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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会客厅】问答向隆万:检察官向哲濬的最后39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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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高渊 2016-11-07 06:00
摘要:作为参加东京审判全过程的中国代表团核心成员,向哲濬完成使命归国后,等待他的将是怎样的命运?

近日约访向隆万先生,他在电话里问:“东京审判说得很多了,你想了解什么?”

 

我说:“我的重点是‘中方三杰”从东京归来后的人生命运,您就说说您父亲的最后39年吧。”

 

话匣子由此打开。

 

在这位75岁的退休数学教授看来,法官梅汝璈曾被划为“右派”,且69岁就去世了,比较悲凉;首席顾问倪征燠在79岁高龄时,还出任海牙国际法院法官,十分荣耀;而他的父亲——检察官向哲濬则默然无语地走完了最后的39年,可谓相当平淡。

 

从史料上看,向哲濬和梅汝璈是第一批确定参加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律人。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盟军总部决定由中美英苏法等11国建立国际军事法庭。12月8日,蒋介石批准“以向哲濬梅汝璈等二人为远东国际法庭我国代表”时,梅汝璈42岁,向哲濬54岁。

 

1946年1月19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公布,法庭正式组成,澳大利亚人韦伯和美国人季南分别被任命为庭长和检察长。很快,向哲濬向国际检察局递交了由蒋介石圈点的第一批11名日本侵华甲级战犯名单。

 

在经历了强度极大的日本侵华罪证收集后,向哲濬与检察官团队在法庭上,同日本战犯及其辩护律师展开了一场场激烈交锋。最终,25名甲级战犯被告都判定有罪,其中东条英机等7名元凶罪魁被判处绞刑,16名被判无期徒刑。

 

作为参加东京审判全过程的中国代表团核心成员,向哲濬完成使命归国后,等待他的将是怎样的命运?他看似平淡无奇的后半生,蕴含着那一代中国法律人乃至中国知识人怎样的悲欢?

(向哲濬)

 


辞任大法官:“当时很多亲戚朋友都不能理解。他就是决定留在上海,想后半生教教书了。”


 

高渊:你父亲是什么时候接到通知,让他去东京的?

 

向隆万:应该是1945年秋天。抗战时期,我父亲在重庆的司法行政部工作,后来部里决定在湖南和广东交界的桂阳县设立高等法院湘粤分院,让我父亲担任分院检察署检察长。

 

我们全家在桂阳山村待了两年多,抗战胜利后,父亲收到司法行政部的任命,要他担任上海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他就乘船,一个人先从桂阳去上海。

 

等他到了上海,又接到新的任命,让他去参加东京审判。

 

高渊:他是1946年初就去东京了?

 

向隆万:他是2月7日偕首任秘书裘劭恒到达东京的。我妈带着我和姐姐,从湖南坐船回上海,事先给我父亲发过电报。但到了上海码头,却发现没人来接,原来我父亲前一天就已经去东京了。

 

高渊:你父亲在日本将近两年,中间回来过吗?

 

向隆万:回来过多次,有时是寻找证人证据,有时是去南京述职,都是来去匆匆。有一次是陪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检察长季楠来中国,在重庆他们受到了蒋介石和宋美龄的接见。蒋介石向季楠表示,希望法庭对日本战犯予以应有的惩罚。

 

高渊:东京审判结束后,他面临什么样的选择?

 

向隆万:法庭审理即将结束时,国民政府曾任命他为最高法院检察署检察长。我父亲立刻发电报请辞。回国后,又任命他当司法院大法官。而且还特别通知父亲,已备好全家由上海到广州的机票,速去台湾上任。

 

高渊:司法院大法官就类似于最高法院大法官吧?

 

向隆万:是的,地位非常高,而且是终身制的。但我父亲还是决定不接受任命,因为他觉得国民党太腐败,决心不去台湾。

 

那时,季南邀请他一起到国际法院工作,还有机会去美国讲学,他都没去,决定留在上海,就想从事他最钟爱的教书工作。

(向哲濬在东京审判现场)

 


当最累的检察官:“这是我母亲的回忆录写的,以我父亲的性格,他确实喜欢自己承担比较麻烦的事。”


 

高渊:你父亲是最早一批去美国留学的中国人吧?

