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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蓝曾接受本报独家专访,聊起自己的人生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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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李君娜 2020-06-28 17:30
摘要:苦乐无边读人生

永远的“江姐”于蓝走了。2005年,时年84岁的于蓝曾接受解放日报的专访,畅聊自己的艺术人生,也聊起爱人田方和儿子田壮壮。对于于蓝来说,人生精彩亦有遗憾,“苦乐无边读人生”,是她对生命的总结。

如今,言犹在耳,她却已经告别我们。现在,我们找出原文,重温她的“声音”。

于蓝:苦乐无边读人生


17岁以前她叫于佩文。

17岁以后她叫于蓝。

后来,她成了一个好演员,继而是一个好妻子、一个好母亲。

然而,当她两鬓染霜细数人生时,三大遗憾却也是:为演员,电影拍了不到十部;为人妻,爱人过早离去;为人母,对儿子童年成长却负疚良久。

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文革浩劫、改革开放,她说自己是“苦乐无边读人生”。生命中,苦乐交织亦精彩。

而她在我们的记忆中,依然是那个银幕上傲立寒霜的红梅花儿“江姐”、《革命家庭》里从不谙世事到坚强伟大的母亲周莲、《龙须沟》里泼辣却又细腻的程娘子……

生活中、银幕上,一个个形象叠加起来,重叠出一个真实、完整的于蓝。

应《精彩老朋友》节目之邀,于蓝日前来到上海,接受了本报记者独家采访。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解放日报:您的名字“于蓝”对观众而言已非常熟悉,但是您最初的名字并非这个。当年是为何改名的?“于蓝”是否“青出于蓝”的寓意?

于蓝:17岁那年改名叫于蓝,后来就一直用这个名字了。1937年“七七事变”,我家所在的北平沦陷于日军手中。为了摆脱亡国奴的命运,1938年的秋天,我决心离开北平投奔自由和光明的地方。我的同学赵书凤,她跟我有同样的想法。离开天津的那晚,出于对家庭的安全考虑,赵书凤请她的母亲帮助改个名字。赵妈妈说:“希望你们能走上一条平坦大路,凤儿就叫‘路’吧。”我也请老人家给我想个名字,她望着窗外的天空说:“就叫‘蓝’吧!万里无云的蓝天,你们走在蓝天下的大路上。”我一下就喜欢上了,此后也一直用这个名字。

最喜欢《龙须沟》中的程娘子

解放日报:您在银幕上塑造了一系列经典形象。作为一个演员,这些角色中哪一个是您最喜欢的?

于蓝:程娘子。这是我最没信心演好的角色,却“意外”地演好了。北影厂拍《龙须沟》之前,北京人艺已成功排演了近百场话剧《龙须沟》。厂里本来决定以北影厂的演员为主进行拍摄;但是一经开拍,却发现演员缺少北京味,难以达到老舍先生原著的效果,决定还是以人艺的原班人马为主,留下四个电影演员:演丁四的张伐、演冯狗子的封顺、演二嘎子的牛,还有演程娘子的我。

扮演程娘子的韩冰是我在延安鲁艺的老战友,她在舞台上把程娘子的泼辣演得非常出彩。别说超越,是否能演到她的水平,我都不自信。

我把不安告诉了导演冼群,冼群却说:“韩冰是演得很好,但我要的程娘子,不单泼辣,更有贤惠和体贴。”听完这番话,我决定接受挑战。我去生活中找程娘子的原型。有一天,我在北影厂宿舍门房突然注意起了苏嫂,她是门房苏宝三的妻子。她平时嗓门很大,那天问起我妹妹的病情时,大嗓门里透着一股真诚的关心。她谈起自己解放前的苦日子说:“我和丫头去讨饭,腰里还别着把梳子,我和丫头天天要梳头。”

连讨饭都不忘给自己和女儿梳头的苏嫂,突然让我联想到了同样自尊自爱的程娘子,再加上她对党和新政府的真情爱戴,我找到了“程娘子”,表演也得到了认可。

解放日报:“江姐”是您一手发掘起来的经典银幕形象,没有您,也可能就没有这部电影作品了。

于蓝:我是第一个注意到《红岩》这部小说并有搬上银幕想法的人,但是真正塑造江姐银幕形象的是一大群人。1961年我住在医院检查身体,在《中国青年报》上读到了小说《红岩》的连载。我被书中的共产党员感人群像深深迷住了,为什么不把它拍成电影呢?

机缘凑巧,不久,欧阳红樱、张水华等一批老电影人先后找了我,希望合作此片。后来欧阳红樱被调去拍《小兵张嘎》,就由张水华和我一同投入创作中。电影剧本几易其稿,后来又专程找了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夏衍。当时,他在广东新会休养,我们到新会向他汇报剧本。夏衍听完后忽然问:“你们怎么不写江姐?”我们当场愣住了,原剧本虽然写江姐的戏只有两场,但还写到了呀!看我们没回答,夏衍又说:“江姐有丈夫、有孩子,而丈夫牺牲了,她又被捕了,普通观众会更关心她的命运……”一周后,夏衍便把新剧本写了出来。导演张水华一看,立马通过投入拍摄,也就是现在看到的那个电影版本。没有夏衍的版本,没有导演和摄制组,就没有我所扮演的江姐。

人生精彩亦遗憾

解放日报:作为一个优秀的电影演员,您一生中拍的电影却并不多,而且在《烈火中永生》拍完之后,就几乎告别了银幕,个中是何缘由?

