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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倪乃先(下):父亲是幸运的,下半生还有用武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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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高渊 2016-09-12 05:01
摘要:我父亲1994年从海牙国际法院退休的时候,已经88岁了。此前,他还当选了欧洲国际法研究院院士,这在国际法学界的地位是挺崇高的。这是终身制的,一共108人,必须去世或辞职才能递补。

文革中:“乔冠华跟他说,苏联人要来谈珍宝岛边界,你准备一下。他知道,自己不会被下放了。”


高渊:文革开始后情况怎么样?

 

倪乃先:跟社会上的很多知识分子相比,外交部的老专家们总体上还算幸运。当时,我父亲没有被抄家,还经常上班。

 

高渊:你父亲也没有被下放吗?

 

倪乃先:1969年,大批干部下放,我父亲是当时外交部唯一留在部里工作的老专家。他和条法司的三位干部,一起组成了留守小组。

 

但当时觉得肯定要下放的,我们全家还讨论,如果我父亲下放后,我母亲是跟着去,还是和我一起留在北京。直到那年9月的一天,我父亲去火车站为去干校的同事送行,当时的外交部长乔冠华过来跟他说,过了国庆节苏联人要来谈珍宝岛的边界问题,要他做个准备。我父亲回来跟我们说,看来他不会下放了。

 

高渊:那几年你父亲除了上班,平时还做点什么?

 

倪乃先:他没事就去中科院地理所,去查中国领海中的岛礁资料,把历史和地理结合起来研究。

 

高渊:这是外交部让他去查的吗?

 

倪乃先:没有领导让他去做这个,他对这方面感兴趣,可能觉得以后有用吧。后来参与国际海洋法讨论的时候,这些东西都派上了大用场。

 

高渊:外交部的人一直很尊重你父亲吗?

 

倪乃先:后来不少外交部的老同志,跟我讲过这样一件事。1970年初,周恩来要求查看1918年美国对德国的封锁令,必须在第二天上班时报给他。外交部图书馆留守小组一直找到当天深夜,也没有找到。

 

这时候,有人突然想到我父亲还留在北京,半夜来问他。我父亲说,你们可以查查《美国国际法杂志》。这份杂志其实就在大家手边,伸手一翻,立即找到了全文。

 

他们说我父亲真的就是手到擒来,不服不行。

 

高渊:你父亲正式复出是什么时候?

 

倪乃先:我记得1972年年初,我正在休产假,他忽然给我看了一张发票,中国照相馆的护照照片发票。我很吃惊,说你要什么护照?他说要去纽约开会。

 

他去参加联合国海底委员会和随后的海洋法会议,从这时候他又走出了国门,后来一年要出去好几次。

 

高渊:这是他建国后第一次出国吗?

 

倪乃先:是的。出发那天是1972年2月22日,就是美国总统尼克松来访华的第二天,我们到了机场,还看到尼克松的大飞机停在那儿。一起去的几个年轻人跟我父亲说,您应该请客。我们就在机场餐厅里吃了顿饭,那时候外面吃饭都要粮票,机场餐厅不用。

 

高渊:你父亲当时的身份是什么?

 

倪乃先:应该是中国代表团法律顾问,有时候也叫高级顾问。后来中国代表团在纽约买办公用房,还让我父亲帮着看看合同文本。

(晚年倪征燠)

 


莅海牙:“海牙国际法院法官之间勾心斗角的事情不多,意见摆在那儿,一致就一致,不一致就不一致。”


高渊:你父亲是什么时候当选海牙国际法院法官的?

 

倪乃先:1984年11月,第39届联合国大会上通过的。国际法院法官的任命,需要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通过。

 

高渊:他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国际法院的第一任中国法官吗?

 

倪乃先:是的。国际法院是联合国的主要司法机关,1946年在荷兰海牙成立。国际法院的第一任中国法官,是当年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徐谟,第二任中国法官就是大名鼎鼎的顾维钧,他当了21年,一直到1967年任满退休。

 

那时候,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还没有恢复,又正好是文革时期,也就没顾得上参加竞选。

 

高渊:推荐你父亲当国际法院法官,当时有什么不同意见吗?

 

倪乃先:有些人也是好心,觉得我父亲已经79岁了,又做过眼睛手术,怕他坚持不了。后来让他带一个学生去,作为他的助手。但我父亲很多年来一直是办案的人,他喜欢亲力亲为,自己动手干。

 

高渊:但他毕竟这么大岁数了,生活上需要照料吧?

 

倪乃先:一开始是我母亲陪着去的,但她也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我父母半年后回国休假,父亲跟我说,他有点坚持不了,问我能不能跟单位提一下,陪着他一起去?

 

我当时是北京市交通局副局长,我要向组织部门请假,到1985年8月份就去了海牙。当时请了一年假,没想到在那里待了8年半,直到1994年他卸任。

 

高渊:你在海牙主要做点什么?

 

倪乃先:主要是照料我父亲的生活,我母亲后来患肺癌,在海牙去世了。同时,还要帮我父亲整理账务。我父亲的收入是联合国支付的,但当时的规定是“实报实销、结余上交”,账务挺复杂的,我是做企业管理的,这方面还懂一点。

 

另外,跟我国使馆的联系工作也是我来做的,我可以参加使馆的支部活动。我父亲不去使馆的,根据国际法院的规定,法官不能有政治背景,所以他出国前,连全国政协委员都辞掉了。

 

高渊:你父亲到任已年近8旬,是不是所有法官里面年纪最大的?

 

倪乃先:刚到的时候,年纪最大的是苏联法官,他因为和戈尔巴乔夫意见不合,不久就卸任了。那以后,我父亲成了年纪最大的,但从在国际法院的资历来说,还是比较浅的,排在倒数第三。他们法官的座次都是根据年资排的。

 

高渊:国际法院的总体氛围怎么样?

