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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良渚遗址种水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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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朱凌君 2020-07-15 10:01
摘要:何时才能有“良渚大米”?

大金链子大金表,手持最新款的华为手机……初见梁仁明,很难一眼分辨出他是个庄稼人。但再仔细打量,他身材魁梧,皮肤黝黑,手上有明显常年劳作留下的老茧,裤脚和鞋子都沾点泥渍,确实是个种地的。

在杭州余杭区瓶窑镇长命村,一问“种地的”,村民们都会手一指:沿着村里的主干道一直走,路边最显眼的三层小别墅就是他家。院子挺宽敞,中间堆了两口大缸,正浸泡着水稻种子,边上堆满了编织袋装的化肥、农药等农资,大门边靠着个招牌:瓶窑镇梁仁家庭农场。

梁仁明种了将近30年的地,是当地的种粮大户,没想到最近却意外出名了,这是因为,从2015年起,他在良渚古城遗址公园内承包了800多亩土地种植水稻。水稻正是解读良渚文化的密码之一,现有的考古发现证明,5000多年前良渚先民的稻作农业生产已经相当成熟。

去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至今正好一周年。作为土生土长的瓶窑人,梁仁明的成长史也与良渚的变迁和遗址开发有着奇妙的关系。


梁仁明在稻田里。 朱凌君 摄


   在遗址公园种粮


梁仁明对良渚古城遗址公园熟门熟路。

每天上午9点前和下午5点后,公园的非营业时间里,梁仁明可以入园,到田里去。常年的田地劳作让梁仁明养成了早起的习惯,一般不到4点就会醒来,六点半准时从家里出发去田间巡查一番,并赶在9点遗址公园开园前离开。

最近,他在公园里承包的水稻田,插秧的活已全部干完。夏日的阳光下,翠绿的秧苗正茁壮成长,与遗址公园的景色融为一体,很容易让人联想起5000年前,良渚先人在田地里耕种劳作的场景。

梁仁明一直津津乐道于这种冥冥之中的联系,不过,他第一次真正开始了解良渚文化,其实是在2013年。

为了更好地保护良渚古城遗址,2013年起,周边村落的600余农户陆续开始拆迁,其中包括梁仁明所在的长命村的部分片区。虽然梁仁明家没有在拆迁范围内,但这是他第一次接触良渚文化和遗址保护的概念。

对于良渚灿烂的考古和学术价值,梁仁明了解不深,更多的时候,他只是感叹于童年回忆都被封存进了遗址公园的花花草草里。

带着记者巡查稻田时,梁仁明多次提醒记者注意身边的风景,“这里是我之前上小学时常走的路……”“这棵柿子树的果子特别甜……”他眼里放光,声音中还带着孩童般的炫耀感。

同样感怀的还有大观山村二组组长龚玉明,2013年他所在的大观山村整体拆迁。这几年,随着良渚古城遗址公园的规划建设,原有的地块已大变,但他和同村人至今还是能准确辨认出旧居所在,甚至对以前周边的道路和风景都能“凭空”娓娓道来。

在大部分人的印象里,遗址保护是考古专家的事。其实不然,考古只是众多过程里的一环。从基础设施到大型建筑,划定遗址范围、资金筹集、拆迁安置、规划设计、现场验收甚至到后期的保护监测,方方面面之复杂艰难,外人未尝可知。而由于地理位置等自然因素,像梁仁明、龚玉明这样的普通村民,反而与良渚的遗址保护有着某种亲近的天然联系。

不仅是拆迁,由于考古发掘与恢复的工程量很大,邻近不少村民还曾应征进入现场,清运土方、送水等。

长期以来,由于良渚遗址保护的需要,遗址区内群众改善居住条件、拓展生产空间等需求无法得到满足。保护与发展之间,一直是全球性的大难题。

“建设公园的前提,是要保护地下的遗址。”良渚遗址管委会负责人告诉记者,按照保护第一、最小干预、真实可逆等原则,在充分尊重遗产真实性、完整性和保护有效性的基础上,借鉴国内外大遗址展示的成功经验,运用绿植标识、模拟复原、小品雕塑、数字演示、场馆展示等手段,开展遗址保护展示。

