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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田、美土、艳阳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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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稼穑 2021-01-11 19:37
摘要:浦江之畔,良田美土,天朗气清,一群农家儿女追逐着希望与梦想。

黄浦江上游,两岸水源涵养林万亩,良田美土万顷,这平坦肥沃的土壤叫水稻土,是上海历史上著名的松、金、青优质稻区,也是中国现代家庭农场的发源地。

在浦江之首的东北岸,连接着郁郁葱葱的涵养林,有一个中等规模的家庭农场,是松江区石湖荡镇金胜村的万英生态农场。

农场主沈万英,经营着190亩粮田、20亩果园,已经十多年了。她父亲是2007年松江第一代家庭农场主,承包了112亩水稻田。2010年,父亲退休了,她女承父业,从工厂回来,成为第二代家庭农场主。十多年来,她把农场扩大了一倍,并坚持生态种植,深耕农业,把自己种植的水稻加工成大米、把大米加工成糯米糕,在果园里搞采摘,根据市民的需求使农业生态化、精细化、市场化,把农场搞得风生水起,远近闻名。

松江农业就是由几百个沈万英这样的家庭农场经营着。

本世纪初,松江开始在家庭承包制的基础上探索承包大户、集体农场、合作社等新的农业经营方式,以实现农业规模化、专业化经营。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培育农业新的经营主体。2007年8月,市领导到松江调研时希望松江在稳定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前提下,探索研究家庭经营,土地流转和农业服务主体的怎么结合问题。我国农业的基本经营制度是家庭承包责任制,世界农业的基本经营方式是家庭农场,松江根据上级的要求,借鉴世界的经验,结合自身的实际,于2007年秋播时开始探索粮食生产家庭农场经营方式。

农民的承包田通过有偿自愿流转到村里,再由村发包给愿意搞农业、有能力搞农业、经过村里村民民意测评适合搞农业的农户,成为家庭农场主,经营一百多亩粮田。这种农业经营模式,经过十几年实践、充实、完善,已成为比较成熟的现代农业经营方式。家庭农场生产方式成功地把中国农田复杂的集体所有权、家庭承包权、家庭农场经营权分离开来,把分散的农田集中起来搞规模化、专业化的现代化农业。土地是农民集体所有的,承包给了每户农民,承包户把土地流转出来得到流转费,自己安心在城里打工,这是保证了农民承包权的利益。家庭农场经营者,每年支付五百斤稻谷市场价的流转费(田租),依靠自己的家庭劳力和机械化种好粮食生产,享受国家粮食补贴。在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以后,在农业生产高度机械化以后,这种规模化、专业化农业生产方式有利于粮食生产的稳定提高和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同时,这也保证了承包户的利益,有利于专业农民通过扩大规模,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农民持续增收,并解决了农业后继无人的担忧。

松江农业经营方式的探索创新,引起了各界的关注。时任中农办主任的陈锡文,连续三年到松江调研,观察家庭农场的发展,并给予高度的肯定与鼓励。农业部的几任部长,都曾深入到松江的家庭农场调究。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农村部的团队还深入农场蹲点,写了调查报告报国务院。松江的家庭农场作为中国农业新的经营主体,被写进了中央一号文件,中央《新闻联播》连续三天播放记者对松江家庭农场的跟踪采访。

在工业化、城市化以后,很多地区农业被边缘化,农村只有老人与田,有的甚至出现了农田半抛荒的现象。农业一直以来被人们认为是一个低端的产业,农民是艰苦贫穷落后的代名词,而在发达国家农民是富裕、自由的象征。这是因为,我们农业生产机械化程度低,人很辛苦;劳动生产率低,收入很少。松江的家庭农场,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劳动生产率高,家庭农场经营者收入比在城市打工丰厚,不受上下班限制自由度又高,完全颠覆了传统农业农民的形象,在这里做个农民很体面。

