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很多年里，公园是中国人除了照相馆之外，拍照行为发生最频繁的地方。从孩子成长到情侣约会，许多人常常会去公园用照相机来记录下这些日常过程的象征性瞬间。

日前，展览《公•园》在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开展。15位/组摄影家和艺术家的参展作品，反映了摄影、公园和都市生活经验这三者之间复杂而有趣的关系。

公园见证社会生活的“生长”轨迹

薛宝其，读书大热潮之复兴公园，1985夏，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藏，图片由中华艺术宫提供

公园中的摄影无疑是都市摄影的一个部分，翻阅摄影史，在公园中拍摄、表现公园的社会生活的照片并不鲜见。

薛宝其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新闻和纪实摄影师。他擅长于通过普通人的生活去反映社会和时代的变化，而他也一直将自己的镜头对准身边的生活。1970年代末80年代初，薛宝其以家门口的复兴公园为主要拍摄地，完成了“读书热”、“夕阳赞”和 “独生子女"三个专题。这三个专题生动地表现了当时恢复高考、教育工作转入正轨时社会上热烈的读书氛围，以及新出现的老年人和独生子女问题。

公园也见证了一个小家庭的“生长”轨迹。摄影师朱浩说：“太太怀上女儿的那一刻起，我们的生活轨迹自然变了。为了增加散步，公园成了周末的固定选择。 也许真有三十多年没怎么去过公园了。重走时，一草一木一石，既是儿时回忆的求证，也让我们难得地留意起四季的光影变幻、兴衰枯荣。”

郭盈光，顺从的幸福，摄于2016，图片由艺术家本人提供

“为了告别的聚会”，是艺术家殷漪关于城市公共空间声音系列创作的第一件作品。“为了告别的聚会”是一件带有音乐表演的声音装置。照片和15个封闭在密封玻璃罐里的扬声器排放在缓慢转动的自动旋转圆桌上，仿佛是一个聚餐的场景。“为什么200个退休老人会在每个周末聚集在公园里集体唱他们时代的歌曲呢？为什么他们选择使用发声的方式呢？为什么他们选择公园呢？这宛如一次为了告别的聚会。”

郭盈光的《顺从的幸福》，是一组以摄影为主要创作媒介、结合录像、装置和艺术家书组成的综合媒介作品。郭盈光从虚实两个方面探讨了中国式的安排婚姻以及被安排婚姻夫妻之间的非亲密状态。 围绕着“年龄”这个自身与当下社会认知的冲突，作品展并向观众抛出了这样一个问题：顺从父母或者社会的安排真的幸福吗？

公园承载城市的“记忆”

顾铮，上海变奏，摄于1988，图片由艺术家本人提供

城市公园是嵌入在城市内部，也内化在市民生命经历中的一个公共空间。它因城市的诞生而兴起，随城市的发展而变化。

在多伦美术馆的二楼，几幅照片引起许多人“会心一笑”。照片中，襄阳公园中穿着睡衣的上海男人，拍摄于三十多年前。画面中的睡衣和亲昵的姿态等这些本该在私人领域中的元素，被带到了公园这个开放空间中，也可以看作当时上海家庭空间逼仄的外在表现，后来成了上海街头景观的一种特征。而公共性和私密性混杂的特点，也是现代都市公共空间的一种典型特征。

此外，广角镜头和逼近拍摄给画面带来倾斜和变形的构图，反映着摄影家顾铮本人所说的“自主观看”中所抱有的强烈情绪，也反映出当时青年艺术家们对于现代主义艺术语言的兴趣和探索。

本次展览的参展艺术家以各自不同的手法和语言，记录和讲述了关于公园的方方面面。另外，本次展览作品所涉及到的公园都位于上海，因此作品中的公园也成为这座城市的一个生动的侧面。

陆元敏，游园，摄于2019，图片由艺术家本人提供

“中山公园,7.13 T午15:31”这件作品中的两个画 面，拍摄于10年前的上海中山公园，依然呈现出鸟头小组创作中主观的拍摄风格，和对于身边日常瞬间的关注。他们总能将这些看似平淡的片段以不同的媒材和手段，组织成带有玩笑、抒情或宣泄意味的情绪表达。在这件作品中，草坪、树木、风筝和薄云的天空，以及在这个显得轻松惬意的环境中出现的青春、岁月、人和人的距萬等主题元素，构成了一幅关于公园的优美画面，像是刻在生命经历中的一个并不起眼却难忘的瞬间。

此次展览的学术主持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摄影史论与评论家顾铮认为，公园有阴阳两面，展览名“公·园”之间辅以一点，为“公园”赋予更多的含义——既强调了公共性，也是现代性和城市自然生长形成的必然需求。城市中既要有带有精英意味的、咖啡馆式的思想交流空间，也要有公园式的公众无需消费、可以自由出入的、更开阔的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