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进入农历七月，各大电商平台的“七夕”营销活动就已是如火如荼了。在很多年轻人看来，“七夕”是近些年才红火起来的网红节。然而实际上，古代江南七夕的热闹程度可是一点儿都不亚于当今的。

“七夕”的出现与星辰崇拜观念关系密切。织女星则掌管着人间的丝帛、瓜果等事。织女星不明，则“天下女工废”。因此，在以男耕女织为主要特征的小农经济时代里，人们对牵牛星与织女星的重视程度远非寻常星辰可比。早在战国时期，楚怀王就将农历七月初七定为“七夕”，并在这一天祭祀河鼓星（牵牛星）和织女星。到汉代时，人们不但在七夕祭拜双星，而且已经开始玩穿针乞巧等游戏了。在晋代以前的史料中，有关江南七夕活动的文字不多。其后，随着大量北方移民南迁，江南的七夕活动记录逐渐丰富起来。从游戏、吃食，到玩具、装扮，可谓样样不落。

七夕是深受江南人喜爱的节日。人们在节前几天就开始互赠瓜果、茜鸡等礼物，准备迎接节日的到来。集市里，有关七夕的节令商品琳琅满目，甚至形成了专门的“乞巧市”。到了节日当天，活动更是丰富。

古代家庭多依靠男耕女织维持生计。因而，以纺织、针线技艺为主的“妇工”水平是判断女子是否宜室宜家的重要依据。无论是小家碧玉，还是大家闺秀，都以女红精巧为荣。作为传说中能织出绚烂云霞的纺织高手，织女也就成了广大妇女，特别是女孩子们竞相膜拜的对象。在以丝织业著称的江南，女孩子们对织女的感情更为深厚。七夕之夜，她们不但要“洒扫于庭，露施几筵，设酒脯时果，散香粉于筵上”（《风土记》）祭拜织女，还要想方设法地向她“乞巧”。

江南女子们的乞巧方式多种多样。其中以穿针乞巧和喜蛛应巧最为流行。前者是女孩子们手拿丝线对着月光穿针，谁穿得最快，谁就得巧；后者则是女孩们将自己的女红装入盒中，再放蜘蛛进去。次日，如果蜘蛛在里面结了网，就是得巧了。此外，古代的南京等地还流行浮针乞巧，即提前将露水、井水等进行混合、曝晒，使水面形成一层极薄的膜。七夕时投针上去，如果浮在膜上的针在水盆中映出好看的影子，便是得巧了。这些乞巧方式的成功率虽然很高，但也难免有失，令乞巧的女孩子们大失所望。对此，唐代杭州诗人罗隐曾作《七夕》进行调侃——织女在七夕忙着与牛郎相会，哪有心情理会乞巧的事儿啊。

急于团聚的织女也许确实没心情“赐巧”，然而江南女子们却有的是办法让自己得巧——她们将用于乞巧的针打造得非常粗，针孔也特别大。这样一来，穿针的女孩子们往往同时成功，难分伯仲，从而皆大欢喜。古代的上海、杭州等地更流行一种成功率高达百分百的乞巧方式——将凤仙花瓣和明矾放到一起捣成糊状敷在指甲上，再用树叶包裹。次日指甲变红，就是得巧了。

求姻缘也是很受江南女孩们重视的七夕活动。其方法与喜蛛应巧相似，只是盒内以瓜果代替女红。如果有蜘蛛在瓜果间结网，则意味着良缘可成。

作为鱼米之乡，丝帛之乡，江南对于七夕的饮食、衣着也很讲究。女孩子们在这一天不但要打扮得漂亮亮亮，“冠花衣领皆以乞巧时物为饰”（《武林旧事》），还要吃瓜果、巧果和有行血化瘀之效的茜草炖鸡来沾巧气、补身体。到了夜晚，女孩子们还会设宴欢聚。

从这些活动中不难看出：古代江南的七夕是典型的“女儿节”，与所谓“情人节”实在没多少关联。然而，近年来各大电商平台将七夕打造成“中国情人节”却也不是全无道理。

就牛郎织女传说的演变来看，汉末以前，这一传说中的爱情内涵并不突出。《古诗十九首》的《迢迢牵牛星》中有“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等句。如南朝梁殷芸《小说》所述：织女是天帝之女，“年年机杼劳役，织成云锦天衣，容貌不暇整。帝怜其独处，许嫁河西牵牛郎，嫁后遂废织纴。天帝怒，责令归河东，但使一年一度相会。”

在早期的传说中，牛郎、织女是普通包办婚姻中的夫妻，其被迫分离是由于织女贪恋欢娱而受到处罚。然而在后来的民间传说中，牵牛星逐渐由高高在上的星君演变成了勤劳朴实的放牛郎，织女也变为因爱慕牛郎而私自下凡成婚的仙女。他们被拆散的原因则是由于织女追求婚姻自由，违反天规。这些改变，不仅大大增强了传说中的爱情悲剧内涵，更充分传达了古代青年男女对自由婚恋的向往，因而形成之后，广受青睐。

自唐代起，以七夕为题材赞美自由恋爱，寄托相思之情的文学作品屡见不鲜。白居易、杜牧、孟郊、柳永、秦观等都有关于七夕的诗词传世。随着这些佳作的传诵，爱情在七夕文化中的地位也不断提升。因而，尽管将七夕包装成“中国情人节”的做法大大偏离了七夕的传统文化内涵，却也是有所依据的。

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祭星、乞巧、求子等传统的七夕习俗已然远离了人们的生活。然而传统七夕文化中对勤劳品质、劳动技能的肯定，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等文化内涵，至今仍值得我们去思考与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