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8月的一个下午，我走进上海华东医院的一间病房，李储文先生正在读书。

两年前，他花了3万多元，买了一套“东京审判”庭审记录的英文影印本。从此，阅读这套大书便成了他每日雷打不动的功课。他指指桌上的书对我说：

“这套书总共80本，每本有六七百页，我花了3万多元买的。现在每天看一个小时，看到了第26本，但这辈子不一定看得完。”

生于1918年的李储文，已近百岁。虽然行动略显迟缓，但饮食如常，记忆力尤其不错。见到我，他微笑着伸手相握，连说“请坐请坐。”

李储文先生的经历颇为传奇。生于宁波普通家庭，读的却是上海滩知名的教会大学。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作为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干事，辗转数月来到西南大后方，希望为抗战尽一己之力。在重庆七星岩的新华日报社，他见到了周恩来。

此后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李储文先生在昆明的西南联大办起学生服务社，与闻一多、吴晗、潘光旦、曾昭抡、华罗庚等著名教授接触甚多。同时，他也与当时美英两国驻昆明领馆新闻处的官员，以及多位“飞虎队”地勤人员密切交往，并促成三名美国兵在重庆见到毛泽东，产生了重要的国际关注。

说这些话的时刻，距抗战胜利已经71年，离“东京审判”开庭整整70年了。经历了漫长的时间洗刷，留下的故事都是最有意味的细节。

（本文作者与李储文合影）

昂贵的大学：“国民党的市政府在江湾，我们一大帮学生徒步请愿要求抗日，走了整整一夜。”

高渊：1937年，你考上了上海的沪江大学，这所教会大学怎么样？

李储文：不难考，但学费贵，一学期要115块大洋。那时候，3到5块大洋就能买一石米，月收入20块大洋就很高了。

沪江大学当时的商科与化学系教学水平名列上海之首，刘湛恩校长是首任华人校长，他坚决主张抗日，1938年4月遭到汉奸暴徒的枪杀而殉国。我参加了全校师生在外滩新天安堂为刘校长举行的追思大会。

高渊：上这么贵的学校，学费谁来出呢？

李储文：我的大哥是个航运商人，帮上海的大商人虞洽卿做事，从学徒开始，奋斗了很多年。大哥非常重视培养我，不仅资助我上中学、大学，还培养我认真读书的好习惯。他要我念化学，毕业后到煤气公司工作，他觉得这样比较有前途，能够实业救国。

高渊：那时你在化学系成绩好吗？

李储文：念得不好，我那时已经参加抗日活动了，毕业论文是请同学帮忙的。我更喜欢文史，大哥一开始让我考交大，我没考上，理工科一直不好。

高渊：当时局势怎么样，社会上的抗日情绪已经起来了吗？

李储文：当时，长城抗战早就开始了，淞沪会战已经失败了，我是坚决要求抗日的。其实在1935年底，为声援北平学生“一二•九运动”发出的“抗日救亡”、“一致对外”的号召，上海复旦、交大、光华等大中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那时我还在光华大学附中上学，就参加了抗日游行。

我们中学在大西路上，就是现在的凯旋路，国民党的市政府在江湾。我们一路上高呼救国抗日的口号，唱抗日歌曲。路过江湾附近，在日本纱厂房顶上，日本兵驾着机关枪对着我们，我们毫不畏惧，口号声更是此起彼伏。我们徒步游行到江湾市政府，请愿要求抗日，走了整整一夜。

那时上海市长是吴铁城，他让人从泰康公司买了几卡车面包，叫我们吃了就回去。我们走了一夜，大家都饥肠辘辘，应该说面包是很诱人的，可是同学们都高喊：“我们不要面包，我们要抗日！”

高渊：为什么对国民党印象不好？

李储文：我小的时候，在宁波上集成小学，大概三四年级时，有个葛姓的地主儿子突然来做校长，老师们都说他不懂教育。记得他佩带着青天白日旗的徽章，耀武扬威，令人反感。

高渊：在大学里和教会方面联系多吗？

李储文：沪江大学是教会学校，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日益高涨，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组织的演讲会、歌咏会、短话剧演出等抗日救亡活动，在社会上的影响很大。学生部干事刘良模是基督教界出色的宣传工作者。

1936年6月7日，全国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一周年之际，在上海南市公共体育场的歌咏大会上，他站在高凳上指挥千人演唱了《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等抗战歌曲，声势浩大。那些奉命前来阻挠的警察中的东北人，禁不住触动了流亡思乡之情，落下了热泪。当时的上海可以说“天下无人不识刘”，很多进步青年就是在刘良模教唱抗日歌曲的指引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青年会的主要工作不是宣教，会训是“非以役人，乃役于人”，就是说要服务社会。我在沪江大学的青年会学生部当干事，当时我们的活动经费，主要靠基督教青年会北美分会资助。到了1941年，日本袭击珍珠港，美国方面的来源就断掉了。

