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的美国总统选举带有很多耐人寻味的元素。当人们被特朗普古怪的言辞、“飘逸”的发型所吸引，被希拉里神秘的阴谋所震惊时，殊不知美国的民主制度本身正在接受烈火的炙烤。特朗普鲜明的个人风格，让看惯了政治表演的美国人民都感到新鲜甚至震惊。但是显然，如果因此就将“特朗普现象”归因于其独特的个人作派，那毫无疑问是没有看到美国民主政治结构当中的深层次矛盾。

从两位风格迥异的政党候选人所引发的话题来看，这次大选似乎广受关注，激起了美国社会沉寂已久的政治热情。然而，最新的民调却显示，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可能是新千年以来对选民最缺乏吸引力的一届——仅有46%的人表示他们对此次美国大选抱有极大的或者很高的热情，而在2012年同期，这一比例为57%，2008年为60%，2004年为64%。

舆论上的话题热度和现实中的政治冷漠，如此强烈的反差是耐人寻味的。由于特朗普的强势崛起，以往政治参与度极低的底层白人被大大动员起来了。同时，由于反感或害怕特朗普当选后对少数族裔和有色人种实施他所宣称的歧视性政策，大量黑人、穆斯林、墨西哥人、妇女也被动员起来。当然，他们的支持对象是希拉里·克林顿。即便这些曾经的“沉默的大多数”都被动员起来，却无法改变总统选举参与度的整体下降，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美国民主长期以来引以为傲的社会稳定剂——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度急剧下降。中产阶级“有恒产有恒心”，认同民主自由，态度温和理性，向来被认为是美国民主制度最强大稳定器和助推器。如今，数量庞大的中产阶级疏离政治，无异于对美国民主制度釜底抽薪。那么，美国的民主制度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呢？

【竞选活动剧场化】

政治活动难免会有一定的“剧场效应”，但美国的总统选举则几乎已经彻底沦为政治表演。台面上的演员，若非本人就是金主，便是金主的代理人。为了打动选民，拉拢选票，美国共和民主两党皆不惜血本，花费大量资金，动用全方位媒介，对其站在前台的代理人物进行包装。而选民实际上已经彻底沦为观众。

表面上，两党候选人义正言辞，唇枪舌剑，似乎是为民请命。实际上，政治表演背后的权钱交易极为肮脏，权力斗争极为惨烈。就像《纸牌屋》所描述的那样，那些道貌岸然的政客很多做法根本上不了台面。根据美联社的调查，在希拉里担任美国国务卿的头两年，仅在其邮件和日程表中明确呈现出来的政治交易就数量惊人。2009年至2011年期间，希拉里共与154名非公务人士见过面或通过电话，其中，至少85人曾以个人名义或名下企业名义向克林顿基金会捐过现金或向基金会的海外项目投过钱，累计捐款1.56亿美元。其中至少20人捐款额超过100万美元。邮件显示，一位外国政要想要见希拉里，首先必须向克林顿基金会捐款至少3200万美元；接下来用常规渠道与希拉里取得联系，但通常希拉里并不会安排会面；第三步，与克林顿基金会的助理取得联系，以基金会老朋友的名义进行安排，这样才能成功。这种“夫妻老婆档”，加上基金会的运作和包装，将很多见不得人的交易掩饰得天衣无缝。

而亿万富豪特朗普先生虽然不如希拉里一般受到众多金主的“待见”，但他为了参选，自掏腰包数千万美元，竞选演说中时不时将“我很有钱”挂在嘴边，意在表明自己不需要像希拉里一般接受如此多的政治献金。美国民间组织“代表我们”的数据显示，过去5年中，全美200家最热衷于政治活动的公司共花费58亿美元影响美国政策制定，并因此获得4.4万亿美元的经济回报。

美国向来标榜自己为全球民主典范、世界文明标杆，但我们若拨开其政治剧场的帷幕，将会看到令人瞠目结舌的肮脏政治现实。美国的民主制度在政党和社交媒体的作用下，已经日益失去了严肃的政治探讨的功能，沦为一场没有意义的政治游戏。

【政治权力寡头化】

表面上看，美国的政治权力是高度开放的，通过热闹的选举活动，似乎所有美国公民都能进入政治过程。但实际上，卢梭批评英国代议制民主的断言十分适合美国：“英国人自以为是自由的，他们是大错特错了，他们只有在选举国会议员的期间，才是自由的，议员一旦选出之后，他们就是奴隶，他们就等于零。”从制度层面来看，代议制民主下的公民之所以在完成选举之后“就等于零”，是因为除了一张选票，他们真正能够进入政治制度的渠道十分有限。某种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说，这张选票只不过是虚空的国家合法性的“遮羞布”，一副民主的“道具”，一旦完成了选举动作，公民在民主政治中的利用价值就被掏空。

真正的民主，应该是以政治身份解放为基础，即政治共同体的所有成员不仅能够获得普遍化的公民资格，而且能够拥有通往权力职位的机会。在政治身份解放的基础上，再通过一定的民主机制——比如选举和协商等——落实公民政治权利。如果没有政治身份的解放，单纯强调民主的机制，无疑是本末倒置的，也会让民主机制徒有其表。