在这样的保护中,土坡和绿植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2015年,良渚古城遗址公园内的农地招标,梁仁明和当地另一种粮大户中标,其中梁仁明承包的土地大约有800亩。

要在遗址公园种地,梁仁明不是没有犹豫过。当年,他拿到土地已是5月份,土地一片荒芜,长满杂草,路也没有规划和建设好,大型的农机运输困难。根据经验,6月中旬水稻必须播种下去,时间紧迫,梁仁明带着农民们一边整地,一边育秧,每天在地里挥汗如雨。

在遗址公园里种水稻并不简单。

比如,不能用除草剂。田里的杂草都是梁仁明和农民们一根根手工拔除,现在,梁仁明只要往田地里扫一眼杂草,就能准确算出所需要的人工和劳动量。工作时间也是个问题,双方达成的协议里,梁仁明的生产活动一般只能在公园的非营业时间里进行,早上还好,晚上的时间就有些难安排。农民晚上睡得早,赶上农忙时,晚上的工作时间可能会被延后至8点以后,大家难免会有怨言。梁仁明也没办法,只能偷偷发红包安抚情绪。


梁仁明在稻田里。 朱凌君 摄


   地还是这块地



平日里,梁仁明的话不多,喜欢点根烟默默地望着远处发呆。

一到了田间,他开始习惯性地唠叨起来。这块地里的水稻长势如何,杂草如何清理……对于田里的一切细节,他都能脱口而出。

梁仁明开一辆福特皮卡,车子大,方便装东西。在梁仁明车子的后备厢里,常年备着一双套鞋和四支手电筒。

近年来,由于腰伤和膝盖劳损,梁仁明下地的次数少了很多。不过,他的车上还是会备着几套衣服,梁仁明承包的土地相对分散,一赶上下雨淋湿了就直接在车上换。他带着记者在田间巡查,在细长、泥泞的田埂上走得飞快。有时会停下来拔草,一边拔一边把草揉成团,用力按回水田淤泥里,当绿肥来还田,这是他种地多年总结的经验。

不过,经验二字谈何容易。刚开始种点口粮地尚且凑合,等他想着承包土地来种地赚钱时,才发现原来的经验少得可怜。“那时候啥都不懂。以为施肥就是把新鲜猪粪往田里施,结果水稻长势很差。后来才知道,淘粪也得要往里掏陈一点的,施肥时还得拌点稻谷灰。”梁仁明回忆,好不容易挨到秋收,又遇上困难,5000多公斤稻谷收割上来却根本没地方晒谷子。

只能把谷子晒在村道上,来来往往的拖拉机、摩托车难免会轧到一些,偏偏又遇上秋天雨水多,谷子晒了潮,潮了晒,收起来时,成色也不好。一来一去,第一年的收成才刚赶上收回成本。

梁仁明曾想过种植油菜等经济作物,但算下来补贴和收成都不及水稻。逐渐地,梁仁明摸到了门道,水稻一年能种两季,其间种麦子,能最大化地利用好土地的价值。自己淘粪、背粮的辛苦日子坚持了三年,竟也攒下点可观的积蓄。

曾几何时,乡镇工厂快速兴起。不少村里人嫌种地太苦,都跑到附近工厂上班。土地荒废着没人耕种,反而成了梁仁明发展的好机会。几年下来,梁仁明先后承包了1000多亩土地,还购置了拖拉机、翻耕机、播种机、农业植保无人机等现代化农机,有了现代农业科技的加持,田地里的收成也越来越好。

2014年,梁仁明成立了家庭农场,购置了从水稻育秧到稻谷仓储的整条生产流水线。

梁仁明在田间地头“跑马圈地”的几年间,良渚遗址的考古发掘也在悄然扩张。

尤其是2007年良渚古城的发现和确认,标志着良渚遗址进入都邑考古新阶段,被学术界称为“石破天惊”。良渚古城的发现,连同此前发现的反山、瑶山、莫角山、塘山、文家山、卞家山等100多处遗址点,使得这座古城的面貌初露端倪,也使瓶窑镇逐渐成为良渚文化遗址保护的核心区域。

此前的2001年,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划定,并成立管理委员会,着手启动《良渚遗址保护总体规划》编制。简单说,核心问题,就是遗址保护范围,这个圈要画多大。到了2012年,《总体规划》终获国家文物局批复同意。时任余杭区委书记徐立毅提出要“不遗余力”保护和发扬良渚文化遗址这个大IP,同时还做出决策,良渚范围土地出让金收入的10%都要作为良渚遗址发掘保护的经费。