 

向隆万:他是1910年考进游美肄业馆,就是清华学堂的前身,确实算早的。后来毕业于美国的耶鲁大学和乔治·华盛顿大学。

 

高渊:很多资料说他是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博士,准不准确?

 

向隆万:不是博士,1920年他在耶鲁大学拿到了文学士学位,1925年他在乔治·华盛顿大学拿到了法学士学位。前几年,我拜访了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的副院长,她查了档案也觉得诧异,因为一般人总要继续读硕士、博士的,我父亲怎么就不读了?

 

其实他当时是归心似箭。因为他在1920年华盛顿会议期间,担任中国代表团秘书,受到王宠惠博士的青睐。王宠惠希望父亲尽早回国,为收回列强“领事裁判权”等事务出力。

 

高渊:有一种说法,说原来国民政府是要派向先生当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官,但他觉得检察官担子更重,就推荐了梅汝璈当法官,自己当非常辛苦且默默无闻的检察官。有这回事吗?

 

向隆万:这是我母亲的回忆录写的。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从档案中找到证据。

 

根据我母亲的回忆,当时政府让我父亲选,当法官或检察官都可以。我父亲觉得在英美法体系中,检察官的工作更为吃重,他就挑了这个累活,并推荐他清华的学弟梅先生去当法官。

 

高渊:你认为这种可能性大不大?

 

向隆万:应当说是非常可能的。我父亲过世后,母亲主要靠写写书法来打发时间,我们几个子女就劝她写点回忆录。她说好,那我就先写你们父亲吧,这样就从我父亲出生写到去世。

 

所以,她写回忆录,并不是为了发表,没有必要去编。她写到的这一段,肯定是我父亲跟她讲过,否则她编也编不出来。以我父亲的性格,他确实喜欢自己承担比较麻烦的事。

 

高渊:对日本战犯的起诉起始日,原来是从1941年“珍珠港事变”开始,但在中国检察官强烈要求下,往前推到1928年“皇姑屯事件”为起点,这是你父亲提出来的?

 

向隆万:因为“珍珠港事变”发生在1941年12月7日,所以美国方面提出从1941年开始算。从世界大战的角度来讲,这个也没错。美国是12月8日向日本正式宣战的,而中国是12月9日才对日宣战。

 

但日本军方一手策划了“皇姑屯事件”,被暗杀的张作霖是中国华北和东北的最高行政长官。此后,日军侵略中国各地,屠杀了千百万中国平民,这些当然是战争行为!

 

我父亲坚持从1928年1月1日作为起始日,就是为了更完整地起诉日本战犯的罪行。当然,这也为他自己这个团队增加了很多压力,因为收集证据要从1928年开始了,他们为此花了大量的心血。


赋闲开始:“我父亲对能进国立大学任教,当时是很高兴的。但他在法律系几乎没什么课可上。”


 

高渊:决定不去台湾后,他先到哪所大学开课?

 

向隆万:到大夏大学和东吴大学,教国际法等课程。那时候,我母亲也被大夏大学附中聘为英语教师。1951年,大夏和光华合并为华东师范大学。院系调整后,东吴大学的法律系被并进了复旦大学,有领导来征求他的意见,问他想去复旦外语系还是法律系?

 

我父亲考虑到自己的专长是法律,又有多年的司法实践,特别是有东京审判的经历,他就选择了法律系。他对能进国立大学任教,当时是很高兴的。但他可能没有预料到的是,这个法律系形同虚设,几乎无课可上。

 

高渊: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局面?

 

向隆万:当年强调的是,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就是以政策为主。比如说,同样偷东西,碰到严打了,可能就判得很重。

 

而且,我父亲的专长是国际法,偏重英美的。那时候,中国是向苏联一边倒,不能讲英美法律这些东西。对于像他这样一贯忙于工作的人,一下子处于无所事事的状态,让他很茫然。

 

高渊:这样的赋闲状态持续了多长时间?

 

向隆万:很多年。到了1958年,复旦大学法律系解散了,他被安排调到了上海社科院工作,也没什么事,就是开开会。

(全家福,右一为向隆万)

 


翻译《印度的发现》:“我父亲觉得很茫然,一直想找点事情做做,他常和几个好朋友商量。”


 

高渊:那几年,你父亲不会什么都不做吧?

