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中有无数节点，但只有那些不断有流量经过、集聚、发散的节点，才可能称得上是“中心节点”。

高度流动，产生高频流量，进而方能产生能量、创造价值。从世界范围看，具有影响力的中心城市、超大城市、节点性城市，都是拥有高流量的城市。仅论科技创新，创新回归大城市是一个全球现象，市委学习讨论会上提到的这种“都市导流创新”机遇，本质上也得益于大城市因要素高度流动而带来的无穷应用场景。

上海历来被视作“大码头”，是一座“自带流量”的城市。流量汇聚和交换一直是上海发展的关键动力，也成就着这座城市的开放品格以及功能、能级。大流量是上海的“刚需”，而随着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变迁，上海要追求的流量本身，亦有结构调整、转型升级的需要。

多年来，上海相对的强项在于实体的人流、货物流、资金流，这是支撑城市的重要因素。但受疫情冲击，去年以来的城市人流量、旅客吞吐量等，都出现了下降，且从短期看后续存在不确定性；贸易、商务等自身的转型，亦让货物吞吐量等传统指标不再成为衡量发展水平的主要标尺。

这就迫切需要我们大力发展“线下流量”与“线上流量”并重的流量型经济，特别是加强对线上流量、抽象流量的关注和把握，一方面以此填补传统流量下滑带来的缺口，一方面努力创造新的增量。

流量型经济是上海“五型经济”的重要构成，其重点在于推动要素高效流动、增值，关键看平台是否丰富、渠道是否畅通。其中最为重要的生产要素是数据，最为关键的运营能力是配置数据。数字时代要构造数字城市，数字城市最主要的“流动性”就在于数据的流动性，而数据的流动背后，涉及到的有软、硬件两方面的“算力”。

数据不同于一般资源，是一种越用越多、越用越丰富、不用则枯竭的资源，而真正的数据赢家，未必是自身产生数据最多的地方，却一定是掌握和运营数据能力最强的地方，也是应用场景最丰富、最开放的地方。今天的企业竞争、产业竞争、城市竞争、区域竞争乃至国与国的竞争，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算力”竞争。

提升算力，在硬件层面需要持续迭代精进技术支撑，需要掌握人工智能、云计算等前沿技术；软件层面，则重在为技术应用和数据流通创造充分场景，突破各类政策、制度、观念障碍，构造有利于数据流动的制度环境。

对市场主体来说，数据好找、能用，就意味着有增值空间。上海已经提出要打造国际数字之都，并启动全方位的城市数字化转型，个中关键正是打通制约数据流通的堵点，尤其要打破部门间、条块间、政企间不必要的壁垒鸿沟，尽最大可能开放生产场景、生活场景、治理场景，用真正的“大数据”换来“大流量”、创造“大价值”。

对各级政府部门来说，这里考验的既有拥抱前沿技术的意识，亦有破除封闭、自我革新的自觉。与此同时，上海追求的也不仅仅是经济层面的“流量”，更包括社会、文化等多个领域的大流量。

作为一座以开放、创新、包容为品格的城市，这里理应创造一个宽松友好的氛围，让更多创新创业者近悦远来，让多元文化在此交融，让人的思想和创意在此充分涌动。上海需要持续不断的高人气，同时需要包容、友善、有活力的好风气，这些本身就会带来城市需要的高流量，并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深层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