良渚公园里的水稻田。 朱凌君 摄


   想卖“良渚大米”



大家对良渚文化的认知迅速提升,全力守护中华文明圣地,不断擦亮世界级文化金名片。

梁仁明说起小时候,他常听说村里人说,能挖出石刻、玉器等古玩,但要说清楚什么是良渚文化,他答不上来。良渚文化虽早已被命名,但考古发掘工作进展并不快,普及度也不高。在村民的印象中,上世纪80年代以前,良渚遗址可能是“不需要保护”的。民风淳朴,村里松土起地基,挖到瓶瓶罐罐是常事儿,看起来不错的会留着上交国家,还能得个搪瓷杯、热水瓶作为奖励。

直到1986年,良渚沉睡多年的平静被打破。长命制动材料厂准备扩建,新厂址选中反山,占地30亩。很快,这个一直寂寂无闻的小山坡,成了此后名震天下的反山遗址,挖出了11座良渚文化时期王陵墓葬,出土陶罐、玉器1320件,包括玉琮王。

次年5月,村民在山上挖出大量玉器,引发骚动,上百村民上山,还有不少文物贩子闻讯而来。同年,余杭县专门设立了良渚文化遗址管理所,文管部门协同公安抓捕不法分子,追缴文物,对现场进行抢救性挖掘。良渚的“苏醒”也开始加速,当时瓶窑、安溪、良渚三个乡镇里的33.8平方公里内,陆陆续续发现135处遗址,数量多、面积广,但其中有25处曾遭遇破坏。

类似事件再也不可能发生。去年,良渚申遗成功,遗址公园开业运营。

梁仁明直言,自己赶上了好时候。当传统农业遇上了良渚的文化大IP,品牌的效应和溢价也变得可以期待。

早几年,还没有良渚古城遗址公园这个概念时,梁仁明种的是普通的水稻品种,口感一般,卖得也便宜,收购价每公斤不到1元。去年,乘着良渚申遗的东风,梁仁明特意选择了口感更好的晚稻品种来播种和栽培。新培育的水稻口感更好,价格也更贵,收购价达到每公斤2.5元。

未来,梁仁明还想与良渚相关部门合作共同打造“良渚大米”等品牌,开发更精美的文创包装等,在保证品质的同时进一步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

前段时间,良渚相关部门和梁仁明谈合作,让梁仁明匀出一部分土地种油菜,不仅作为景观,也可以作观赏用,收获的油菜籽还可以榨油做农产品,包装则由良渚相关部门请专业的文创团队进行打造。为此,梁仁明还特意定制了精美玻璃瓶小包装,只等收来的油菜籽烘干后榨油。

但在长命村村委会主任费国芳看来,良渚申遗的溢出效应似乎和他预想中的不一样。

此前,由于良渚遗址区的保护,长命村没有大规模开发,村里几乎没有大规模的厂房企业,发展有些受限。近年来,村里也在积极打造农文旅产业,原本希望借着良渚申遗的“风口”,让当地村民共享遗产保护成果。不过,今年由于疫情等多种因素,效应来得比想象中要更晚一些。

也有专家提醒费国芳不要操之过急,“遗产保护本就是道难题。况且良渚文化由于其特殊性,文旅开发的门槛更高,更多应带着朝圣的心情去瞻仰,而非简单粗暴地仅仅添加游玩设施了事。”

不过,费国芳或许也不用过分担心。毕竟,背靠良渚这个大IP,总是有发展的机遇。

对瓶窑来说,良渚申遗成功或许就像一颗投入湖中的石子,会激起发展的涟漪,引领当地农文旅的融合发展。比如,瓶窑的窑北村,一年多来,申遗成功的效应就在持续被放大。不少当地人都觉得,去年是游客最多的一年。当地一家果园最近成了网红地,采摘游的人数暴增,连带着给果园配套的主题餐厅的营业额暴涨,2019年比2018年翻了一倍。

梁仁明也有期待,“良渚大米”之外,肯定还会有一系列良渚产品。

栏目主编:孔令君 文字编辑:孔令君 题图来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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