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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访之“战疫人物志”】李兰娟七章:一位传染病专家的三进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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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高渊 2020-08-09 06:20
摘要:四个多月中三进武汉,李兰娟院士的回忆与思考

那天在杭州树兰医院,我和李兰娟一起从二号楼走到一号楼。医院走廊上,好几个人驻足观望或亲切地和她打招呼,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让这位73岁的院士成了家喻户晓的公众人物。

李兰娟的身份很多,这次又多了一个——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在这个让全社会关注的六人小组中,她的年龄仅次于84岁的组长钟南山院士。很多人说,从他们两位身上,看到了国之大医的情怀与担当。

四个多月中,李兰娟三次主动请缨亲赴武汉。第一次是1月18日,她以传染病专家的身份前往武汉研判疫情;第二次是2月1日,李兰娟率医疗队出征,进入专门收治重症病人的武汉大学附属人民医院东院,接管了医院的ICU(重症监护室)和CCU(心脏重症监护室),一直工作到3月30日;第三次是5月31日,她去武汉了解集中核酸排查情况,根据对四组重要数据的分析,她表示:武汉是安全的,武汉人是健康的。

现在的李兰娟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担任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以前的李兰娟曾担任浙江省卫生厅长,中华医学会副会长;年轻时的李兰娟,是老家浙江绍兴夏履桥村的一名赤脚医生。

在李兰娟看来,高中毕业当赤脚医生的那两年,干得红红火火。先被大队送出去培训了几个月,回来后什么病都看。“有人生小孩了,我要去接生;血吸虫病来了,我要带领农民到田沟里找钉螺,还要收大便做孵化,然后在医疗队的指导下治病;我练了一手不错的静脉针,还要给小孩子打疫苗;农民脚底生了大脓疮,我要做切排。妇产科、儿科、内科、外科什么都做,流感来了,就用大锅煎中草药,挑到农民家里去,给他们每人喝一碗。有的村民生了肿瘤,要送杭州的大医院,也是我送。”

当时,一个农民一年交5毛钱的合作医疗费,大队再贴5毛钱,全村1300多个村民,一年有1300多元。他们在合作医疗看病,报销70%,外面看病报销50%,在李兰娟手上一年能结余200元。“我还组织6个老农民上山采药,存放在很大的药柜里,农民吃中草药都不要钱。”

从医50多年,担任过一些行政职务,但李兰娟的自我定位始终是一个医生。现在,她每周还要看两个半天的专家门诊,并定时查房。这次疫情中,她第二次赶赴武汉后,刚开始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整天守着重症病人,不少人担心她这么大年纪了,会不会累病,会不会被传染。

李兰娟对我说,她最喜欢一句话是:工作是美丽的。“我有被传染的思想准备,但我要做好防护,尽量不被传染。虽然没有特效药,但我随身还是备着一些药,万一被传染了,我就吃药。” 

人物档案

李兰娟:1947年9月生于浙江绍兴,传染病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曾任中华医学会副会长、浙江省卫生厅厅长,现任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感染性疾病诊治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国家感染性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兼任教育部科技委生物与医学学部主任、国家传染病重大专项技术副总师等。


第一章:三进武汉


高渊:前一段时间你又去了一趟武汉,是这次疫情中的第三次吧?

李兰娟:对,这次是5月31日去的,目的是了解武汉集中核酸排查的情况,发现这座城市已经基本回归正常。

从5月14日以来,全市有将近990万人做了核酸检测,加上之前已做过检测的,加起来有1090.9万人。除去6岁以下的儿童,武汉的核酸检测确实做到了全覆盖,这在全世界都是极为罕见的。

高渊:对于核酸排查的情况,你最关注哪些数据?

