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人的印象中，中国画是属于老年人的艺术，年轻人似乎很难画出精品。

事实上，在中国绘画的历史上，不少传世之作都出自青年才俊。

怎样看懂中国画？知名美术史论家、上海美术学院徐建融教授近日在上海图书馆举办的讲座中梳理了中国画的历史脉络，并厘清了不少人的欣赏误区。

奇正相生的中国画

一说起中国画，许多人就会自然地将其等同于文人写意画，马上就会联想到八大山人、董其昌、吴昌硕等明清大画家，联想到毛笔在宣纸上信手挥洒的场景。

事实上，源远流长的中国画主要有两大传统：唐宋画家画与明清文人画，明清文人画只是中国画的传统之一。如果再细分，还有许多丰富的分支。

中国传统文化中素有奇与正的概念。《孙子兵法》中有奇正相生一说，而中国绘画中也有正文化与奇文化之分。

正文化的思想来源是儒家文化。孔子追求思无邪、天下为公。其价值观就是为社会服务。孟子提倡博学于文，不论从事什么行业，都要遵守它的基本规范。在中国绘画史上，唐宋画家画体现的就是这种正文化的价值观。他们认为画画是为社会服务的，作品要具有社会教化意义。唐宋画家莫不向先贤学习，人物画学习吴道子，山水画学习李成。

明代中期之后，社会的主流文化逐渐改变，自晚明开始，一些文人提倡，活着就是为了自己。与儒家文化提倡遵守规范不同的是，明代思想家李贽提倡独立思考、反对教条。明清文人画所体现的就是这种奇文化的价值观。画贵自娱，无法而法。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唐宋画被认为只有工艺价值，缺乏艺术价值。进入21世纪之后，不少人才意识到，唐宋画才是中国画的正宗。还有一个阶段，明清文人画被认为是乱涂乱画，这种看法也是片面的。

徐建融教授说:“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是在奇正相生中互补推进的。不能用奇否定正，也不能用正否定奇，不能用唐宋画家画否定明清文人画，也不能用明清文人画否定唐宋画家画。合则双美，离则两伤。对今天的艺术创作者来说，如果能把这两种传统结合起来，在创作的时候各取所需、融会贯通，就能更好地发展中国画。”

北宋 范宽 《溪山行旅图》

宋代精英不都是闲人    

以吴道子、李成、郭熙为代表的唐宋画家认为，画画主要是名教乐事，不只是自我娱乐，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寓教于乐，为社会服务。人物、山水、花鸟画莫不如此。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说：“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那些描绘孝子、忠臣的人物画，是为了让观众向画中的圣贤学习。宋代的花鸟画普遍给人欣欣向荣的繁荣之感，让人看后获得积极向上的力量。

中国山水画史上有三张里程碑式的作品都诞生于宋代，它们是范宽的《溪山行旅图》、郭熙的《早春图》，以及李唐的《万壑松风图》。“今天有许多人认为，宋代的文化非常高雅，因为文人士大夫整日都在游山玩水、饮酒雅集。事实上，这样的文人在当时只是少数。唐宋士大夫继承了儒家正文化的传统，具有社会担当的他们把大量的时间都用在工作与学习上，很少有时间去游山玩水，只能把山水画挂在家中，卧游赏山水。”徐建融说。

比如欧阳修为官时非常忙碌，春天百花盛开他却无暇赏花，在上班的路上看到有人在卖花，只能抓住机会欣赏卖花担上的花。苏东坡的弟弟苏辙担任副相期间很勤勉，被贬到地方做官后，本以为可以悠闲度日，于是在家中修了一座小园子，种了一片竹林。没想到他担任税务官后，依然忙碌，根本没有时间去逛花园，为此他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叫《东轩记》。

“欧阳修、苏辙那个时代的精英都喜欢山水画。孔子曰：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仁是做人的原则，原则就像山，山是历劫不摧、安忍不动的。智者乐水，做人要灵活变通，就像水那般昼夜不息，随物赋形。做人既要守住原则，又要懂得变通，这样的精神在山水画中都表现出来了。” 徐建融解释道。