初见周恩来：“他让我去中国远征军，但通往缅甸的路断了，我就留在了昆明。”

高渊：这时候你选择了离开上海？

李储文：当时，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已经撤到西南大后方，主要工作是为抗战军人服务，开展学生救济工作，那里很需要人。我和青年会全国协会学生部执行干事江文汉假装是亲戚，一起逃离了上海。他是个很有学问的人，后来在中国基督教界很有影响。我们先逃到芜湖，然后就一路向西。

那时候去重庆，要么走路要么扒在货运卡车上，一定要抓牢，否则容易掉下来。就这样走走停停，花了一个多月才到重庆。

高渊：到了重庆先做什么呢？

李储文：那时候是国共合作时期，周恩来同志就在重庆，主持中共南方局的工作，还负责《新华日报》的出版发行，他的身份是公开的。后来，我和另一位进步青年在重庆七星岗的新华日报社见到了周副主席，当时很激动。

高渊：周恩来给你的第一印象怎么样？

李储文：我是一个普通的进步青年，忽然见到中共的副主席，很拘谨。恩来同志非常懂得我的心理，他拿了一些重庆特产的小柑橘和小花生，说“坐，不要紧张哦！我问，你们说。”这样我就不太紧张了，完全被他的人格魅力所折服。

我汇报了上海开展学生运动的情况。他又问我是什么地方人，我说是浙江宁波慈溪人。我谈到了大哥与虞洽卿的关系，恩来同志说；“这个关系对你来说，是个很好的掩护，你要利用这么好的社会关系来工作。” 

高渊：周恩来给你什么指点吗？

李储文：恩来同志让我去缅甸，到中国远征军中服务。当时，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远征军中设有军人服务部，恩来同志让我以青年会干事的身份，到远征军中去做工作。因为远征军中有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工人和农民，他们都是为了抗日，为了保卫中国西南大后方而奔赴异国他乡。

他把到缅甸之后的联系人的姓名地址写在一张糖果纸上，和一堆糖果混在一起，他说你要记住哪一颗糖果。

高渊：然后你就直奔缅甸了？

李储文：先去昆明。那时的路特别难走，从重庆到昆明还是扒在卡车顶上，经过遵义、毕节，停停走走花了一个多月。

到了昆明才知道，昆明经腾冲去缅甸的路已经被日军破坏了，没法去了。当时江文汉已经在重庆的青年会全国协会工作，他建议我去云南青年会。我向恩来同志的政治秘书龚澎报告了，她让我留在昆明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进入西南联大：“梅贻琦话不多，给我一块荒地办学生服务处，说你可以试着办。”

高渊：你后来怎么进入西南联大的？

李储文：正好云南青年会有位干事认识西南联大的梅贻琦校长，他带我去见梅校长。当时西南联大有三位校长，除了清华的梅贻琦，还有北大的蒋梦麟和南开的张伯苓，但主要管事的是梅贻琦。

梅贻琦话不多，很严肃，但他民主作风我早已耳闻。我自我介绍说是基督教青年会干事，想在这里办一个学生服务处，专门为老师和学生服务。他说我明白了，可以试着办。然后他划给我一块荒地，就在学校边上，其他什么也没有，都要靠自己想办法，用现在的话说，需要自己创新。

高渊：当时你是怎么创新的呢？

李储文：我想先弄个围墙，但没有材料。我打听到，美国的美孚石油公司在昆明郊外的山窝里有个油库，不知为何关掉了。我就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去，找来一些油桶的外包装，请人把这些东西运回来，把它们连接起来，马马虎虎可以充当临时围墙。

油库在一个小山上，我回来的时候很兴奋，骑着车一路冲下来，结果把腿摔伤了。不过好在那时年轻，才20岁出头，过些日子就好了。

高渊：当时云南是抗战的大后方，那里情况怎么样？

李储文：那时候军阀割据，而且云南很封建，男女如果手挽手在马路上走，要抓到警察局里去的。自行车也很少见，骑在路上叫行人让路，按铃是没人理的，要大声喊“洋马来啦”，因为当地人把自行车叫做“洋马”。

西南联大里面不一样，要开放很多。当然，物资非常匮乏，生活条件很差，现在和平环境中的人是难以想象的。

高渊：你的学生服务处主要提供哪些服务？

李储文：学生服务处设有阅览室、礼堂、娱乐活动室、茶室、淋浴房和理发室等，虽然设施简陋，但还能适应同学们的需要。阅览室订了五六份报纸，既有国民党的《中央日报》、《扫荡报》，也有共产党的《新华日报》。两边的报纸我都订，别人也不能说我什么，因为学生服务处是基督教青年会主办的。

