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1月，浙江省政府公布第4批小城市培育试点名单，前3批的“小城市试点”大多是经济强镇，这一次的名单中却破天荒地出现了一个行政村——东阳市南马镇花园村。

即便在浙江也没啥名气的花园村，凭什么要成为“小城市”？记者去瞧，村内主干道是双向四车道，村口几个大字“中国农村第一城”，道路两侧有高层住宅、别墅和商业楼宇，还有电影院和徐徐转动的摩天轮；村里有外国语学校，是浙江师范大学附属东阳花园外国语学校，有城区的孩子特意转学来读书；在总体规划中，全村被划分为村民平安居住区、高效生态农业区、第三产业服务区、高科技工业园区；村里还有按国际五星级酒店标准建设的花园雷迪森大世界，高99米，号称“浙江农村第一高楼”……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个强村都是小城市的样子。村民普遍很自豪，村庄综合实力已超过一般中心镇，如今被纳入“小城市试点”后，花园村还叫“村”吗？他们有点不甘心，可若改“村”为“市”，又不符合法律规定。村里也都知道江苏江阴的华西村，2011年华西村已正式更名为“华西新市村”，和一般的村庄区别开来。

也许，叫什么名字倒是其次，这座“花园小城市”想要率先探索出一条新路。

花园村村貌。 采访对象 供图

穷人婚礼中走出“强人”

花园村距东阳城区18公里，村域面积12平方公里，常住人口超过6.5万，其中5万以上为外来人口。2019年，全村实现营业收入602亿元，村民人均年收入达13.5万元。这里有全球最大的红木交易市场，还有全球维生素D3行业销量最大的生产企业——花园集团。

有意思的是，花园集团并不是花园村的村办企业，而是一家民营企业。该企业的董事长、总裁兼党委书记邵钦祥也是花园村现任党委书记。显然，这又是一位“强人”，记者心想，但这又是一个类似华西村吴仁宝的“强人故事”吗？未必，记者更关心的是，一位企业主，为何要将花园村一步步“造城”？他图什么？又困惑什么？

花园村“造城”的关键人物邵钦祥。于量 摄

记者对邵钦祥的采访，安排在花园大厦的花园集团总裁办公室里。花园大厦建于2008年，曾是花园村的地标。马路正对面是花园村村民委员会的办公楼。邵钦祥1954年出生，个子不算高，微微有些发福，灰白头发，理成利落的板寸，操着东阳口音普通话，中气十足。打开话匣子，这个富人偏要从“穷”聊起。

花园村名字很美，但不过是浙中山区重重丘陵间的一片小山头，缺水少地，灌溉成问题，以前日常饮水都要去邻村挑。在东阳，花园村一度穷得远近闻名，邻村有好事者编了民谣揶揄：村名花园不长花，草棚泥房穷人家。种田交租难糊口，担盐捉鱼度生涯。

讲起“穷”，邵钦祥的嗓门不自觉地提高了几分：“当年花园村没有机耕路，镇干部骑自行车进村，第一天就摔断了腿。好不容易村里买了台拖拉机，还是一帮人用肩膀扛进来的。因为路不好走，放流动电影的电影队也不愿意来。就算来了，村子里也找不到一块像样的场地。”那是1976年的事，那一年，邵钦祥成为花园村生产队大队长。他向记者报出了一组精确的数字：1978年，花园村每年人均口粮200公斤，人均收入87元，生产队分红每人每天2角钱。

那一年，邵钦祥结婚。这场婚礼，某种意义上成了邵钦祥后来“造城梦”的原点。

结婚是大事，穷如花园村，邵钦祥总还是希望婚礼能办得体面些，他对“体面”的定义，就是婚礼能用上电灯。当时，隔壁只有40余户人家的马府村已经置办了柴油发电机，而80多户人家的花园村还在点煤油灯。邵钦祥只好跑到马府村借电，对方同意帮忙，为邵钦祥拉一路电线。婚礼当晚，借来的电照亮了婚礼厅堂，为邵钦祥挣足了面子。谁料酒席热闹之时，突然黑了灯——原来，马府村的两个小青年听说花园村有人借电办婚礼，认为是穷人摆阔，于是恶作剧拔掉了保险盒。婚礼陷入了混乱，黑暗中邵钦祥五味杂陈，一种混杂着恼怒与羞耻的复杂情绪涌上心头。