美国人一直津津乐道的，其实是他们设计了复杂周密的民主政治机制，公民们可以参与到政治过程中来。但美国人的身份解放一直没有真正完成。这体现在：一方面，美国的有色人种直到20世纪下半叶才获得真正无差别的选举权；另一方面，美国高层政治中的权力职位向来被精英阶层牢牢把控。在这个意义上，美国的政治权力并非是真正开放的，而是高度寡头化的。在美国200多年的历史中，号称“平民总统”的安德鲁·杰克逊和林肯其实都是大农场主，算得上“平民总统”的或许倒是中产阶级出身的克林顿和奥巴马。而真正出身于底层的平民子弟则没有人可以最终当选为总统，即便要想成为州长、参议员、政府部长、高等法院法官等上层政治的“实权人物”难度亦是非常之大，这些岗位长期以来被大政治世族和亿万富豪把持。

不少人以为，2016年的总统选举，由于动员了大量底层人士的参与而显得“更加民主”。殊不知，这恰恰反映底层民众根本没有实质上的政治话语权。正如美国新美国基金会创始人，美国《政客》、《国家利益》杂志特约编辑迈克尔·林德（Michael Lind）在《纽约时报》发表的《美国民主过剩还是不足？》一文中所说，由于政治献金对候选人的绑架，以及议会力量的式微，美国越来越多的政治决定都由技术专家做出，而那些通过选举产生的代表也很少反映选民的偏好。试想，假如我们把钱投进贩卖机，却发现它什么都不会吐出来或者吐出来的东西并不是我们想要的，那么结果必定是有些人会试图捣毁这台贩卖机。由于底层群众普遍存在政治参与的无力感，他们发现自己根本不是政治命运的主宰者，所以他们迫切地想要倒向另一个极端。而特朗普所承诺的，要为选民们消除民主路障，则恰恰迎合了底层群众的需求。

【社会动员分裂化】

一个好的政治体，应该尽量创造社会合作，粘合不同的社会阶层，而不是制造社会分裂和对抗。但在美国的选举活动中，我们经常看到相反的情形。为了赢得“铁杆粉丝”的支持，双方候选人往往刻意制造社会分裂，突出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这等于在国内政治中人为地创造了“非友即敌”的对抗逻辑。在竞争选票的逻辑下，理性的竞选策略就是让自身的政治立场清晰可辨，这会进一步使各竞选集团在议题设置、话语选择等方面走向极端化，这在今年的大选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殊不知，这样一种为了竞选而分裂社会的做法有可能酿造严重的政治冲突，固化乃至加剧族群歧视。

评论家普遍认为，特朗普利用激情传导，唤起民众对于墨西哥移民和穆斯林的怨恨，通过到处树敌为自己助长人气。这种妖魔化外来人群的做法是一种典型的法西斯主义。通过各种政治手段和政治宣传，特朗普成功激起了一部分民众对另一部分民众的愤怒，获得他们的认同，进而将这些人转化成自己的狂热支持者。

美国著名评论家安德鲁·苏利文（Andrew Sullivan）在《纽约杂志》的《太民主就不民主了》一文中指出，本来，互联网的兴起让言论和媒介的门槛都越来越低，这打破了民众参与讨论的诸多制约，但煽动家始终在技术和情感上占据着有利地位。由于无人对民众漫无目的的讨论进行编辑和引导，这让讨论流于意见交换的层面，根本无助于形成权威的判断。政治中的情感因素因此一发不可收拾。在这种情况下，总统候选人表现得越情绪化，获得的支持就越多。特朗普深谙此道，他抓住了美国政治和媒体精英权威衰减的好时机，成功地利用大众媒介激起了本来潜藏于美国社会的族群冲突。

【政治互动民粹化】

毫无疑问，本届美国总统选举，最大的看点就是特朗普的横空出世。透过特朗普种种夸张的形象，我们看到的是他玩弄民粹主义的老道手法。

作为一个极端利己主义者，特朗普的成功是其个人的成功——不像以往的候选人，需要依赖本党的推介和大力支持。正因为如此，特朗普的支持者往往直接效忠于特朗普本人，而非共和党。特朗普利用根植于人们精神中的恐惧、虚荣、野心和不安，发起有利于自己的政治运动。不同于其他的总统候选人，特朗普没有为其拥趸提供解决经济问题的方案。他提供的仅仅是一种蔑视建制的态度，一种代表力量和强硬的气势，一种对美国白人影响力衰落的歇斯底里。美国政治观察家罗伯特·卡根指出，特朗普的主张和政策之间毫无连贯性，唯一的共同点就是这些主张和政策会激起民众的憎恨和蔑视情绪，并夹杂着恐惧、仇恨和愤怒。特朗普的典型伎俩就是攻击和矮化穆斯林、西班牙裔、难民等少数群体，从而获得另一部分民众的认同和支持。这种绕过政党和其他正常的宪法结构，利用民众的不满情绪直接与民众互动的方式属于典型的民粹主义。

在这种民粹式的政治互动中，民众的政治激情毫无限制地宣泄很容易导致所谓的“暴民政治”。从亚里士多德到托克维尔再到托马斯·杰弗逊等思想家都早已看到，脱离宪法结构的民主离暴民政治只有一步之遥。美国早期的立宪者们为了防止民主政治走向暴民政治，处心积虑地设计出民主政治的种种“中介机制”。然而自上世纪起，美国政治制度中不民主的因素渐渐被剔除，抵制民意的屏障越来越少，在直接民主的不断施压下，政治机构已被反智主义的极右翼和反精英的极左翼挤变形了。预防民粹主义的失效，不仅表明美国民主运行的现实危机，更反映出美国民主制度本身已经无力在自由与民主、精英与大众之间保持平衡。就像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Richard Reeves所说，选民和政治竞选人的非理性诉求已经主导了选举进程，政府和选民的良性互动业已消逝，理性的公共政策被淹没在疯狂的民粹主义波澜中，2016年竞选的真正失败者是美国政治本身。

（作者为复旦大学博士生、《社会科学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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