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热播的电影《我和我的家乡》中的五个故事，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五个脱贫故事，有“社会保障兜底一批”、有“发展教育脱贫一批”、有“发展产业脱贫一批”……归根结底，讲述的是伟大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攻坚克难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的故事。

今年10月17日是我国第七个国家扶贫日。消灭贫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之义和当然任务；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完成的硬任务，也是党和政府始终关心的头等大事。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党全国全社会共同努力下，我国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成就。我国即将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帮助这么多人脱贫，中国人民正创造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脱贫奇迹。理解并阐释这一奇迹的理论特色、制度优势和深层动力，需要将脱贫攻坚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盘视野中作整体性考察。

深厚的理论根基

摆脱贫困是世代中华儿女孜孜以求的夙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的脱贫工作顺利开展并取得巨大成效，其背后有着深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根基。

其一，脱贫攻坚科学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共同富裕”为根本原则。

从治贫脱贫的过程来看，在“先富带动后富”理念指导下结成的地区结对帮扶关系是脱贫攻坚的重要环节和手段。“先富”绝不抛弃“后富”、坚定支援“后富”，体现了基于人民本位的生产资料共有、发展成果共享。

从治贫脱贫的目标来看，脱贫攻坚旨在彻底治贫，解决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存在的绝对贫困问题。中国共产党带领全体人民共赴小康的初心使命与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本质属性完全一致。

其二，脱贫攻坚体现了补齐“全面小康”最大短板的问题导向。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只有让全体人民都摆脱了贫困，才能称之为“全面小康”。

脱贫攻坚进入深水区后，精准扶贫成为治贫工作的关键手段。以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来确保精准脱贫，彰显了补齐贫困短板的坚定决心。精确识别旨在找准问题对象，通过有效、合规的程序把未达小康水平、真正需要帮扶的贫困居民识别出来，保证贫困主体的精准性；精确帮扶意味着针对不同的困难主体“一人一策”地制定帮扶措施，是确保帮扶效果的关键环节；精确管理则体现扶贫过程的系统性和原则性，既要统筹谋划、全局推进，又要关注到具体问题的复杂性与艰巨性，真正做到“全面小康一个都不能少”。

其三，脱贫攻坚充分体现出对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创新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贫困起源、贫困本质和反贫困道路的系统化、科学化阐释，探索出一条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的摆脱贫困的正义大道。中国的脱贫攻坚战将马克思主义的脱贫之道化为现实，并赋予其浓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蕴。不仅通过科学理念唤醒贫困群体的精气神，纠正“等、靠、要”落后思想，在思想上破除贫困，还采取创新扶贫办法，以“教育扶贫”等方式改造贫困基因，避免返贫发生。

显著的制度优势

中国的贫困治理工作取得巨大成绩，为人类贫困问题的解决增添了信心。深入挖掘我国扶贫事业背后的制度优势，有助于为全球脱贫事业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

其一，强化政治统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党的领导。中国的脱贫攻坚战绝非一种行政命令式的国家计划，而是在强大政党的核心领导下布局展开、循序推进的全民行动。在当代中国，完成摆脱贫困这样一项兼具系统性、整体性、生态性的伟大工程，只能依靠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依靠一个由初心使命驱动的、具有强大组织力、执行力和战斗力的领导核心，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总揽全局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协调四方。这种“协调”，体现为由中央单位定点帮扶和东西部扶贫协作这两项制度安排所构建起的“一纵一横”“条块纵横”的中国特有的扶贫网络。这一庞大网络将影响、引导和动员的范围扩大至各个层级的国有企事业单位，实现不同部门、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的资源共享和要素融通。

其二，筑牢经济基础。

在生产力层面，依靠产业扶贫等方式提升生产力水平、“做大蛋糕”，杜绝返贫循环。与此同时，重点关注对“人”这一生产力中最活跃因素的塑造，将“造血”与“育人”并举。在生产关系层面，依靠行业专项扶贫、东西部协作扶贫、社会扶贫、定点扶贫等设计，让资源向贫困地区适度倾斜，保障贫困群众也能享有发展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引导他们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最终达到彻底脱贫。

其三，推动文化重塑。

一方面，脱贫攻坚在理念传统上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具有内在的说服力和亲和力，其中不乏“达者兼济天下”的良知思维与“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和善真知。文化建设上的充分发力，成为激活贫困地区内生动力的有效途径。

另一方面，脱贫攻坚在理念上的创新得益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指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事业越是向纵深发展，就越要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在剩下的都是深度贫困地区、是最难啃的“硬骨头”的基本事实面前，以往的“粗放式扶贫”模式已无法满足现实脱贫需要，中国共产党人果断抛弃常规扶贫办法，创新升级扶贫手段，实行对症下药、靶向治疗的精准扶贫方案。

其四，聚焦社会民生。

首先，精确识别贫困人口、确定帮扶对象，让最需要被帮扶的群众享受到扶贫资源，在起点端最大限度地实现贫困群体之间的要素禀赋公平。其次，在帮扶措施上选择精准发力。以“精准到户”的要求公平分配扶贫资金资源，以产业扶贫、教育扶贫等手段帮扶，让贫困群众享有公平的竞争机会。最后，依靠大数据技术实现精细化管理与考核，扶贫过程被完全公开透明化，进一步确保真正的结果公平。

强大的治理效能

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与消除贫困、实现美好生活的群众事业具有相互形塑、同构共生的历史逻辑和本质联系。脱贫攻坚已经深刻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展现出强大的治理效能。

脱贫攻坚不仅仅是一场经济体制、产业结构上的转型与再造，也是一个导入现代政府治理原则和运作框架的过程。脱贫攻坚的过程推动了大数据技术在政府治理中的推广和普及，政府决策、社会治理、公共服务必然朝着现代化方向改革优化。对于贫困地区基层政府而言，在奋力脱贫攻坚的同时，充分利用脱贫契机推进全面深化改革，通过优化机构设置、职能配置、工作流程等手段破除落后于发展形势的体制机制，不断完善政府决策权、执行权与监督权等运行体制机制，充分激活政府的现代化治理效能。

脱贫攻坚的历史性成就及其经验，为践行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积累了丰富经验。以脱贫攻坚的意识和思维来思考我国经济社会的整体性发展，一是要继续“做大蛋糕”，坚持“发展生产力”这一核心环节；二是要辩证把握发展的速度、效益与质量。我国正处于由高速度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必须善于以创新理念方式解决发展中遇到的新问题。只有以创新办法精准攻克一个个阶段性“小目标”，才能最终实现民族复兴“大目标”。

脱贫攻坚对贫困基层的再造，重新阐释了社会稳定的价值，也反映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成熟完善。中国奇迹不仅表现为经济的快速发展，也表现为社会的长期稳定。脱贫攻坚绝非单一的经济领域再分配，而是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统一起来，巩固和加强党在农村贫困地区的执政根基。人民群众的拥护与支持，正是推进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稳健前行的根本性力量。

（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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