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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记忆】手握抗美援朝医疗队旗帜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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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胡幸阳 2020-10-21 15:00
摘要:我要找的人,一身戎装,意气风发,手里紧握着上海首批抗美援朝医疗队的大旗。根据照片配文所写,他叫钱德。1951年,他的身份是上海市抗美援朝志愿医疗手术队的第二大队副队长。

我要找的人,一身戎装,意气风发,手里紧握着上海首批抗美援朝医疗队的大旗。

根据照片配文所写,他叫钱德。1951年,他的身份是上海市抗美援朝志愿医疗手术队的第二大队副队长。

这年1月25日,这支队伍从上海开拔,远赴沈阳,前往东北军区第一陆军医院为前线提供医疗援助。2万多名医务工作者们走上街头,欢送321位抗美援朝医疗队队员。风吹开钱德手里的旗帜,解放日报记者用镜头凝固下了这一瞬间。

但我对其所知甚少——我只知道他是第一位报名参加抗美援朝医疗队的医生。至于他在哪家医院、什么科室,他在前线的工作是怎样的,他回沪后的人生走向又是何种情形,这些疑问都仍笼罩在迷雾中。


【手握红旗的人】

看照片,钱德医生当时正当壮年。照此推算,钱医生如今应该已是高龄。

将“钱德”二字输入搜索引擎,得到的尽是不相干的信息,这让我很意外。按常识推断,当年的医疗队副队长大概率是专家级别的名医。即使这是个常见人名,但也不至于全无线索。我在“复旦大学中山医院眼科大事记”里,找到这样两行记录:“1950年……陈道瑜参加第一批抗美援朝医疗队(队长:黄家驷、钱德);1951年,胡茂生参加第二批抗美援朝医疗队。”再做搜索,却发现陈道瑜已经逝世,胡茂生的信息亦难寻得。线索似乎就此中断。

最后一试?直接搜索“上海抗美援朝医疗队”,我扫到一条线索——“科教师表,医界楷模——访心血管病学家陈灏珠教授”。在这篇专访中,我读到这段文字:“其间,爆发了朝鲜战争,一腔热血的陈灏珠报名参加了抗美援朝医疗队……”原来,中山医院的院士陈灏珠教授当年也参加了上海市抗美援朝医疗队。这下,有了线索。

在95岁的陈灏珠院士家中,我递给他那张照片。端详少顷后,他确定地告诉我:“这就是钱惪教授。”原来,钱德的德实际写作“惪”。

陈灏珠说,钱惪教授是著名的传染病学专家,当时45岁,毕业于中央大学医学院(后改名上海医科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他曾于1944年到1945年在美国波士顿伊文斯纪念医院进修,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上海医学院(上海第一医学院前身)教授。他对年轻人很关心,“性格很直”。当年在大查房时,钱惪见到住院医生病史书写不合要求,大发雷霆,甚至将病历扔了出去。但他同样也对这名医生关怀备至,后来还逐字逐句为其修改论文,并将其作为第一作者。

谈起当年的钱惪,陈灏珠的第一句评价就是“人如其名”——“名字里一个‘直’字,一个‘心’字,‘直心’就是对他最好的描述。”

1951年1月25日,上海市抗美援朝医疗手术大队在人民公园出发(资料照片)




【1951年的春天】

也许正是因为钱惪这样“直”的性格,他才会说出“不打退美帝,我们是无法进行建设和平生活的”这样的话;他才会在酝酿志愿医疗手术队的座谈会上第一个报名。

1950年底,全市的医务工作者自动筹组了“抗美援朝医疗手术总队”。1951年1月25日,上海的记者记录下这支321人组成的队伍,整装待发的新闻时刻:他们带了五百箱的医药手术器械,三架X光机,廿架显微镜,一座血库和其他必需的外科器械,还有一千多瓶般尼西林,一万多片消炎片和其他许多贵重药品。这天一早,上海街头,飘满了“向光荣的医疗队致敬”的红标语,欢送的队伍一路敲着锣鼓,喊着口号,从四面八方涌向跑马厅广场。到了下午一时半,全市两万多的医务工作者全部集中大游行,欢送队伍出征。在现场,钱惪说:“我们这次出发,不只是单纯地为了替战士们治病,而对我们来说,是一种伟大的考验!”