高渊：据你观察，当时学生最爱看什么报纸？

李储文：那还是《新华日报》，因为它真实，比较客观地报道抗战进展，也批评国民党政府的腐败。

高渊：西南联大学生的思想倾向怎么样？

李储文：人都是穷则思变，穷就要变化，就要革命。不少学生家乡沦陷，跋涉千里，吃尽千辛万苦才来到昆明，他们远离父母，甚至与父母失去了联系。

当时物价飞涨，学生们经济拮据，学习与生活异常艰难困顿，有些学生衣食无着。但大家心气都很高，坚决要求抗日，不少人很同情共产党。

“馒头！馒头！”：“联大生活特别艰苦，多的时候，一天有几百个学生来吃我们做的早饭。”

高渊：除了提供报刊，你还为他们做什么事？

李储文：那时候我夫人章润瑗从上海过来了。我们是沪江大学的同学，在重庆办了婚礼，再来昆明。她来了我就有了帮手，我在想，能不能为学生们提供一顿早饭？因为我发现大部分同学每天上午都空腹去上课。

高渊：这顿早饭对学生有多大吸引力？

李储文：我们做的早饭很简单，每个学生是两个馒头和一碗豆浆，由我夫人负责，每天请两个学生帮忙，还请了三个工人清早三四点钟就开始做馒头。收费非常便宜，低于成本价，因为有教会的资助。我记得最多的时候，一天有几百个人来吃早饭。有一次做馒头发面发不起来，把我们急死了，那么多同学等着吃啊！

高渊：这样一来，你和学生们相处很融洽吧？

李储文：对，我们还有学生医药救济，可以去全国学生救济委员会报销医药费。当时报销管理很严格，但应该救济的人我是一定会帮的。

我记得有个历史系的学生得了肺病，情况很严重，他来找到我，说没钱看病，我就为他提供了学生医疗补助金。解放以后他一直生活在武汉，前几年我们还通电话，他总说我是他的救命恩人。

2007年西南联大校庆日，我到清华大学参加师生庆祝活动，当年英姿勃勃的学生已是八九十岁的老人了，他们一见到我，都热情地叫道：“馒头！馒头！”

高渊：除了提供生活和医疗服务，你当时还怎么做学生工作？

李储文：我经常跟同学们聊天，就是倡导他们做正派人。说起来很有意思，当时凡是思想上倾向共产党的，为人都很正派。学生服务处尽力支持同学们的民主运动，像学生话剧演出，我们提供旧沙发给他们做道具；同学们要举行游行抗议，就在学生服务处写标语做传单。

我们还组织学生到“云南王”龙云的部队去“劳军”，宣传抗日救国。他们上演老舍的五幕话剧《国家至上》，剧情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抗日的故事，当全剧尾声时一位抗日英雄英勇牺牲，全场席地而坐的士兵们主动全体起立，向民族英雄致敬，高呼“打倒日本鬼子！”“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场面悲壮，十分感人，士兵们的抗日爱国觉悟远比我们估计的高。

高渊：你有没有对哪个学生印象特别深？

李储文：电机系有一个学生叫钟泉周，我跟他常常一起商量救济困难学生。他是个很好的工程师，后来党组织派他到上海公交系统当技术员，发动工人罢工不幸被捕，在上海解放前夕被国民党杀害了。

高渊：你当时知道他是地下党员吗？

李储文：说老实话，我觉得他为人很正，但我不能肯定他是共产党员。西南联大的进步学生品学兼优、朝气蓬勃，具有献身精神。为了一个共同的抗日目标，大家互相合作，情同手足。我们经受了时代的考验，是真正的好朋友！

李储文夫妇在昆明

骑“洋马”送钱：“闻一多是条硬汉子，吴晗对时局不发表意见。”

高渊：你和西南联大的教授们交往多吗？

李储文：当时昆明有个金铺老板姓熊，是个爱国商人，他想为教育做点贡献，每个月为西南联大的几位知名教授送点钱。钱不算多，是法币，通货膨胀贬值得很快。

这个熊老板很相信青年会，他把这事托我们做，因为他不想留名。在青年会工作有一个好处，就是大家都很相信你。这个送钱的事就由我来做，我每个月骑着“洋马”，前面有一个篮筐，放一些吃的东西，下面都是钞票，挨家挨户地给几位教授去送。

高渊：主要送给哪几位？

李储文：有不少人，像闻一多、吴晗、潘光旦、曾昭抡、华罗庚、叶企荪等等。他们一开始都住在校内，但住宿条件非常差，有的昆明当地的学生看到老师生活太苦，就把宿舍（联大当时用了昆明昆华中学的学生宿舍，那里的条件好些）让给老师住，自己回家住。所以我要校内校外地跑。