 

向隆万:我父亲觉得很茫然,一直想找点事情做做。他常和几个好朋友谈起这个问题,大家都有同感。因为他们当时的境遇都差不多。

 

50年代的时候,中国和印度关系很好。1954年尼赫鲁总理访华,北京几十万人欢迎。我父亲和他的几个朋友,就选了尼赫鲁的著作《印度的发现》来翻译。

 

高渊:一共有几位参加了翻译?

 

向隆万:一开始有5个人,他们先分好工,然后每个阶段碰一次头,讨论翻译中遇到的问题。工作时断时续,有两位因为手头的事情慢慢多起来,就中途退出了。

 

我父亲就把他们的工作包揽下来,翻译完成后,还负责全书的审阅修饰。他们不求速度只求精,足足花了三年时间才出版。可能因为是集体合作的关系,他们就以“齐文”为译者笔名出版。

 

高渊:这本书就1958年出了一版?

 

向隆万:是的,一直到今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又重新出版,在今年上海书展上评到了十大好书。这次不再用笔名了,翻译者除了我父亲,还有他的清华同学、经济学家朱彬元先生,以及梅汝璈法官的秘书、上海外国语学院教授杨寿林先生。现在看看,译文很流畅,不失为翻译的佳作。

 

这里面还有个故事。这本书出版后,我父亲送了一本给他的两位长辈。后来这两位先后在东北故去了,书被卖给旧书店。多年以后,有人在地摊发现了这本书,就发了个邮件给我,说令尊大人有一本书,你要不要?

 

我当然要,他寄给我了。这上面还有我父亲的笔迹呢。

 


运动中顺利过关:“让我父亲大吃一惊的是,解放前他法院里的两个地下党员,却被划成了‘右派’。”


 

高渊:你父亲在解放后一些政治运动中,受的冲击大吗?

 

向隆万:解放初期一开始是“三反五反”,这个主要是针对干部和工商界人士,我父亲是旁观者。然后就是“思想改造运动”,这次的对象是知识分子,我父亲就感受到波动了。

 

我父亲加入过国民党,又当过国民政府的法官,很多朋友都很担心他会受到严重的冲击。听我母亲后来说,我父亲当时也有些不安,但他自己想想,当法官的时候始终公正廉明,没做过什么坏事。他没有想到,解放前的法院里还有中共地下党员,他们对父亲的为人非常了解,所以顺利“过关”了。

 

父亲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交代了以前的经历,把所有留着的历年国民政府的委任状都上交了。而且,他对自己受英美法学影响的思想也做了自我批判。他在小组交代的时候,都实话实说,没有夸张的地方,别人也说不出他以前有什么劣迹,所以没有受到多大冲击。

 

高渊:1957年的遭遇怎么样?

 

向隆万:复旦的“反右”相当激烈,王造时、陈仁炳等都被称作“大老虎”,是全国批判的大右派。我父亲那个小组里,有国民政府最后一任最高法院检察署检察长杨兆龙、莎士比亚研究专家孙大雨等人,对他们的批判也很激烈。

 

高渊:你父亲这次过关顺利吗?

 

向隆万:他平时的一言一行都很热爱新中国,所以最终没什么问题。他当时觉得,虽然解放后法制建设不够,但是国家欣欣向荣,造出了汽车飞机,解放前《六法全书》俱全,不也民不聊生吗?

 

让我父亲大吃一惊的是,解放前他法院里的两个地下党员,却被划成了“右派”,他一直觉得这两人为人很好。

 

高渊:这次运动对你父亲有什么潜在影响吗?

 

向隆万:我父亲从1956年开始,就在着手整理东京审判的资料,准备写一部回忆录。经过了“反右”之后,他就停笔了。

 

高渊:后来就再也没有动笔吗?

 

向隆万:我母亲说,60年代初,他后来还动过心,但在批判“三家村”、“海瑞罢官”后,很快“文革”风暴到来,就再也不提这事了。梅汝璈先生在60年代初开始撰写关于东京审判的专著,也是因为“文革”而中途搁笔,非常可惜。

 

其实,我父亲是从东京审判中方组团开始就加入的,参加了全过程,他不写回忆录损失挺大的,很多经历只能被湮没掉了。

 

( LOGO设计:黄海昕  题图来源:新浪博客  图片编辑:苏唯  编辑邮箱:shangguanfangtan@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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