“钱惪教授是第二大队副队长,他们的队员多是上海医学院及其附属中山医院、红十字会医院的医务工作者。他们大队,主要是在沈阳的东北军区第一陆军医院工作。沈阳是离前线最近、最大的医疗点,再近一些的丹东医疗点则主要负责伤病员的转运工作。”回想起那段日子,陈灏珠院士的话匣子打开了,“他们工作一年以后,再换我们第七大队过去。我们主要是在齐齐哈尔的第二医院,解决一些疑难杂症,同时负责建立起一个军医学校。(这个军医学校即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军医学校。该校后经一系列变迁,最终南迁至广东,后更名为南方医科大学)。”

“当年,很多医生都向首长打报告,申请跨过鸭绿江,往最前线工作。而首长出于对知识分子的爱护,很少批准这些报告。即使有个别医生得到过江许可,也很快被命令撤回东北。”说到这里,陈灏珠笑了。他说,这些医生当时可都是“国家的宝贝”。陈灏珠到了齐齐哈尔才发现,他们工作的医院是由日军留下的野战医院改建而成,条件确实不如上海的大医院;药品等也供应困难,有些药当时甚至还未被研发出来。比如在前线伤病员中最常见的结核病,其特效药直到几年后才问世。尽管国家倾全力支持,前线的医疗条件依然算不上很好。很多时候,他们只能在无人指导的条件下积极地实践。一次,他们与当地的军区医院合作,对一些原来诊断为肺结核的病人重新做了全面诊断,结果发现是肺吸虫病。他当时觉得很奇怪——东北地区如此寒冷,竟还有这种病。他们只得先把这些病人转出结核病人病房,对症下药治疗完毕后,再让他们重返战场。

另一段记录,来自钱惪同批前往沈阳的盛志勇院士的口述。这段口述虽非直接讲述钱惪所参与的工作,也是第一批医疗队工作的一个缩影。它更具体,也更残酷:“比如说烧伤,我们要进行植皮。烧伤病人不少,因为美国部队用燃烧弹、汽油弹,很厉害的,粘在身上下不来,战士往往动作是用手去拍掉,一拍,手也受伤了……我们处理的主要是一些小面积的烧伤,因为大面积的烧伤可能已经在前面就死了。”

如今,在复旦大学党委党校官网的人物小传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当时已是教授、专家的钱惪担任医疗队的领导,在医疗工作中却像一名住院医生一样,常守护在危重病员身边,抢救了不少生命垂危的‘最可爱的人’,并荣立了二等功。同时,在志愿军战士大无畏精神的感召之下,他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面对鲜红的党旗,他庄严宣誓:把智慧和生命都交给党!”

1951年,8月7日,在前线服务半年之后,本市抗美援朝志愿医疗手术总队第二大队的全体队员一百余人,顺利回沪。1951年10月,钱惪在《文汇报》登出一封公开信,表达对“敬爱的志愿军同志们”的怀念。

在信里,他写了去前线的所见所闻:“九个月前,我参加了上海市志愿医疗手术队,去到你们需要我的地方,当火车经过无垠的大地时,我见到无尽穷的丰美的庄稼和冒烟的工厂,我深刻地体会了祖国的可爱,同志们,我知道你们是为了什么而出国作战的,而你们的行动也是得到了最高的代价……今天,当你们出国周年的今天,我写这忠诚地慰问你们的信,一定会有我的朋友和在我病室里恢复健康的战友们读到它。虽然我们远隔关山,但我怀念你们,不论在前方或后方,我们的精神一致,我保证在今后工作中一定会像以前一样献出我的力量来支援你们。祝你们健康,祝我们赢得更大更多的胜利,致敬礼!”


【从白玉兰下到黄葛树下】

这段战场之旅,震撼着钱医生的心灵,也影响了钱医生此后的人生之路。

1955年4月,上海第一医学院(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前身)奉命建立重庆医学院(重庆医科大学前身)。当时是华山医院院长、时任上医副校长的钱惪教授立即响应国家号召,溯江而上。400多名教职医护人员分批赴渝,于荒地上建起校园。1956年9月1日,在还响彻建筑工人号子声和机器轰鸣声的环境里,重庆医学院正式开学上课。此后,钱教授率先于1958年秋带着全家搬到了重庆,在当时还是乱坟堆和荒地的袁家岗担任重庆医学院副院长,主持业务工作。

在当时,这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换个地方工作。它意味着对“上海户口”及其一切相关待遇、享受的完全放弃。在取消户口与粮油关系的同时,工资的地区差价也改了,本来在上海拿78元的,到重庆只能拿60元。钱惪教授丢下了他在上海寓所里的皮沙发和冰箱,他只带了一张红木桌子和4只骨牌凳,那是一直留作纪念的母亲遗物。1996年,上海的记者来到钱教授重庆的家时,看到他的家中依然陈设简朴。人民日报报道曾写道,钱惪主动降低薪金,为农民看病时,常常还补贴他们生活费;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每月交100元党费;晚年更把毕生积蓄捐出。

“医生绝不能向病家索取,绝不能滥用药物,一切要为病人着想。”这是钱惪99岁在重庆去世前,给学生们留下的话。如他一样,一批上海医生将风华正茂的青春和毕生心血留在了重庆。

时光倒流,这个被解放日报记者照相机捕捉到的医生——意气风发,手握红旗,一生把智慧和生命都交给了党。

生命最后时刻,他嘱咐将自己的骨灰分为了三部分——在袁家岗重医校园内的一棵黄葛树下,在原上医、今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的校园里,还有祖国的大江大海里。

栏目主编:沈轶伦 文字编辑:沈轶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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