 

倪乃先:国际法院首先讲人事关系,相对来说不是那种剑拔弩张的,大家都很有修养。在探讨问题的时候,经常会约在外面吃饭,先摸摸底,也是互相启发。

 

另外,荷兰政府和女王都会定期请这些法官吃饭,都是带着家属一起去的,大家都玩得挺好。勾心斗角的事情不多,意见摆在那儿,一致就一致,不一致就不一致。

 

高渊:当时你父亲跟谁的关系最好?

 

倪乃先:跟波兰法官关系特别好,他为人很好,资历深,学问高,是位犹太人。我们跟美国法官也关系很好,他也是犹太人,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毕业的,是我母亲的校友,他认我母亲是师姐。跟其他国家的法官其实都相处不错。

 

高渊:刚才你说到你父亲的工资是联合国支付的,收入情况怎么样?

 

倪乃先:那时候15位法官里面有三种情况,一种是高于原来国内工资的,像中国、苏联、东欧都是这种情况;第二种是本来就在欧美的大学里当教授,基本差不多;第三种是不如国内工资的,日本法官就是这种情况,他们政府还要给他发补贴。

 

高渊:当时遇到过特别棘手的案子吗?

 

倪乃先:一个是苏格兰洛克比空难,还有就是前南斯拉夫,这两个案子都挺紧张的,都发生在1993年,我父亲卸任前一年。

 

高渊:你父亲当了9年法官,任期算长吗?

 

倪乃先:有人连选连任当了27年。但我父亲年纪大了,1994年退休的时候,已经88岁了。

 

此前,他还当选了欧洲国际法研究院院士,这在国际法学界的地位是挺崇高的。这是终身制的,一共108人,必须去世或辞职才能递补。我父亲是1987年当选候补院士,1991年成为正式院士。

(倪征燠在海牙国际法院)

 


97人生:“那年要不是非典,他的生命还可以再延续下去。当时医院里找不到护工了,护工都逃回家了。”


高渊:你父亲最后是患什么病去世的?

 

倪乃先:他查出癌症很久了,但最后的直接原因是肺炎。

 

在1993年11月,就是我们要从海牙回来的前几个月,他发现尿血。但那边的医院都得预约,预约到已经过去将近一个月了,确诊是膀胱癌。

 

当时已经快圣诞节了,我去请教当地一位华人医生,是在荷兰动手术还是回国再动?因为我们有荷兰的医疗保险,完全可以在那里治疗。那位医生建议回国动,因为可以中西医结合治疗。

 

到1994年2月7日任期届满,我们17日就回国了,18日我拉他到医院,马上就开了住院单。

 

高渊:当时治疗效果怎么样?

 

倪乃先:我父亲一开始很担心,因为周恩来晚年就是这个病,他以为是很痛苦的。但治疗以后,生活质量挺高的。这个病3个月或半年检查一次,如果看到它长出来,赶快烧掉就行,不致命。后来转到了前列腺,也能治,但要用激素。治疗以后特别容易出汗,他受不了,就停止治疗了。到2003年年初的时候,发现再度转移了。

 

高渊:当时正值非典时期吧?

 

倪乃先:是的,那年要不是非典,他的生命还可以再延续下去。当时医院里找不到护工了,护工都逃回家了,没有办法把他搀起来,只能躺在那里插管子,后来是吸入性肺炎去世的。

 

高渊:在你的心目中,你父亲是一个怎样的人?

 

倪乃先:小时候因为和他聚少离多,我觉得他很严肃,是个严父。到了后来我发现不是,他很慈爱的,而且很有情趣和品位。

 

我父亲一生清正,他在当国际法院法官时,联合国发给他的工资,他不是都进自己口袋的,而是严格执行实报实销,余下部分全部上交,应该说数额挺可观的。

 

在荷兰的时候,当地华人社团过年舞狮,要请一位德高望重的人来点睛。他们一看我父亲是中国法官,又是老人,就请他点睛。他很高兴去点了,对方按规矩送了一份“利士”,弄得我父亲很紧张,他说这怎么可以,让人看到我一个中国法官在这儿收人钱,让我一定要退回去。

 

回国以后也是这样,出去讲课从来不肯收讲课费,他就是洁身自好。

 

高渊:所以他当年就说过,自己的官声很好的。

 

倪乃先:上世纪30年代的时候,他在上海当法官。他说,经常会有人来请托,有些亲戚朋友也会受人之托,到家来说情送礼。他一听就说,家里不谈公事,有事咱们到法院里去谈。所以,我们那些亲戚朋友都说他官声好,他自己说:“我不吃药的。”

 

高渊:他有什么兴趣爱好?

 

倪乃先:他非常热爱生活,最喜欢昆曲,自己还唱。晚年也很喜欢旅游,喜欢到处看看。他绝对不罗嗦,但该说的都会说。

(晚年倪征燠唱昆曲)

 

高渊:他自己怎么看待他在“东京审判”中所起的作用?

 

倪乃先:我父亲是个理性沉静的人,但晚年只要说到“东京审判”,他都会激动落泪。

 

他在自传中写道:“这场战斗,对我来说,是一场殊死战,因为我受命于危难之际,当时已把自身的生死荣辱,决定于这场战斗的成败。事后追忆,历历在目,既有酸辛苦楚,亦堪稍自告慰,有不可言喻之感慨。”

 

我的父亲还是幸运的,在“东京审判”结束后的55年里,他的法学专业学识依然有很大的用武之地。

 

(题图来源:凤凰江苏 图片编辑:曹立媛 编辑邮箱:shangguanfangtan@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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