北宋 郭熙《早春图》

自娱也是一种美

与唐宋画不同的是，明清文人画主要不是为社会服务，而是为了陶冶自己的性情。董其昌就说过：以画为乐。画画是个人的事情，与社会无关。

明清文人为何要通过绘画以自娱？最常见的有两种情况，一是为了排遣寂寥。董其昌的不少画作上都有题跋，记录了他作画时的心境。比如，一个人坐在家里，天下着小雨，无事可做，画张画。他笔下的山水让人感觉很悠闲，没有火气。

二是为了表达内心的愤懑。比如仕途失意、一生坎坷的大画家徐渭曾写道：“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而八大山人笔下的鸟与鱼也总是以白眼看待世界。

徐渭 《黑葡萄图轴》

对于绘画的意义，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在历史深处有相通之处。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绘画有两大功能，一是服务于社会的崇高目的，另一种是服务于个人的闲适心情。

在徐建融看来，不论是为了崇高的目的，还是为了抒发个人的闲适心情，这两类绘画都是需要的，但是它们之间还是有主次之别。“崇高目的是主要的，郭熙、王希孟等画家留下的不少杰作都提升了社会的精神，给人以振奋。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当下的艺术家更应该强调社会担当。当然，在艺术中抒发个人的心情也是需要的。” 

“芭蕾舞”与“广场舞”    

不少明清画家都是从50岁左右才开始真正进入绘画的世界，董其昌、徐渭、王时敏等多是如此，可谓愈老愈妙。因此在许多人的印象中，中国画似乎就是老年人的艺术，年轻人如果没有历练，是画不出精品的。

唐宋时期，有一大批画家恰恰是年少成名。《千里江山图》是公认的国宝级画作，王希孟画这幅画的时候只有18岁左右，在宋徽宗的指导下，画中的大好河山给人以一种鼓舞与积极向上的力量。《写生珍禽图》的作者黄筌17岁就担任画院待诏，后来成为西蜀画院的院长。

欣赏一幅中国画，最重要的是形象、笔墨与意境。形象和笔墨离不开扎实的基础。唐宋画的绘画原则首先是“应物象形”“存形莫善于画”，但是只有形象还不行，还要以形写神，画出精神，才算好画。 

有人认为，与明清文人画相比，唐宋画未免多了一些匠气，因为他们画得与真实中的事物太像了，而艺术应当与真实生活拉开一定的距离。“与真实拉开距离，并不意味着一定要不像现实。文艺复兴三杰之一拉斐尔笔下的圣母是世界公认的艺术瑰宝。真实生活中很难找到像画中那样美丽的女性。如果说真实的美是10分，那画家画到15分，也是拉开了与真实的距离。就像郭熙、王希孟等人所画的山水，真实生活中的大好河山几乎都没有他们画中那样美，苏轼看到他们的山水名作后不禁感叹：不知人间何处有此境。”徐建融说。

宋代花鸟名作《碧桃图》是徐建融年少时非常喜爱的一幅画。在他的记忆中，这幅画曾出现在一本书的封面上，后来到浙江美院求学时，他终于在西湖边看到了画中的景象。“《碧桃图》是我对中国画最初的认识，它虽然是写实的，但是用当今的摄影技术来拍也拍不出画中的美。它的笔墨、线条、色彩都高于真实。”

董其昌 《仿古山水图册》

同样是山水画，明清绘画代表人物董其昌与宋代的郭熙就完全不同。董其昌的画寥寥数笔，笔墨非常精妙。他强调笔墨，而并非形象。而郭熙笔下的山水不仅形象精妙、笔墨也精妙。可以说，唐宋画家的笔墨与形象都高于生活，而明清文人画主要是笔墨高于生活，形象则不如生活。董其昌就曾说：“以径之奇怪论，则画不如山水；以笔墨之精妙论，则山水绝不如画。” 

徐建融打了这样一个有趣的比方：如果把唐宋画家画比作芭蕾舞，需要从小就打下坚实的基础，讲究真功夫。那明清文人画就好比广场舞、摇滚乐，随性自娱。唐宋画家画强调的是画之本法，而明清文人画则更强调画外功夫。芭蕾舞很美，广场舞的动作也很漂亮，两者各有各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