沈万英就是一个在松江很体面的农民,年收入很丰厚,是区人大代表,市三八红旗手、劳动模范。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家庭农场经营之前(1983---2007年),沈万英家的承包田是5.6亩,他们和村里的所有农户一样分散种着自己的承包田。沈万英的父亲沈孝芳在集体生产的时候是生产队长,身强力壮,农活样样精通,分田以后,承包田都是她父母两人在耕作着,她和妹妹从来不下田,但那时,父母种田的辛苦对她们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姊妹俩出了校门就进了工厂,住进了城里,远离农村。那时种田的确很辛苦,除了耕田和麦子稻谷脱粒是机械化外,其它农活都是靠人力,现代的女孩子怎么受得了这份苦。而现在,水稻耕种全程机械化,所有的农机具都由她先生操作,按照他们的劳动生产力水平,耕作四五百亩的稻田是绰绰有余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把原来集体的土地按照人口和劳力分给每家每户自己种植经营,第一次承包期为15年,到了1998年第二次延长承包期为30年。农村在承包到户初期,大家从集体的大呼隆生产中解放出来,种自己的承包田,“交足国家的余下自己的”,积极性很高。种田也由原来的一年三熟制(麦、稻、稻),改为一年麦、稻两季,季节劳力在农忙时不再那么突出了,农民与土地也不再那么劳累了,农村劳力也从土地上开始释放出来,出现了搞副业、搞劳务、搞工业等多种经营,这是改革开放后农村出现的经济繁荣和社会和谐时期。到了上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一方面农村的各项税费提留增加,化肥农药农资等涨价,农业效益下降,另一方面随着乡镇企业外资企业工业化的发展,农民就业门路的拓宽,农业成了农民又苦又累、收入低、负担重的包袱。大家都不想种田,年轻人更是逃之夭夭,跳出农门交好运。所以,1998年第二轮土地延包的时候,农民都想方设法不要承包农田,不少人还放弃了口粮田的承包。当时农民对土地的冷漠,与今天农民对土地寸土不让的热衷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沈孝芳今年70多岁了,他出生时正好是土改的那一年。他家原有12.7亩自粮田,还有5亩种水生农作物的池塘,有一头耕牛和各种农具。1951年土改时他家阶级成分被划为中农,原有自家的土地土改了,后分到5.2亩。沈孝芳听他父亲说,当时他们村上有一户人家,几十亩地被土改了,伤心得要跳黄浦江(就在村前),他说他父亲比较想得开,因为农闲时还在做盐的生意,外面跑得多,见识广。到了1956年,从互助组到高级合作社,他家的田、耕牛、农具全部归集体所有了,到了1958年,他们家的宅基地也归集体所有了。沈孝芳和所有的农家子弟一样,16岁就开始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在这个集体,他干了一辈子,做了十几年的生产队长,最辛苦也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他做生产队长的时候。那时生产队的土地一年要种上三季,麦子、油菜,早稻,晚稻。一年三夏、三抢、三秋,三个农忙季节,生产队长早上要吹哨子催社员出工,白天要带头干,晚上要安排第二天的农活,还要千方百计提高产量,使生产队有个好的收成。生产队长是最辛苦的人,也是一个队最重要的人,他有头脑打算好,生产队产量高,收入多,年底社员们分红收入就多。沈孝芳说,他的生产队分配比人家生产队高,因为他们生产队农业生产搞得好,副业生产也搞得好,所以他当队长威信很高。后来生产队解散了,大家种着自己的承包田,一开始,沈孝芳他们有点不习惯。分田到户以后,村上的很多人进城打工了,他似乎对土地特别有感情,还是留下来种田,村里不愿种田的人家也把田租给他种,后来发展家庭农场,他就成了第一批农场主,再后来,他女儿接着干农业做农场主,这是他万万也想不到的。当然,他更想不到的是他女儿经营农场的效益是他经营时的几倍,“农业还可以这样做”。

沈孝芳说女儿像他的父亲,不但勤奋还会经营。他父亲在土改前种十几亩粮田、五亩水生作物,农闲时撑着船去贩盐,家里日子过的蛮稳当,后来打仗了,苛捐杂税多了,勉强解决温饱。土改后土地少了,但他父亲勤劳,脑子灵活,搞些家庭副业,日子还是蛮好过的。“人要勤劳有打算”,这是沈孝芳经常对沈万英说的一句话。的确,在农村只要勤劳和肯动脑子,温饱应该不成问题,因为这里有良田美土,还是风调雨顺。

万英生态农场经营的210亩耕地,是村集体土地,租金按每亩五百斤稻谷的市场价交给村集体,再由村分发给承包户,因为这些耕田是每家每户的承包田流转过来的,这是付给他们的田租。这是松江统一的田租,每亩在750元左右(其他不少地区每亩租金已达千元以上),这是上海地区最低的田租,但这是历史上很贵的田租。