李兰娟:有四组数据特别重要。一是筛查出300名无症状感染者,检出率为十万分之三。这说明,武汉无症状感染者在全人群中的占比极低,加上已发现的所有无症状感染者均已隔离观察,也就是说,平时遇到无症状感染者的可能性小之又小。

二是对106名无症状感染者的痰液和咽拭子样本进行了病毒培养,都没有培养出活病毒,而且这次排查出的无症状感染者无一例转确诊,他们的密切接触者核酸检测结果都是阴性。

三是从分布来看,武汉市没有筛查出无症状感染者的小区占比近97%。

四是6月1日那天,武汉市疾控中心对全市自来水、生活污水、出租车、公交车、地铁车厢及车站、商场、餐厅、公园等采集擦拭样,并采集了部分宠物的样本,共2314份样品,检测结果都是阴性。

高渊:看到这些数据后,你的结论是什么?

李兰娟:这四组数据已经充分说明,武汉是安全的,武汉人是健康的。希望大家都能相信检测结果和武汉的绿码,对武汉和国内其他城市一视同仁。

高渊:在这次疫情中,上次有类似的心情是什么时候?

李兰娟:那是今年三八妇女节,我已经在武汉一线工作了一个多月。那天,湖北省委书记应勇来看望我。我跟他说,根据我对疫情的判断,到3月20日左右,武汉的新增病例和新增疑似病例可以双清零。双清零以后再过两到三个星期,如果没有新发病例,武汉就可以解除封城了。他听了之后也很高兴。

高渊:后来的实际情况符合你的预期吗?

李兰娟:结果武汉实现双清零是3月19日,而解除封城是4月8日,正好距离双清零三个星期。


第二章:二进武汉


高渊:第二次赶赴武汉是哪天?

李兰娟:2月1日去的,一直工作到3月31日离开,整整两个月。刚去的时候,情况还是很严重的。那天刚下火车,火车站有几个服务人员看到我说,李院士来了,我们有救了。听到这话,我挺伤心的。

我向国家卫健委提出,把我派到收治重症病人的医院去,他们说武汉大学附属人民医院东院全是重病人。我们是凌晨4点40分到的,到宾馆洗漱一下5点多了,休息了三个小时,9点跟院方一起开会,先了解情况,然后就开始工作了。

高渊:你们接管了哪几个病区?

李兰娟:我们要求负责病情最重的病人,所以派我们进驻了医院的ICU(重症监护室)和CCU(心脏重症监护室)。当时ICU的病死率很高,达到80%以上,还有一批批重病人不断送进来。

武汉大学附属人民医院东院是一家全新的医院,也是这次疫情中的定点医院。刚开始收了200个病人,后来增加到400个,再后来增加到800个,全是重病人。

高渊:你带了一支多大规模的团队?

李兰娟:我们这支团队中有来自感染科、重症医学科、人工肝治疗等方面的精兵强将,一共十个人,是一支“小而精”的团队。同时我们还带了30多箱物资,包括人工肝的机器、耗材,还有微生态制剂、干细胞等。我们用“四抗二平衡”的救治理念,帮助医院为这两个病区整章建制。

重病人中有一个是这家医院的护士,一度生命垂危,瞳孔散大到九毫米,处于昏迷状态。我对我们团队下了“死命令”:全队要全力以赴救治,绝不能放弃。我们先后为她进行了三次人工肝治疗,我也每天关注她的情况,指导抢救、制定方案,加强气道管理,加强抗感染、抗休克,调整紊乱的内环境,精细化护理……终于把命保下来了,现在她已经康复出院。

我们团队的成员也非常辛苦,比如一位人工肝专科护士,从早上8点进ICU,要到晚上11点才能出来,防护服又闷又热,非常辛苦。靠大家的努力,我们终于把病死率慢慢降了下来,许多危重病人被救了回来。

高渊:除了在医院直接救治重病人,你在武汉还做了什么?

