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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会客厅】问答何乏笔(下):德国汉学为何闹了大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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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高渊 2016-10-20 06:09
摘要:现在的西方汉学家局限在自己研究的小领域里,根本不熟悉专业之外诸如情色场所的相关语汇。正因这样,就不容易发现有红灯区的内容在里面。

德国汉学的口味:“现在的德国汉学家对哲学不感兴趣,哲学家对中国不感兴趣,更不懂汉语。”

 

高渊:据你观察,这些年德国汉学的口味有什么变化?

 

何乏笔:在二战以前,德国的汉学大多是古典汉学,就是以对中国经典论著的翻译、解释和讨论为主。但到了二战之后深受美国汉学的影响,很多人认为古典汉学已经过时了,应该要多做一些现当代中国的研究。

    

这样变化之后,从思想和哲学角度研究汉学的学者就很少了。我的老师罗哲海算是少数,他的教授聘任领域是中国历史与哲学,几乎是现在德国唯一专门以哲学角度研究汉学的教授。

 

高渊:现在的德国汉学家都在干什么?主要研究中国历史、文学?

 

何乏笔:除历史和文学之外,在经济、社会、法律、艺术等方面也有一些专家,但研究领域很分散,很难凝聚共同的讨论焦点。我所面临的问题是,德国的汉学家对哲学不感兴趣,哲学家对中国不感兴趣,更不懂汉语,所以两边都有困难。

 

高渊:但你是个另类?

 

何乏笔:我在台湾的经验就很不一样。我的很多朋友都能够自由交融古今东西,这给我很大的启发。从那时候开始,我才觉得跨文化哲学是一个非常值得钻研的领域。

汉学依然小众:“学生们发现中国文化好难啊,汉语就非常难学。”

 

高渊:其实,德国汉学有非常悠久的传统,比如上世纪初的卫礼贤,就是一位大师级的汉学家。

 

何乏笔:在汉学领域,卫礼贤是20世纪最重要的翻译者之一。他翻译的中国经典非常多,最著名的是德文版的《易经》,还有《老子》、《庄子》、《礼记》、《吕氏春秋》等等。他的翻译非常有影响力,后来别人再根据他的德文版,把这些中国经典译成了英文、法文。

尤其是从德文译成英文的《易经》,对英美汉学界发生了重要影响。

 

高渊:卫礼贤距离现在已经差不多一个世纪了。跟他那个时代比较,现在德国人对汉学的兴趣有什么变化吗?

 

何乏笔:在当时的历史文化条件下,卫礼贤的中国经典翻译,以及他介绍中国文化、中国哲学的著作,能吸引广大的读者群,引起许多学者和作家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但现在德国汉学基本上只是一个学术专业,停留在很小众的范围,相当封闭。

 

高渊:在德国的大学里,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学生多不多?

 

何乏笔:不多。当然还是有部分学生,想了解欧洲之外的文化。我在法兰克福大学的哲学系开课,也会吸引不少学生来听。我问他们动机是什么,他们一般会说,我们这边只有德国哲学或者只有西方哲学,我们认为这不够,我们希望了解更多。

   

但是他们很快发现中国文化好难啊,汉语非常难学。如果他们要投入中国哲学研究,就要花很多时间,加倍努力,但愿意这样投入的学生目前很少。

 

红灯区广告上封面:“那确实是一件很荒谬的事情。不过在我看来,这就是专业化的后果。”

 

高渊:前几年在德国发生过一个笑话。当时德国很有名的马普研究所专门出了一期中国研究期刊,请一位德国汉学家选了一幅中国书法作品做封面。出版后才发觉,那是澳门早年一个红灯区的广告。后来,马普研究所为此发表了道歉声明。这事发生后,舆论哗然,大家都在问:德国汉学怎么退步到了如此地步?

 

何乏笔:那确实是一件很荒谬的事。不过在我看来,这就是专业化的后果。

 

高渊:为何这么说?

 

何乏笔:现在的西方汉学家局限在自己研究的小领域里,根本不熟悉专业之外诸如情色场所的相关语汇。正因这样,就不容易发现有红灯区的内容在里面。

 

高渊:但作为汉学家,中文繁体字应该看得懂吧?

 

何乏笔:当然要能看得懂。这应该不是繁体字的问题。我不清楚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从我的角度观察,只能理解为专业化的问题。

 

高渊:假设那位汉学家在中国生活过,就像你这十多年生活在台北,这个问题是不是可以避免了?

 

何乏笔:虽然我对红灯区的语汇也并不熟悉,但这个广告实在是很明显的。

德国马普研究所闹笑话的期刊封面

 

法国汉学为何繁荣:“他们的一大优点是,能够把当代法国哲学和汉学结合起来。”

 

高渊:现在欧洲汉学比较热闹的,是哪个国家?