高渊：你跟谁交往最多？

李储文：闻一多。他原来住在校园里，房子很小。华罗庚家遭到日本空袭被毁后，一家人住进了闻一多的家，两家人十多口，合住三间房。

华罗庚和我笑谈他写的诗《挂布》，描述他们隔帘而居的生活，我至今记得其中的两句：“布东考古布西算，专业不同心同仇。”这是他们患难与共的生动写照，即便这么艰苦的生活，他们也完成了丰硕的研究成果，闻一多写了《伏羲考》，华罗庚写了《堆垒素数论》。我看到华罗庚常坐在地上，在一块小黑板上潜心演算数学，真是锲而不舍。

闻一多有种诗人般的气质。李公朴被害后，闻一多在追悼会上讲，你们谁是特务，有种的站出来，让我们见识见识。在那时候，这种话没有人敢讲的，所以我说他是诗人气质，完全不顾自己的安危。

高渊：国民党特务是不是很早就盯上闻一多了？

李储文：在闻一多遇刺之前，国民党特务就在昆明一个叫“日昇楼”的城门上，挂了一幅标语，上面写的是“闻一多夫”。因为苏联人的名字大多有个“夫”，特务们说闻一多拿了苏联津贴，是苏联间谍。其实这怎么可能，他是条硬汉子。

高渊：你对吴晗印象怎么样？

李储文：我的印象里，他就是一个明史专家，对时局不大发表意见，经常写学术文章，感觉上是个很纯粹的学者。他的太太身体不好，家里又雇不起保姆，所以他没办法，早晨要教授大人自己去买菜。

和教授们聊天：“曾昭抡夫妇借宿学生服务处，潘光旦称我‘李公’。”

高渊：曾昭抡是著名的化学教授，他当时情况怎么样？

李储文：曾昭抡教授是清朝名臣曾国藩二弟的曾孙，是我国化学界的一代宗师。他作为理科教授，积极投身抗日民主运动，敢于撰写评论时局的文章，热心参加进步学生在青年会举办的报告会、演讲会和抗日宣传活动，在教育界很有影响。我们聘请了曾先生担任昆明学生救济委员会主席。

高渊：曾昭抡的夫人俞大絪家世显赫，你见过她吗？

李储文：他们夫妇都是曾国藩的后代，有一次，俞大絪来看曾先生，没有地方住，我就跟他们说，学生服务处这里还有一个小房间可以住，他们住了好几天。

解放以后，他们夫妇都在北京大学教书，曾昭抡还当过教育部副部长。“反右”的时候，曾昭抡被打成右派，后来他去了武汉大学教书，武大把他当宝贝，他确实是大化学家。

高渊：潘光旦当时是西南联大教务长吧？

李储文：对，他是社会学家。我去他家，他还请我吃过饭，这个待遇在别人家里是没有的。可能因为研究人类学，所以他对亲戚关系比较敏感，跟我聊起来，居然发现我的二舅妈是他的表妹，他很高兴，就让他夫人准备很好的饭菜一起吃，还不止一次。当时大家生活都困难，这是很高的礼遇了。

他当时40多岁了，是大学者，我才20多岁，但他对我很客气，我称呼他“潘公”，他也一直叫我“李公”。

高渊：潘光旦的思想倾向怎么样？

李储文：他为人很随和，但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他早年去美国留学前，当时的清华学堂校长不赞成，潘光旦因为体育活动而失去了一条腿，但他身残志坚，决心赴美留学，幸而得到后任校长同意。他在美勤奋学习，成就斐然。

西南联大从长沙迁徙到昆明，3000多师生组成的步行团，潘光旦教授是其中之一，一路上历经艰辛，还坚持社会调查做学问。后来有一次，“三青团”的人向他报告说，从壁报上看，学生服务处有左倾学生活动，潘光旦立即反驳说：“不会的，那里由我的亲戚负责，不会！”

高渊：你具体怎么做这些教授的工作？

李储文：我利用每次送钱的机会跟他们聊，告诉他们不要只看国民党军队，我们还有在敌后坚持抗日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他们也很有战斗力，在跟日本鬼子顽强战斗。我促使他们参加符合他们身份的抗日活动，还通过他们联系更多的群众，目的就是要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我跟这些教授们都很谈得来，因为国民党腐败，这是大家都公认的。当时社会的通货膨胀，让他们的日子都快过不下去了。

（老照片由李储文先生提供，最新照片由张海峰摄，视频剪辑黄晓洲 编辑邮箱：shangguanfangtan@163.com  图片编辑：苏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