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春秋有五位霸主，称作“春秋五霸”，也就是“五伯”。伯仲叔季，伯就是长的意思。用今天的话来说，如果春秋是一个班级，周王是个比较随和的班主任，五伯就是五位不同时期的班长。

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有本名叫《周驯》的书，记载战国后期东周昭文公对共太子的教诲。昭文公的训诫包含上起尧舜，下至战国中期的众多史事。

《周驯》里面有句话“子以六王、五伯之念”，书里具体提到了“舜放逐商均”“禹谓启”“汤谓太甲”“昌（周文王）谓发（周武王）”“发（周武王）谓诵（周成王）”，可以将“六王”明确为尧、舜、禹、汤、文、武六王。

五伯，《周驯》提到“秦穆公贰其后嗣”“越王勾践贰其后嗣”“齐桓公贰其后嗣”，可以推测“五伯”至少包括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越王勾践，可能还有吴王阖卢。

但是春秋确实真实存在过“五伯”么？我们可以仔细来看看。

在当时传诵古史上的圣王、贤君的事迹是一个很流行的事儿。我们可以选取相关文献来看“五伯”到底指的是哪几位？

《左传》昭公四年楚椒举提过六王二公的事迹，“夏启有钧台之享，商汤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阳之搜，康有酆宫之朝，穆有涂山之会，齐桓有召陵之师，晋文有践土之盟。”这里只有二公，是齐桓、晋文。

《左传》里面也提到过“五伯”，成公二年记载宾媚人说的“五伯”，杜预解释是“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韦，周伯齐桓、晋文”，同样是齐桓、晋文。

《战国策·秦策一》有“苏秦始将连横”，苏秦举的是“五帝三王五伯”的例子。“神农伐补遂，黄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尧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齐桓任战而伯天下。”

这里的五帝是指神农、黄帝、尧、舜、禹，三王指汤、文、武，五伯是以齐桓为始。与《孟子·告子下》：“五霸（伯）桓公为盛”是一样的说法。

可以发现，所谓春秋五霸（伯），是有两种说法的。一是杜预说的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韦，周伯齐桓、晋文，二是齐桓、晋文、宋襄、秦穆、楚庄等战国时期所认为之春秋五伯。后一种说法明确见于《荀子》。

《荀子·王霸》中有“虽在僻陋之国，威动天下，五伯是也。……故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勾践，是皆僻陋之国也。”以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勾践等为春秋五伯。这说明五伯存在夏、商、周三代五伯与春秋五伯的区别。

传统认为齐桓、晋文、楚庄必属春秋五伯，而《周驯》的发现动摇了这一说法。目前看来，较稳妥的说法是春秋五伯中应以齐桓、晋文最为固定。

无论哪一种，齐桓公、晋文公都排在前面，他们两人是名副其实的霸主，为各国公认，他们的“霸业”也最为典型。

成为一个霸主，首先要“尊王”。齐国当时提出了“尊王攘夷”的口号。“尊王”就是要重振周王室的声威，以霸主为领袖，率领大家来朝见周王，在表面上让周王恢复共主的地位。

齐桓公和晋文公都曾平定王室内乱，受到王室册命。春秋时期周王室经常内乱，有一些地位比较高的公子、王子争夺王位，屡次引发动乱，最后只能由霸主出面干预，帮王室平定内乱，扶立一个新的王。王室平定之后，周王就要按照西周的规矩来册命他，他就成为名正言顺的诸侯霸主了。

其次是“攘夷”。霸主要领导中原华夏诸国抵御戎狄的侵袭。

齐桓公就曾经抗御赤狄，有段时期太行山地区的赤狄很容易就通过太行山的几个隘口进入河北平原地区，首当其冲的就是邢台的邢国，还有安阳附近的卫国。这两个诸侯国都曾一度灭亡，齐桓公抵御赤狄，“存邢救卫”，伐山戎救燕。

晋文公则挫败了楚国。南方的楚国在春秋早期逐步壮大，齐桓公时，楚人已经开始北上，有“邵陵之会”。到晋文公的时候楚国当政者是英明君主楚成王，他正式开始北上争霸。晋文公的一个重要功业就是在“城濮之战”中击败了楚国。

第三个就是“盟会”。

齐桓公的时候只有齐国比较强大，周围还没有一个能和他对抗的势力，这个时候不会发生大规模的冲突。到晋文公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楚国北上，晋文公要确立霸业，就必须挫败楚人扩张的势头，双方就会发生碰撞，于是就产生了春秋时期的第一场争霸战争——城濮之战。

如果在争霸战争中获胜，就要举行一个盟会，在这个盟会上按照大家的实力强弱和地位高低排定顺序，歃血为盟。这个盟誓就像现在签订的国际公约一样，凡是参与盟会，签订了公约的，以后不能破坏这个约定。

如果谁破坏了盟约，霸主就有义务率领大家去讨伐破坏者。史书说，齐桓公曾经“九合诸侯”，就是九次会盟诸侯，葵丘之盟，确立了齐桓公春秋首霸的地位。晋文公有“践土”和“翟泉”两次大的盟会。

葵丘之盟，这次会盟也是自平王东迁后，规模最大的一次诸侯大集合。会盟前后进行了两次。第一次是公元前651年夏，齐桓公在葵丘大会诸侯，周襄王派宰孔参加，并赐予桓公文武胙、彤弓矢和大路等物。《左传》僖公九年“夏，公会宰周公、齐侯、宋子、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于葵丘”。

第二次是在同年九月再次盟会诸侯于葵丘，并订立盟约。据《孟子》记载，这次会盟仪式中仅捆绑了祭祀用的牺牲，订立了载书，而没有进行歃血。《左传》僖公九年记为“九月戊辰，诸侯盟于葵丘”。《孟子·告子下》中记载了葵丘会盟的条约内容，即“初命曰：‘诛不孝，无易树子，无以妾为妻。’再命曰：‘尊贤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无忘宾旅。’四命曰：‘士无世官，官事无摄，取士必得，无专杀大夫。’五命曰：‘无曲防，无遏籴，无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这次会盟是齐桓公众多召集诸侯会盟中最盛大的一次，标志着齐桓公成为春秋时的首位霸主。

践土之盟，是继葵丘会盟之后，最为重要的一次会盟，确立了晋国作为诸侯霸主的地位。

城濮之战后，晋文公在践土修筑王宫，欲盟会周天子和诸侯。《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记载“晋师三日馆谷，及癸酉而还。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宫于践土”。前632年5月，晋文公与郑伯盟于衡雍，同时向周襄王献上楚国的战俘，周天子还派尹氏、王子虎、内史叔兴父参与会议，并策命晋文公为“侯伯”，赏赐晋文公大辂之服、戎辂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以及虎贲三百人。后在王廷，王子虎代周天子盟会诸侯，并立下誓约“皆奖王室，无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队其师，无克祚国，及而玄孙，无有老幼”。

清华大学藏楚简《系年》第七章中也记载了城濮之战和踐土之盟的内容，即“文公率秦、齐、宋及群戎之师以败楚师于城濮，遂朝周襄王于衡雍，献楚俘馘，盟诸侯于践土”。从《系年》中的记载来看，周襄王是到过衡雍与晋文公会盟，《左传》为尊者讳而记述周天子的代表参与会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