于蓝:正值盛年,遭遇文革,冲击自是不用多说。文革中我很困惑,只想在劳动中减轻自己的痛苦。不料,有一次盖房子,我从屋顶摔了下来,摔破了脸,虽然经过缝合,外表看不出伤痕,但是伤口内部感染,面部神经受损,开始也没在意,不久后拍了《侦察兵》,看到镜头里的自己笑起来表情很不自然,才明白自己已经失去了一个演员应有的控制表情的条件。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后来几乎没演戏,这样,演过的电影加起来不到十部,成了人生的一个遗憾。

解放日报:您写过一本书,叫《苦乐无边读人生》。人生中的“苦”与“乐”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于蓝:每个人的人生都有痛苦和快乐。爱人离去、朋友故去,都让我觉得痛苦,经历文革也是种痛苦。这些痛苦都难以相互比较程度,但既然痛苦是客观存在的,那么我们就要勇敢面对,而对于快乐要更加珍惜。

爱人田方是个好演员

解放日报:您和已故田方老师的婚姻更是一段爱情佳话,当年你们是如何相识相恋并结合的?

于蓝:他是1974年走的。30多年了,他走得太早,这也是我的一个人生遗憾。

我第一次“认识”他是在1935年,那年我初二,看了电影《壮志凌云》,记住了在影片中扮演青年农民田德厚的演员。1938年,我在延安抗大学习。有一次抗大文工团演出舞台剧《到马德里去》,大幕拉开,我看到一个熟悉的面孔,那不就是田德厚吗?他就是田方。1940年,我调入鲁艺实验剧团,和田方成了同事并相识。后来田方向我表白:“在延河边第一次看见你,就相中了你。”那年11月7日,是苏联十月革命的纪念日,我们正式结为夫妻。

解放日报:田方老师一开始是演员,后来却长期从事行政工作,这样的转变对他意味着什么?

于蓝:他是一个好演员,当演员是他真正热爱的工作。他因《壮志凌云》成为一颗耀眼的新星,后来又在一系列舞台剧中有过出色表演。北平解放后成立了北京电影制片厂,他服从组织的安排,放弃了自己热爱的表演专业担任了首任厂长,后来干的都是行政工作。期间只要工作允许,他并不放弃演出。在我和孙道临主演的《革命家庭》里,田方演了只有两场戏的老刘———一个地下党领导人,这也是我和他唯一一次在银幕上的合作。更值得庆幸的是,他在《英雄儿女》中饰演的王文清,让无数观众记住了演员田方,这也是我为田方一直高兴的事。

田壮壮当导演也算“子承父业”

解放日报:您和田方老师有两个儿子,田壮壮更是国内第五代导演的领军人物。他走上导演之路,是不是来自于家庭的熏陶?

于蓝:老大田新新从事的是音乐录音工作,老二田壮壮当了导演,也算是“子承父业”。壮壮走上导演这条路跟家庭的影响当然分不开,因为他们小时候的玩伴,基本上都是电影人的后代,家里往来的客人,多半是父母亲电影圈的朋友。但更是因为时代的原因,壮壮这一代也经历了文革对心灵的扭曲,较早开始了对人生痛苦的体验。当年最早复学的又是电影学院,壮壮没有其他选择,就去考了。

解放日报:除了事业和爱人,您曾说人生的另一个遗憾是对壮壮兄弟童年时没有提供足够的母爱,是吗?

于蓝:常年都在拍戏,还要经常去外地,壮壮两兄弟的生活靠姨妈来照顾。等到文革开始,我没戏拍了,有时间关心他们了,但是他们却都背上行李插队去了。

干了二十年的儿童电影

解放日报:您很关心儿童的成长,在花甲之年还担任了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的厂长,而且一干就是20年,您是因为喜欢才去当这个厂长吗?

于蓝:事实上,这并非是我热爱的工作,但它是党、人民和社会的需要,我就要做好。1981年,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成立,我成为首任厂长。那年我60岁,当时还没有退休制,我干了5年厂长,此后我担任艺术指导,一干就是20年。

解放日报:近几年,国内的商业娱乐电影发展很快,但是却鲜有优秀的儿童电影佳作。作为一个儿童电影的前辈,您怎么看?

于蓝:国外有《哈利·波特》系列的电影,我们确实没有,无论想象力、科技力或是经济实力上存在一定差距。但是中国并不缺乏优秀的儿童电影,问题不在制作,而是在发行上。前两年,我们在武汉搞一个儿童电影节,进场的学生大多很惊讶:“怎么还有这么好看的儿童电影?”事实上,我们的许多儿童片近几年都在国际上获奖,但是却无法进入主流的影院。

(原文刊载于2005年6月3日《解放日报》)

栏目主编:李君娜 文字编辑:李君娜 题图来源:新华社(资料图) 图片编辑:曹立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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