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疫情影响下的全球社会，虽然充满了危机和挑战，但同样孕育了新的机会。从新零售到数字经济，从人工智能到精准医疗，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如何抓住发展机遇，推动企业创新升级，推进产业链和价值链重构，引领生活方式和文明生态的变革，加快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蜕变？在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瞰见”云课堂上，院长陆雄文教授围绕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的机会、挑战，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前提，长三角企业创新等话题分享了他的观点。

此刻，我们正站在一个特别的时间节点上。疫情不仅打乱了整个社会的经济秩序和节奏，也打乱了人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节奏，直接反映出当今时代VUCA[注：VUCA是volatility（易变性）、uncertainty（不确定性）、complexity（复杂性）、ambiguity（模糊性）的缩写]的特征。

VUCA时代，经济环境瞬息万变，竞争格局错综复杂，信息爆炸既增加了市场透明度，又使市场参与者容易掉入数据漩涡，时间与速度成为万事万物变化发展最重要的变量。VUCA时代，全球治理中政治因素在上升，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博弈加剧，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跨边界与无边界化不断加速，任何个人和组织都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在这样的背景下，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面临怎样的机遇和挑战？

长三角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引擎之一

长三角确实是中国经济最有活力、最有能力和潜力的一个区域。2019年长三角的经济总量占到了全国的近四分之一，科技资源、高等教育资源在全国也居于领先地位。长三角的双一流高校数量在全国占四分之一强，每年申请的有效专利占全国三分之一强。这里不仅有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南京、杭州也是重要的高科技集聚地，这一系列技术实力和技术储备，为长三角以技术驱动推动产业升级，提供了非常强大的动力和支撑。长三角拥有很好的人才优势，一向很重视教育，不仅是中央政府给予资金，地方政府也积极配套。同时，作为龙头的上海，历来是中国的经济中心，目前正加快建设“五个中心”，它是中国经济包括长三角经济对接全球经济最近的门户和制高点。

长三角区域人口密集、资源丰厚、市场广阔。它不仅有消费者市场，还有工业市场、B2B（注：Business-to-Business的缩写，指进行电子商务交易的供需双方都是企业）的市场，这个市场向南北辐射，同时沿着长江向西辐射。所以长三角本身的市场也足以支撑它的未来发展，再加上它现有的工业体系非常完整先进，无论是技术还是制造的能力和水平，在世界上都具有先进性。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以后，进一步得到了国家的政策支持，未来政府层面的法规和政策的改革与创新，对于长三角内在潜力的激发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

我认为，长三角未来会和粤港澳大湾区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两个引擎，其中长三角可能会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它的综合性、完整性、高端性更好，知识的含量更加丰厚。未来如果能够持续发展，长三角区域将显现更强的发展后劲。

长三角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

与此同时，长三角发展也面临一些挑战。

第一，目前长三角三省一市需要融合，但每个地方政府都希望做到更加优秀、更加出色，区域之间、政府之间仍然存在竞争，这种竞争表现在招商引资、环保、人才吸引等多个领域。因此，需要避免各地政府过度竞争，维持有序、良性的竞争关系。

第二，目前长三角和珠三角在全国范围内是相对最开放、最自由的经济体，也相对比较透明，但是政府与政府之间行政的壁垒依然存在。同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还有提升的空间。

第三，长三角在发展过程中，还面临产能过剩的问题。一方面，各地方政府有各自的发展规划，在科技、制造业、服务业等领域都想吸引优质的资源，政府之间的竞争可能造成重复建设，加上市场也有一定的无序竞争，由此可能导致产能过剩。如何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进程当中，重新优化资源的配置，重新梳理产业的规划，从而提升经济发展效率，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抓手。

第四，长三角的基础设施建设仍然不充分。虽然道路交通正在不断建设完善中，但是以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为代表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还不完善。通过推进新基建，可以建立统一的数据库，借助大数据分析，来引导政府的政策和发展规划，引导企业依据数据分析结果来做更高效、精准的商品、技术、资本流动。在新基建方面，长三角的潜力是巨大的。

第五，长三角的公共服务水平还有待提高。要让更多市场要素自由流动起来，就需要打破行政壁垒，需要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让人们有安全感，让人们觉得有基本的尊严感，让人们觉得有获得感。长三角区域内的各地方政府，如何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背景下加强合作，在社会保障体系、公共服务体系方面形成一种协调，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这对于人才、劳动力的流动，都有巨大的促进作用。

长三角赶超珠三角的历史经验

在最早的时候，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是在珠三角，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深圳的崛起。当时，长三角一度落后，区域内相互之间比较隔离，很少合作。后来陆续建立了跨省市联络机制、协调机制、办公室等，政府拆除了一些行政壁垒，允许资本流动，允许一定的竞争，允许人才流动，允许集体企业改制，同时基础设施打通了，公路连接上了。这些基础设施和基本政策的逐步完善和放松，极大激发了民间的潜力。长三角经济活跃起来了，经济发展起来了，总量上去了，更开放了，跟国际的联系更密切了，外国资本也进来了，人也开始流动起来了，长三角区域的竞争力由此得以提升。