李兰娟:这家医院是武汉抗疫的重点战场之一,集中了12支各地来的医疗队,有3500多名医护人员协同作战,我抽空给每支队伍都做了培训。我还到雷神山、火神山医院,跟医务人员分享救治经验。

在抗疫过程中,我们对病毒的认识不断增加,我还带领团队进行科研课题研究,为抗疫建言献策。我还去方舱医院现场勘查,对于这么多病人住在一起,吃饭怎么办,大小便怎么办,洗脸洗脚洗手怎么办,医务人员隔离怎么办等问题,我也提了一些建议。

高渊:其实,二进武汉不一定非要你亲自去吧?

李兰娟:确实是我自己要求去的。有人说你都70多岁了,还深入重病房,万一被传染了怎么办?

这是新发传染病,我当了几十年的传染病医生,有责任亲自去看一看,一定要想办法把病死率降下来。因为武汉防控关系到全国,也关系到世界。


第三章:一进武汉


高渊:疫情中第一次去武汉之前,你就注意到这个传染病了吗?

李兰娟:我是传染病专家,对这方面的信息特别敏感。从12月底开始,我就关注这个疫情。早期的时候,听说发现了少量病例,后来听说忽然增加了,还知道是冠状病毒。我想这一定要高度重视,1月17日就主动向国家卫健委请缨,要求去武汉研判疫情。

第二天,他们通知我马上出发,当天赶到武汉。因为临近春节,杭州到武汉的机票早就卖完了,我坐的是一趟比较慢的火车,带了两个人,一位是感染病临床专家,一位是病毒专家,我们临时补了三张票,挤在两节车厢之间的列车员休息室里,一路上都在讨论这个病毒。

高渊:到了武汉之后,你主要做了什么?

李兰娟:18日晚上到了武汉后,我就和当地医院院长和有关专家交流,目的就是了解医院到底有没有人传人。他们告诉我,已经有医务人员被传染了。

第二天上午,我们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去了三个地方:华南海鲜市场、武汉市疾控中心和金银潭医院。下午我们开闭门会议,钟南山院士是组长,由他主持会议,他让我第一个发言。

我先肯定了武汉市疾控中心能及时发现冠状病毒,然后谈了几点意见。第一点,因为已经有医务人员感染,肯定存在人传人;第二点,按照非典时期的经验,新冠肺炎应该升格为甲类传染病管理,这样根据法规才能进行隔离;第三点,春节快到了,会有人口大流动,应该要求大家尽量不要到武汉来,武汉人不要出去,就是不进不出;第四点,马上腾出几家医院,准备收治病人,同时要允许医院做病毒检测,因为按规定医院不能检测,都要送疾控中心检测,但时间太长;第五点,要用大数据的方法来发现传染源,控制传染源;第六点,要尽快开展科学研究。

高渊:专家组的其他专家赞同你的意见吗?

李兰娟:接下来专家们谈的都围绕这些内容,大家都同意,意见非常一致。闭门会开到傍晚5点,一起开会的国家卫健委的相关领导向北京作了汇报,决定连夜去北京。

高渊:到了北京后,你们向哪个层级的领导报告了疫情?

李兰娟:我们去北京的路上,国家卫健委已经把情况向国务院报告了。我们到了北京后,连夜整理材料,一直写到半夜1点多。第二天早上8点半,专家组全体成员向国务院领导作了汇报,然后10点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增加一个议题,听取疫情汇报,钟南山院士和我列席了会议。

会上先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李克强总理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然后是国家卫健委、湖北省汇报,钟院士和我也作了发言。疫情汇报环节结束后,克强总理和春兰副总理还把钟院士和我送到了门口。

当天,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了全国电视电话会议,部署疫情防控工作,战役就打响了。当晚,我们高级别专家组六位专家,一起接受了媒体采访,我发言时特别加了一句,要关心武汉的医务人员,他们每时每刻都有被传染的风险。

高渊:你是什么时候离开北京的?

李兰娟:21日上午,我去了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的指挥部,建议可以用大数据来做好疫情防控。下午参加了科技部的科研工作会议,讨论怎么加强抗疫科学研究。晚上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他们也参加了前一天国务院的会议,也是探讨如何加强科学防控。

当晚十点半,我坐当天最后一个北京到杭州的航班,到杭州已经凌晨一点多了。

高渊:为什么不在北京再住一晚,要这么赶?