今时今日，提起那场婚礼，邵钦祥依旧有些意难平：“人穷被人欺，村穷才受气。那时我就在想，有朝一日，我一定要让花园村富起来。”

1981年5月，他找到二哥邵钦培、村里的老书记邵福星，3人各出资500元，在村里办起了蜡烛作坊。当时浙江农村经常停电，家家户户常备蜡烛，所以不愁销路，年底3人分红，每人500元。邵钦祥的野心不止于此。当年10月，他又在村里开出了花园服装厂。在时代机遇和营商天赋的加持下，花园服装厂的生意有声有色，4年获利突破50万元。1991年，有了积累的邵钦祥联合花园村46家小企业，成立了金华市首家村级工业公司——花园工业公司；1993年，又组建了浙江花园工贸集团公司，并于1995年被确认为首批国家级乡镇企业集团。然而，由于缺乏核心技术和自主产品，产值徘徊不前。

转机出现在1996年。机缘巧合下，邵钦祥得知，中科院感光所自上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从事维生素D3的研究，至上世纪90年代研究出一条从胆固醇合成维生素D3的新工艺路线，但是大规模生产仍需投入大量资金进行中试研发。邵钦祥拿下项目，1998年4月，维生素D3中试成功；2000年，他斥资2000万元一次性买断维生素D3生产技术。

2003年开始，花园村生产的维生素D3系列产品大举进入国际市场，花园集团迅速发展壮大。2019年，花园集团实现营业收入306亿元，实现利税总额15.5亿元。邵钦祥本人及其家族也以135亿元的身家，名列2020年胡润百富榜第401位。

花园村夜景。于量 摄

以业兴村，以村兴业

时至今日，村企是分开的，花园集团与花园村相互独立。但曾经发愿要改变家乡的邵钦祥没有食言，创业之初，就开始把钱投到花园村。

“千百年来，中国的农民就始终向往城市的生活。既然如此，我们就要想办法把农村变成城市。”邵钦祥认为，“由村变城”的关键，在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回忆起那几年在村里做的事，邵钦祥如数家珍，对数字的记忆尤其精准：1982年，他在村里建设了三级电灌站，一条1700米长的渠道将附近溪水引入花园村，解决农田灌溉问题；1983年，他出资2万余元，在花园村建设了幼儿园，并铺设了通往镇里的机耕路，宽度4米；1984年，他拿出1.5万元在村里打井，深度80米，家家户户通了自来水；1985年前，出资2.4万元安装了发电机组……1985年，花园村影剧院开始建设，并于次年建成。电影队不愿进村的恼人往事终于得以了结。那一年，邵钦祥当选花园村党支部书记。

2004年，花园村人均收入达3.6万元，已是当地闻名的富村，当年10月，周边的南山、西田、方店等9个行政村并入花园村。花园村成了万人规模的大村，邵钦祥自认“造城梦”是时候更进一步了。

花园村有自己的自来水厂，这在村一级的行政单位并不常见。虽然花园村有自来水，但水来自深井，供应有限，邵钦祥决定建自来水厂。花园村自来水厂于2001年正式建成，新修建的蓄水池容积达5万立方米。随着2004年并村，自来水厂的供水量再度紧张，找水成了新课题。自来水厂老厂长邵有木回忆，为了找水，他们到附近水库引水，又到周边的自来水厂买水。到2013年，花园村建设了福祥湖水库，次年又加高水库大坝，蓄水量达到40余万立方米。

多年投入“造城”，并非做慈善。邵钦祥将这一过程总结为“以业兴村”：既然资源禀赋差，就要靠工业和服务业来带动村庄的发展，还能以此带动村民的创业热情，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经济来源的问题。村子兴旺了，人气足了，倒过来能促进企业和村级经济的进一步壮大发展——

