长篇小说用前后五年的时间，写了出来。除了重庆的《红岩》杂志及时地刊登出来了之外，人民文学出版社也在两年时间里，推出了这一套书。况且在内容简介中，醒目地写道：“这是著名作家叶辛，继《蹉跎岁月》之后，又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 小说紧扣时代的脉搏，深切地关怀人民的命运……”

△《基石》《拔河》《新澜》三部曲。

就在小说第一卷出版之后，省里的农村工作部找到了我，老八路、时任省委书记约我长谈至深夜，省委组织部一位处长登门拜访时问我：“你在创作上成绩这么突出，怎么还没有入党要求？”

我坦诚相告：“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对我来说十分神圣和崇高，我离党员的标准还差得远哪！”

这位处长一句话打动了我，他说：“符合不符合标准，是组织的事情；你本人有无要求，是你的态度。”

经过深思熟虑，我在当年的年底，向贵州省文联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第二年的初秋时节，经党组书记胡维汉、作协秘书长曾令子介绍，我在党旗下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个时候，我已是全国人大代表，《山花》的总编辑。

△叶辛在上海作协爱神花园。

《基石》《拔河》《新澜》三部曲此后再版时冠名为《巨澜》，在近四十年中先后出版了六版。前不久，北京的出版社通知我，经评选，《巨澜》入选了庆祝建党100周年的《百年百部红旗谱》大型系列丛书。

（作者为中国作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