 

何乏笔:最近这一二十年,我特看重的是法国汉学对中国哲学的研究。

 

高渊:你觉得,法国汉学和德国汉学有什么区别?

 

何乏笔: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法国汉学的一大优点是,能够把当代法国思潮和汉学结合起来。当代法国哲学在全世界有很大的影响,而把它和汉学联结在一起,就会创造出一些新的想法。

 

这样的研究进路,我没有在其他的欧洲汉学界见过。所以,我也跟不少法国汉学家合作研究,希望促进汉学、当代欧洲哲学和当代汉语哲学的对话。在法国汉学家那边我看到了一些新的研究可能,有好几位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朋友,也觉得某些法国汉学家是值得对话的。

 

高渊:在你看来,包括德国汉学在内的欧洲汉学,和美国汉学比起来,主要的差异性在哪里?

 

何乏笔:我主要不是汉学家,所以很难回答。我从当代哲学的角度切入汉学,在美国学界比较难找到能合作的学者。

 

换一个角度来说,20世纪的中国思想界深受德国哲学的影响,像康德、黑格尔、叔本华、马克思、尼采、海德格尔、阿多诺等,这些思想家都在中国影响深远。对一个来自德国的哲学家来说,这个线索特别容易引起兴趣。但一个美国汉学家对这个线索可能不感兴趣,这是角度的不同。

 

对中国哲学的争议:“今天还是可以说,先秦有哲学,这是没有问题的。”

 

高渊:西方一直有个争议,就是中国是否存在哲学。对此,你怎么看?

 

何乏笔:这个争议可回溯到18世纪以来,欧洲学者关于儒家经典的吸收和讨论。对莱布尼兹来说,把孔子理解为哲学家是理所当然的,但黑格尔的看法就明显不一样。所以要回答这个问题,可以简单分为两个部分。

    

哲学在中国成为一个学科,或者一个研究领域,基本上是清末民初以后的事情。哲学在当时是个新名词。也正因为有了哲学学科,就会有人以哲学角度来重构中国的学术。例如把先秦诸子百家看成哲学家,使用西方哲学范畴来重新解释。这是第一个层面。

   

从第二个层面来说,这种重构的方式并不只是发生在现当代东亚,在西方哲学史里也是很常见的。我们在今天常常谈到古希腊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但这在古希腊不是哲学范畴,而是后来学者赋予古希腊思想的一个专用名词。还有像“本体论”或“存有论”(ontology),我们经常使用在讨论古代哲学,但这些其实是现代的词汇。

    

所以我认为,虽然先秦的学者不使用“哲学”这样的词,但在今天把先秦的学问看成哲学是合理的。

 

高渊:先秦诸子百家中,你对谁的思想最有亲切感?

 

何乏笔:我一直对儒与道的关系很感兴趣。

 

高渊:你怎么看待20世纪以来的中国哲学?

 

何乏笔:我最近出版了一本关于当代中国哲学的德文书。出发点是中国哲学家或广义的知识分子,如何回应现代化的挑战以及戊戌变法以来的多次革命性转折。

 

清末民初时,中国的学者对古今东西的跨文化动脉,开始进行深刻和多元的反省。从21世纪初的全球化处境,回头来反思中国的转变是很有价值的,而且包含许多欧洲学者也应该关注的问题。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代中国三大思想传统,就是新儒家、自由主义和中国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复杂关系。我认为,如果在中国这三者能更好地沟通和调解,对世界将会有重大的意义。这方面我特别关注儒家将来是怎么样的儒家,是封闭的、狭窄民族主义的儒家,还是开放的、民主化的、具有跨文化高度的,并且尊重主体性,允许足够个人空间的儒家。

 

跨文化的后来者:“好的跨文化学者,都应该从内部了解不同的生活方式,而不只是学习外语。”

 

高渊:你现在就在做一个新的跨文化实验吧?我指的是你的儿子。

 

何乏笔:哈哈,是的。我太太是台湾人,儿子今年11岁。他从小生活在台湾,但在德国完成小学第一年之后开始在两边上学,半年在台北,半年在法兰克福,现在已经6年级了。

 

高渊:这是真正的跨文化了,他能适应吗?

 

何乏笔:到目前为止,适应得很好。我们本来很担心,这么两边跑会不会跟不上,但不知道为什么,成绩很好。我发现他在两种生活状态之间,转化的能力非常强,而且能越来越敏锐观察到一些生活的细节,他在很多方面已经超过我了。

 

高渊:他更喜欢法兰克福还是台北的生活?

 

何乏笔:我觉得,他对两边都有相当深的认同感。

 

高渊:你希望他将来成为一个跨文化学者吗?

 

何乏笔:我对他未来的职业没有什么期待,会鼓励他做真正喜欢的事情。但我想,好的跨文化学者,应该从内部了解不同的生活方式,而不只是学习外语。这一点特别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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