历史上,田租超过当年农田作物收获量的三分之一是属于重的,土改前上海地区的田租由过去的分成制转变为定额租制,这有利于保证地主的利益,也有利于提高佃农的积极性。一般田块在每亩一石多一点,也相当于三分之一的收获量,视农田的优劣而定。土地所有者还要交田赋,明清时期松江地区的田赋比较重,一般在三斗左右,至上海解放前夕,每亩田赋征借达到四五斗,是抗战前的两三倍,羊毛出在羊身上,农民负担极为沉重。土地改革以后,土地归农民所有,土地租金没有了,农民只负担每亩田一百五十斤左右粮食的农业税,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下降到78斤,因为工商业发展起来了,农民的负担也减轻了。现代发达国家如日美的农业田租在一百美元左右,相对它的产出也是很轻的。田租对于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来说,犹如银行的基准利率对于经济一样至关重要。如今千元一亩田租,占到一亩稻谷产出55%,这么高的成本,若没有各级政府的补贴,谁去搞粮食生产呢,但补贴也推升了田租,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粮食生产是农业的根本,是社会稳定的基石,提高科技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配套适当的政策,才是长久之计。

田租与田制是密不可分的,对国家的税收、农民利益、农业生产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历史上的农田制度从井田制到私有制,进行了无数次的变革,基本上是两种,国有(皇家)与私有。到了民间,就是官田与民田。

官田,在上海地区的历史上明朝初期最多,朱元璋把前朝官僚富豪的土地,都列为“没收官田”,所以官田特别多,特别是苏松地区,明太祖以苏松地区为张士诚守土为由,没收其部下以及当地富豪所占有的田地。当时全国的官田为垦田总数的34%,而松江府的官田要占到本府总田数的84%,农民负担十分沉重。明朝后期至清代官田逐步减少,到土地改革之前,官田占土地总面积的6%左右。

历史上的民田大多为富豪所有,史志上说,元代松江府良田美土,几乎皆为权豪占据。明清以后农田逐渐分散,到土改前,上海地区的地主占有土地在36%左右,富农中农占有农田40%左右,加上贫雇农占农田16%多一点,所以江南的贫富矛盾并不十分突出。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搞土改,江南地区、上海地区并不像北方一样农民与地主斗争十分激烈,土改运动还是比较平稳的,1950年6月松江搞土改试点,到1951年3月上海地区就完成了土地改革。土改后土地资源均等化,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劳动积极性空前高涨。

土改,政府把土地分给农民,土地是农民私有的土地。我们现在的土地制度是国家和集体所有,集体土地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每家每户农民拿着自己的土地入股组成集体的,现在农村集体又把土地分包给每家每户,每家每户可以自己种,也可以租赁给人家种。现在,上海大部分地区的农民把自己承包的土地流转(反租)给了村集体,再由集体租给家庭农场经营,这样避免了分散的低效率的农业生产,有利于规模化、专业化、机械化的现代农业生产发展。集体也负责向家庭农场收取土地流转费,全额交给每家每户。国家和集体从2004年起,不再向土地的承包者和经营者收取任何税和费。皇粮国税,自古至今,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农民利益作出了免去农业税的史无前例创举,将载入史册,流芳百世。

就在这片良田美土上,沈万英的爷爷凭着他的勤劳与能干,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还能艰辛地使家人不挨冻受饿,也是农民中的精英了。也在这片土地上,沈万英的父亲脸朝黄土背负天,含辛茹苦一辈子,养大两个女儿,翻造了两次农家住宅,在他同一代人中,大家生产生活都是一样的。同样这片土地,沈万英有着他爷爷勤奋肯动脑筋的基因,种着她爷爷和爸爸种过的田,收获着和她爷爷爸爸一样的松江大米,但她比她爷爷和父亲更幸运更能干。她使这片土地长出了更好的稻米,她使这片土地发展有了新的空间,她也在这片土地上收获了更多的财富。她生在一个繁荣昌盛的时代,她长在一个催生新型农民成长并能尽显身手的地方。势比人强,这是他们这一代人的幸运。

浦江之畔,良田美土,天朗气清,一群农家儿女追逐着希望与梦想。

栏目主编:黄勇娣 文字编辑:黄勇娣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图片编辑:邵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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