李兰娟:因为第二天22日上午,我在医院有专家门诊,没有特殊情况我从来不缺席门诊,病人是不能拒绝的。


第四章:唯一选择


高渊:1月23日凌晨,中央决定上午十点武汉封城,在你看来,封城在当时是唯一选择吗?

李兰娟:我之所以在武汉就提出,一定要做到不进不出,这也是2003年非典防控留下的经验。传染病是最铁面无私的,开不了任何后门。只要防控没到位,它就传染给你看。但如果做到位,它也就自然消灭了。这是一个来自自然界的严峻课题,任何人都要接受考验。

所以,防控来不得半点虚假,隔离一定要严格。新冠病毒传染性很强,只有把传染源隔离起来,其他人才会安全,其他省市才会安全。否则一旦全国传播蔓延,对我们国家将是严重的伤害。武汉封城决策,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英明决策。

高渊:17年前,你是浙江省卫生厅厅长,当时是怎么防控非典的?

李兰娟:从1998年到2008年,我当了十年浙江省卫生厅厅长。2003年4月19日,杭州突然发现3个非典病人,都是从北京输入的,而且病情严重,传染性很强。

当时我要求疾控中心牵头,有关方面一起配合,把这三个病例所有接触过的人都查出来。那时候没有大数据,真的就像破案一样。我们把1000多名密切接触者全部隔离,当晚把杭州“在水一方”小区的一栋楼封闭了。

高渊:这栋楼的居民早上起来发现出不来了,意见很大吗?

李兰娟:社区配合得非常好,不仅向居民解释,而且把米和菜迅速送进楼。防疫医务人员为他们测体温、送防疫药品。而且,他们被隔离期间,照样算上班,不扣一分钱工资。细节做好了,居民们也都表示理解。

高渊:因为三个病例隔离这么多人,当时下这个决心艰难吗?

李兰娟:一开始有争论,有人说这样大规模隔离影响不好,而且违反人权。我自己是搞传染病的,又是卫生厅长,我认为为了一城人的安全隔离一栋楼是完全值得的。好在省市两级的主要领导都很支持,习近平总书记当时是浙江省委书记,连夜听取我的汇报后,当即作出五点指示,要求坚决排查、坚决隔离。

整个非典期间,浙江一共只发现4例输入性病例,做到了没有二代病人,没有医务人员感染。所以传染病一定要早发现、早诊断、早隔离、早治疗。

2013年4月18日,李兰娟(左二)在浙一医院的重症病房病房内与医生们在一起观察一位H7N9患者的治疗情况。


第五章:人工肝


高渊:这次在武汉救治重症患者时,你多次提到人工肝的作用。听上去,人工肝是治肝病的,为什么对新冠肺炎有效?

李兰娟:人工肝实际上是体外血液净化系统,可以清除患者血液中的毒素、细胞因子、炎症介质等,效果很明显。尤其是新冠肺炎重症患者往往会引发炎症风暴,细胞因子会迅速升高,而这正是人工肝的有效治疗领域。

这次在武汉抢救了很多危重病人,上了人工肝后,细胞因子往往两三个小时就能降下来,呼吸困难也得到缓解。

高渊:是什么原因促使你成为中国人工肝的开拓者?

李兰娟:上世纪80年代,我在当时的浙江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当传染科医生,家里离医院很近,基本上每天晚上都到病房看病人。那时候病毒性肝炎患者很多,二三十岁的人突然就肝昏迷,我作为医生束手无策,眼睁睁看着病人不行了,心里很着急。

有一次,送来一个昏迷病人,没小便,肾功能衰竭。我们给他做了透析,病人慢慢醒过来,很快黄疸出来了,后来又是重症肝衰竭。从这里我得到启发,能不能像肾脏透析那样,进行血液净化?1986年,我申请到了3000元青年科研基金,专攻人工肝支持系统。

高渊:到哪一年基本研制成功?