回过头来看，长三角赶超珠三角有哪些历史经验可以总结？首先就是要吸引外资，这是长三角经济活跃的第一步。外资要求自由流动，要自由寻找市场，自由去销售产品，自由去采购原材料、设备，这样一些要求你如果不答应，它就不来，其实这无形当中慢慢瓦解了原来很多行政壁垒，因此外资的引进对区域融合有直接促进作用。

其次，激发民间的潜力，允许民营企业去探索，企业的主体作用引导了商品、资本和信息的流动，引导了资源的优化配置。大家会在一个产业里面形成分工，因为主厂投了主机设备，许多的配件厂就跟着来，汽车产业在长三角的集聚就是典型的例子。长三角不仅有汽车的主机厂，还有很多配套的配件厂，形成了非常完整的产业体系。外资和民营企业这两股力量慢慢瓦解了不必要的行政壁垒。

第三，长三角文化氛围浓厚，企业的学习能力非常强，技术升级非常快。我们走出去、引进来，欢迎外国资本和外国专家来，我们也去国外设办事处。这就形成了一个开放的学习平台，推动了技术的迭代、升级，同时把相对落后的产业向其他地区转移，形成产业扩散效应。这样一个快速的变动、快速的升级，让长三角变得非常有竞争力、有活力。

第四，长三角在发展过程中，无论是资源的获取，还是商品的销售、资本的合作，其实都非常依赖于社会文化的认同。这里的人，像典型的温州商人、宁波商人群体，族群之内有很强的文化认同，这对于大家的产业合作、资本合作都带来有力的支撑。当然，真正起主体作用的还是市场。

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前提

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是有前提的。首先要理念革新，不能以邻为壑，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长三角基本上一个省就是一个市场。今天来讲，理念如果不革新，我们就很难做一个统一的规划，就很难避免重复建设、重复投资、产能过剩。所以要规划引领，目标统一，产业上要分工合作，要让企业自由寻找自己的市场空间，能够逐步达到均衡和优化配置。

第二，我特别强调要国有和民营并进。说起企业家，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民营企业。其实，企业家跟产权没有百分之百的必然关系，像中化集团、中粮集团、上汽集团等国有企业也产生过企业家，只要企业掌舵人有这个动力，愿意成为一个企业家，把自己当做市场主体，对国家是担责任的，对社会是创造财富的，是为市场创造高品质产品和服务的，你有这样的积极性和领导力，国有企业的董事长也是可以成为企业家的。对大多数国有企业，还是要强调有效的激励机制，在这种情况下发挥每一个企业家的积极性和创造潜力，真正实现既有企业和新创企业改革创新并举。国有民营可以并进，不应该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

我们可以回过头去看马克思写《资本论》的时候，那个时代参与分配的生产要素只有劳动、资本和土地，地主就是靠土地，资本家就靠货币资本。但今天除了这些要素以外，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还有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也是生产要素，都可以参与财富的分配——这是对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突破。国有企业可以掌握知识、技术、管理、数据，民营企业也可以掌握这些生产要素，没有谁更优更劣。谁更有生产力、创造力、竞争力，谁能够为社会创造财富，提供正向的社会财富积累、社会福利的改善，谁就应该得到支持，我认为这是指引未来经济发展很重要的一个价值考量，也是一个理论需要探索的问题。

第三，区域内跨省跨市的协调。目前，我们的地方法规是以省、市为单位的，在这个基础上能不能更进一步，探索在长三角区域立法。目前，我们还没有一个全国的促进自由贸易的立法，立法实践总体上是落后于经济发展的。在这方面，我们或许可以在粤港澳、长三角区域先行探索立法，破除一些不必要的政府行政干预。

最后，基础设施要升级、要联通，金融要创新。要发展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包括临港新片区），不仅是货物的进出自由，金融的创新和货币的流通自由也非常重要。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要更多地允许资金自由流动。现在科创板、创业板都开始试点注册制改革了，科创发展得非常好。但是上海打造国际金融中心，要进行更多的设计，要尽快同国际接轨，在这方面长三角应该有更大胆的尝试。

走向未来一定要靠技术驱动、靠创新引领

上面我讲了关于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基础、前提、挑战，但最终决定长三角经济发展未来的是创新。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所以最后我想跟大家探讨几个有关创新的问题。当然，这不仅仅限于长三角。