花园红木家具城便是一例。东阳木雕天下闻名。2010年至2014年，靠着毗邻东阳市区的区位优势，花园集团投资建设了花园红木家具城。不产红木的花园村一跃成为“红木第一村”，产业链衍生出了原木交易、工艺品雕刻、红木家具生产、仓储物流等，场地租金成为花园村财政收入最重要来源之一。2019年，花园村实现营业收入602亿元，其中，花园集团实现营业收入306亿元，花园个私工商户达3768家，实现营业收入296亿元，村民人均年收入达13.5万元，是金华市首个且唯一的税收超3亿元村。

完整的产业链让不产红木的花园村成为“红木第一村”。于量 摄

红木家具城也顺理成章地成了花园村的“市中心”，家具城右侧是民营医院，对面是商业综合体和电影院。2017年，花园村周边的环龙、柳塘、渼陂下等9个村并入花园村，村面积扩大至12平方公里。2017年8月，花园集团投资10亿元，开始按国际五星级酒店标准建设花园雷迪森大世界。

花园村的大型商业综合体——花园商业中心。采访对象 供图

花园村的“城市味”越来越浓。

当然，如果以都市人的视角来观察，这里依旧难掩“农村味”：村里除了仅有的一家肯德基，再无知名的连锁餐饮店；街上也没有都市青年钟爱的酒吧和咖啡馆；商业中心里难觅知名品牌专柜……

不管城里人怎么想，邵钦祥对如今的花园村很满意。他说，花园村实际上已经是一座城市了。“家家户户通水、通电、通天然气，就连电视点播台的节目也比城市里丰富。”但是，他又说，虽然形态是城市，但是花园村本质上始终还是农村。

花园村夜景，远处的雷迪森大世界酒店号称“中国农村第一高楼”。于量 摄

不光要看起来像城市

邵钦祥对于城市生活的理解和追求，非常朴素，有时候略带偏执。

邵钦祥时常出差，但除非出远门，否则工作结束后，无论如何都要回村里住。“造城的目的，归根结底是让农村人不用背井离乡，在家门口就能过上城市里的生活。”邵钦祥说，花园村要成为城市，不光是要看起来像城市，在“软件”上更要投入。

村里已经有了政务服务自助一体机，村里便民服务中心，大屏幕上滚动播放“最多跑一次”事项清单，涉及户口管理、市场监管、供电、法律咨询等，群众办事一般不出村。花园村有一套类似城市治理的运行机制。绿化种植管理靠花木公司，卫生检查有督查办，找工作到劳务市场办，有矛盾纠纷找综治办。花园村每年投入上百万元，成立了由2名法律硕士、4名法律专业本科生、10名常驻工作人员组成的法律事务部。在村综合信息指挥中心，能看到全村3200多个监控探头覆盖的画面。“花园村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已经具备成为‘小城市’的实力，但进一步推进城市化，就会遇到村级定位的许多限制。”花园村党委副书记邵徐君说。

比如，这样一个“五脏俱全”的超级大村，没有一名公务员，只靠32名村干部推进乡村自治。目前，花园村多数“领导”都由“能人”兼任，不拿村里一分钱，少数村干部由全职“管理者”专任。这30多年来，村里不断修订完善《村规民约》《生态公约》《村民道德公约》等，评定先进文明户、五好家庭户、遵纪守法户等荣誉，并与各项福利的发放挂钩。随着花园村的发展，大量外来人员涌入花园村。面对各类劳动争议和纠纷，花园村作了硬性规定：倘若党员干部与普通村民吵架，首先受到处理的是党员干部；倘若村民与外来务工者发生争执，首先受到批评的是村民。看似“不讲理”，但巧妙地维持了一种稳定。

花园村“小城市试点”脱颖而出，这是我国乡村振兴推进过程中活力不减的体现，花园村的发展和治理更突出市场化——2019年，村民和外来创业者的营收占全村的49.2%，花园集团营收占余下的50.8%。

接下来，花园村的创新重点之一，可能在于探索放开花园村落户限制，提升人口集聚力。村里已出台《关于引进高级人才落户花园村相关政策的通知》，提出一系列奖励措施。

花园村要做大，成为“大花园”；花园村又要精雕细琢，孕育“小城市”。大小之间的把握，还要考验邵钦祥和这里的“市民”们。

花园村主干道上，龙门架上“中国农村第一城”几个大字甚是醒目。于量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