李兰娟:研究花了整整十年,把急性、亚急性重症肝炎肝衰竭的病死率从88.1%降到21.1%,1996年通过专家鉴定。这是一个重大突破,1997年获得浙江省科技进步一等奖,1998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但我还发现一个问题,为什么有的慢性肝炎病人不会肝功能衰竭,而有的会突然加重?我发现重症肝炎跟内毒素有关,而内毒素是肠道里的革兰氏阴性细菌产生的。革兰氏阴性菌多了,产生内毒素就多,到肝脏里,会造成肝细胞坏死。也就是说,肠道微生态紊乱和肝功能衰竭有着密切关系。2007年,我们的肠道微生态研究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以前微生态研究不受重视,但现在已经是国际科研热点了。

高渊:现在中国人工肝在国际上属于什么水平?

李兰娟:肯定是领先水平。1998年后,我毫无保留地向全国推广人工肝技术。因为肝昏迷病人是不能转送的,必须就地治疗。所以我每年办学习班,把人工肝的技术推广到全国各省市几百家医院。然后我们又不断地改进,人工肝系统在2013年有了新突破,并且作为桥梁用于肝移植围手术期,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高渊:这次在武汉前线,把这项技术用在救治新冠肺炎重症病人身上,是不是多少还是有点开拓性?

李兰娟:我相信这个技术是安全的,对病人安全,对疾病有效。而且,我们在救治H7N9禽流感危重病人时就用过,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当然,确实有一定探索性,作为医生还是要大胆一点,要敢于挑担子。

实际上,通过体外血浆置换、吸附后,把患者血液中的有毒有害物质,包括大量细胞因子清除掉,进行血液净化后再回输到患者身体里,效果十分明显。

2015年5月21日,李兰娟介绍改进后新的人工肝系统。

2015年5月21日,李兰娟在人工肝治疗病房看望患者。


第六章:传染科


高渊:当年大学毕业分配到浙一医院后,进感染科是自己选择的吗?

李兰娟:其实刚进医院时,我被分到了眼科。很多人都说“金眼科”,觉得当眼科医生很不错。但问题是我的视力太好,眼科老师说这样容易比较早老花,而眼科是很精细的,觉得我不太适合做眼科医生。

这时候,传染科一位老师说,你来我们科吧,我再送你出去学习一年。我一听很高兴,再说我也不怕传染科,马上就转过去了。

高渊:很多人看到传染科都会绕着走,你为什么不怕?

李兰娟:传染科有一个特点,多数病是急性的,对症下药会好得很快。而且,传染科的医生护士,都非常重视防护,本身被传染的很少。我们当年看得最多的是肝炎,但传染科医生都不得肝炎,因为每个人都清楚应该怎么防护。

高渊:传染科在医院里往往比较边缘,当年你们在浙一医院的地位如何?

李兰娟:我们的地位还是可以的,因为浙一医院传染科的力量很强,后来改称感染科,浙江大学医学院的传染病教育是我们科室带的。当时王季午先生还在,他当过浙医大校长和浙一医院院长,是中国传染病学界的泰斗,科里还有好几位著名的传染病专家。

高渊:当初学医是你自己的志向吗?

李兰娟:那是1970年,当时我们绍兴每个大队可以推荐一个人上大学,我们大队的阿兴主任推荐了我。然后到区里、县里再挑选,最后我被选上了。后来想想,浙医大之所以选了我,可能是我曾经做过赤脚医生,又比较喜欢学习。

高渊:对你来说,这是改变人生的一步。

李兰娟:当时已经当了两年赤脚医生,看到过很多病,而且我也大致清楚什么病吃什么药。但病人为什么会发烧,为什么会有心脏病,为什么会有肿瘤,我根本不懂,我想我需要学习更多的知识。

我这个赤脚医生只接受过短期培训,但好在基础知识比较扎实,6年小学、3年初中和3年高中全部学完了。那时候的大学,学生文化程度相差很大,我的成绩是遥遥领先的,还当了班长。

高渊:村民们舍得你走吗?