第一，创新主体到底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从理论上来讲，国有、民营没有孰优孰劣；从实践上来讲，民营企业数量占全国企业数量90%，为国家贡献了约50%的税收、60%的GDP、70%的科技创新、80%的就业。因此，应该鼓励民营企业进一步去发展。那么，国有企业能不能成为创新主体呢？其实国有企业也是很多创新的主体。像航空航天事业、军工业、芯片行业这些领域，由于短期来讲回报较慢，风险太大，应主要由国有企业投入研究。但是总体来看，国有企业的创新积极性不高，研发投入比例较低，很多高科技民营企业的科研投入可以达到销售额的百分之二三十，国有企业可能只有百分之二三。国有企业其实是人才的一个重要汇聚地，他们拥有大量的科技人才、专业化人才、管理人才，但是他们的效率和创新效果不那么明显，这个现象值得深思。

第二，创新的动力是主动还是被动的。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今天，我国经济基本是高速发展的，但这几年似乎有所趋缓。过去二十年，我们的经济为什么那么有活力呢？因为你给了大家去创造财富的积极性，不管是一般的职员还是企业家，都可以来分享这个财富创造的成果。我们原来基础比较弱，所以通过大规模生产，不断降低成本，提高生产效率，不断提升产品质量，提升了出口竞争力。国际市场、国内市场在这个过程中同步发展，国际市场方面，尤其是对美国的出口，让我们获得了大量资金。由于钱赚得比较快、比较容易，而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太大，投资风险太大，所以某种程度上技术创新的积极性没有被激发出来。当我们长期依赖于比较容易的钱、比较快的钱的时候，人就会缺乏冒险精神，也不愿意做很多的创新投入。在这样的情况下，经济转型升级就成了一句口号。

过去，我们的创新以商业模式创新为主，包括电商其实都是商业模式的创新，不是真正的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确实给了中国经济巨大的动力，但是商业模式很容易被复制，并非长久之计。技术的创新，它可以在很长时间内形成技术壁垒，形成专有性、保密性和排他性，如果你要用它的专利就要付费。为什么华为几乎成为一枝独秀，正是因为它主动的技术创新。华为知道它在通讯和数字技术领域里如果没有自己真正的技术，仅仅靠卖产品、靠制造是走不远的，因此，它在现金回笼以后把大量的钱投入到研发和再研发过程中，到今天总算有了自己的技术积累，拥有了自身的竞争力。在中国，华为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就是走向未来一定要靠技术驱动、靠创新引领。

创新最主要的源泉是什么？是企业家精神。科学家创新，也是有种企业家精神，他要去探索未知、创造财富，他要把自己的知识、对知识的应用变成一种成果，来造福全社会。早期的企业家为什么要创业？很多企业家是因为穷，要解决温饱问题。当温饱问题解决后，他们慢慢会去思考能不能做大一点。真正伟大的企业家是有理想、有一些大的愿景的，都是想去改变世界的，对他们来说企业成功是一个手段——这样的理念和驱动力，可以让创新走得很远，也可以让创新变得很伟大，比如美国的比尔·盖茨、乔布斯、马斯克。你有没有一个大的理想，一个大的愿景，把它作为自己的动力，同时去感召志同道合者同你一起来创业创新，这是企业家很重要的一种品质。

为创新提供兼具公平和效率的市场机制，最重要的是健全法制，要拆除行政壁垒；创新退出补偿要正当和合理，要建立预期，让企业敢冒险，愿赌服输，失败了也能够担当得起。同时，创业有风险，需要对创业者进行教育，要给到大家一个预期，我赌了什么，我输了什么，我可能赢什么。

最后，中国为什么没有国际的品牌？真正有国际竞争力的品牌，一方面跟企业的实力、产品的竞争力和技术含量有关，另一方面还跟国家的文化有关。你这个国家的文化有没有被尊重，它是对任何企业、任何产品的一个背书。中国历史文化悠久，如何更好发挥文化的影响力，这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思考和实践的问题。二战后日本、韩国都很虚弱，它们重新工业化、现代化以后，其国内品牌在全球成为一个畅销品牌，经过了长达三十年以上的发展，所以中国在这方面可能还需要坚定、持久的努力。

如果我们把上述这些问题解决了，把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前提也解决了，更重要的是创业主体的积极性都被激发起来，那么长三角的前途是不可限量的。一方面，让每一个创业主体活跃起来，把它们的创造力发挥出来，使它们能够促进长三角的一体化进程；另一方面把长三角营商环境营造得更好，提供更多的政策支持和配套机制，也会反过来激发企业、企业家、科学家们去创造新的生产力，这是我们期待的长三角的未来。

（整理人：周丹旎）

【思想者小传】

陆雄文 现任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复旦大学中国市场营销研究中心主任。毕业于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经济学博士，曾赴美国达特茅斯大学塔克商学院做博士后研究，并曾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和俄亥俄州立大学费雪商学院担任访问学者。教学和研究主要集中于中国不成熟市场营销、因特网营销、服务营销和企业组织变革等，在国内外权威刊物上发表五十余篇论文，并主编《管理学大辞典》，出版了七部著作及教材。（作者照片由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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