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失败之后，苏区遭到长达10年严密的封锁，既无法及时获取外界的讯息，也无法有效传播自己的政策主张。然而，艰难的外部环境从未阻挡中国共产党人感知世界的脚步。

“我们一直在山沟里转来转去，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受到很大限制，所以，每攻下一个地方，毛主席就注意从邮政局收集国民党统治区和外国的报刊。长征快结束时，就是从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陕北刘志丹有一块根据地，才很快找到落脚点。”延安时曾出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的杨尚昆这样回忆。

为了深入学习马列理论，1938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成立了马列学院编译部，主要负责编译马列经典著作，主要翻译作品包括《马克思恩格斯丛书》《列宁选集》《斯大林选集》《费尔巴哈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马克思主义与文艺》等。延安还成立了出版发行机构“解放社”，负责出版马列著作及其他译著。

但要说边区一定是共产理论像洪水一样泛滥的世界，就有些凭空想象了。1936年6月，斯诺跟毛泽东交谈后惊奇地发现：“毛泽东熟读世界历史，对于欧洲社会和政治的情形，也有实际的了解。”随着美军观察组进入延安，更是扩大了延安对外部世界了解的信息量。“观察组建立后，消息相对灵通，不但可以从他们那里看到大后方出版的《中央日报》《扫荡报》《大公报》等，还可以看到外国的出版物。”

边区所吸纳的外部知识绝非单一而片面的。边区看重外部世界的理论典籍，包括马列思想读物，也包括各国的斗争经验。中共中央曾在1938年10月成立的军委编译处，就翻译过《法兰西内战》《社会主义与战争》等书。而《解放日报》作为延安时期发行时间最长、阅读影响力最大的报纸，马列著作及国外历史文化、国际新闻更是长期占据版面。

总的来说，延安学习外部思想，着重于建立它与本土的、实际的关系。据1944年参加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的赵超构观察，毛泽东作为一个“最能熟习中国历史传统的共产党行动家，在他的行动中，《资治通鉴》和列宁斯大林的全集有同等的支配力。”

《解放日报》不止一次用很大篇幅的社论，探讨如何正确看待马列主义。“我们要求大家去请教列宁，并不是要求大家都变成列宁，这就是说人人都可以、都必须学习理论，但并不能希望人人都成为理论家。”另一篇社论《掌握马列主义的锁钥》详述了马列主义的学习方法。“有些人以为掌握马列主义就是背诵马列主义典籍上的词句，遇到问题便把这些成语引证出来，这是完全错误的。……党中央所提出的调查研究工作，是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活生生的统一。”

“延安的马克思和列宁，不再以西装革履的姿态出现，却已穿起了中国的长袍马褂或农民的粗布短袄来。”赵超构评价。实事求是，成了延安人吸收外部思想的重要指导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