李兰娟:舍不得,他们都要送我,我说好的,你们陪我上山采草药,就算为我送行。他们跟我一起上山采了一天草药,我非常喜欢家乡的山山水水,绍兴的山里有各种各样的中草药。

然后,我就和绍兴一起被录取的同学出发了,步行去杭州,整整走了一天,为的是体验长征精神。

2015年5月21日,李兰娟在她的实验室里快乐地工作。


第七章:赤脚医生


高渊:上大学前去过杭州吗?

李兰娟:我的高中是杭州高级中学,在杭州生活过三年。初三毕业时全省统考,当时考得挺好。但我家里比较困难,我填的第一志愿是南京军区护士学校,第二志愿是船舶学校,第三志愿是绍兴一中,前面两个都是中专,就是想早点工作。

但这时杭州高级中学来绍兴招生,直接把我录取了。我们班主任老师收到我的杭高通知书,高兴地从绍兴城里到我的农村家里来,整整60里路。她跟我妈妈说,李兰娟被杭高录取了,这是我们学校的光荣,你一定要让兰娟去读的,不能因为经济困难不给她读书。

高渊:小时候家境很不好吗?

李兰娟:那时候农民都困难,我们家还算马马虎虎,父母只生了我一个。记得我上小学时,还要放羊、砍柴、割猪草,但一直很努力读书,成绩还不错。1960年小学毕业,被保送到绍兴市第一初级中学。

上到初二,当时国家是困难时期,一起保送的6个同学中有5个辍学了。我妈妈也叫我回家帮忙干活,老师看到我眼泪要掉出来了,说行李不要拿了,同意你请一个月假,然后回来继续上学。

我妈妈也没办法,我在家里边劳动边看书,把课后练习全做完了。一个月后回到学校,过一个星期就要大考。晚上宿舍熄灯后,我就到厕所里复习,结果考得非常好。

高渊:高中毕业后,为什么要当赤脚医生?

李兰娟:我当时报名去黑龙江上山下乡,但没被批准,就回到绍兴当了中学代课老师。我什么课都上,语文、数学、物理等等。我还自己去中医院学了针灸,给村里老百姓治病,大家都知道李兰娟会扎针灸。

那时候,国家开始大力提倡合作医疗,我们大队的阿兴主任向公社提出,要李兰娟回来当赤脚医生。公社的负责人说我们要办中学,李兰娟应该当老师。他们争执不下,最后决定让我自己选。他们都以为我不会选择当赤脚医生,因为我当老师是24块一个月,而当赤脚医生的话,男同志一天10个工分,女同志减半,只有5个工分,相当于一毛钱一天。

我思考了半天,觉得还是想当赤脚医生,可以学到更多新知识。最后表态说选择当赤脚医生,回到家里后,被我妈妈骂了一顿。

高渊:从赤脚医生到院士,你当医生50多年了,怎么理解这个职业?

李兰娟:医务人员的责任就是救死扶伤,没有一个医生希望病人不好,都希望病人好起来。在武汉的那两个月里,有的病人好一点了,给我竖大拇指,有的还坐起来跟我握手。有位重病人出院时跟我说,记得在她病重的时候,我跟她说要挺住,会好起来的,她就真的有信心了。那天她频频向我鞠躬,我十分感动。

高渊:对你来说,医生这个身份是职业、是责任,还是别的什么?

李兰娟:在疫情中,医生要站出来,这是责任也是义务。对我来说,工作也是一种享受。我不觉得自己老了,感觉身体还可以,还有劲。每当发现新问题,或者解决一个问题;每当挽救了一个病人,或者看门诊时病人向我道谢,我就觉得自己很有价值。

我常常跟医学生们讲,当医生就是给患者健康,给患者幸福,这也是给自己的幸福。

栏目主编:陈抒怡 文字编辑:陈抒怡 图片编辑:朱瓅
图片来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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