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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去世后她辞去外企工作,只为接父亲的班帮戒毒者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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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王闲乐 2020-06-26 09:20
摘要:十几年来,父女两代人接力的“朱师傅工作室”帮助了数百位吸毒人员、刑满释放人员等就业困难者找到工作,开启新生活。

6月的正午,阳光毒辣,走在马路边也能感受到一股蒸腾的热气。把当天的报纸投进信报箱,阿伟抬起袖子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骑上电瓶车赶往下一个地点。他要趁中午尽快把报纸送往,4点之后才能腾出时间完成送快递任务。

“每天风吹日晒,确实有点辛苦。”阿伟说,不过,他很满意这份工作,每个月不仅有5000元收入,还有5天假期,比从前四处打零工,有上顿没下顿强多了。所以从5月份上班以来,他工作得非常认真。

看到阿伟每天忙忙碌碌,上海奉贤区青莲朱师傅公益服务社负责人朱春兰也很欣慰。正是她在阿伟因有吸毒前科找工作处处碰壁时,伸出了援手,介绍他去镇上的邮局应聘。

在青村镇乃至奉贤区,“朱师傅工作室”可谓大名鼎鼎。十几年来,这间小小的公益服务社帮助了数百位吸毒人员、刑满释放人员等就业困难者找到工作,开启新生活。

好人“朱师傅”

最初,工作室的主人不是朱春兰,而是她的父亲朱光辉。

“朱师傅去哪了?”“朱师傅在吗,我儿子找不到工作了......”去年,不少人慕名打来电话或登门拜访,却意外得知“朱师傅”朱光辉已经于2018年6月不幸因病去世。

朱光辉(中)在工作中

听到朱光辉去世的消息,小顾很难过。早年间,他因为吸食冰毒丢掉了工作,夫妻之间还闹起了离婚。看着儿子一天天颓废下去,顾妈妈很着急,硬拖着小顾来找朱光辉,想帮他找份工作。小顾心里不乐意,便提出了一大堆条件,什么不要加班啦、离家不能太远啦、不能太累啦。没想到朱光辉听了之后一点也不生气,一边听顾妈妈诉苦,一边掏出本笔记本,飞快地翻找起来,“你别急,我心里有数了。小顾啊,我帮你找到工作后,你也要好好上班。”

过了几天,朱光辉联系好了几家企业,又帮小顾修改了简历,带着他去面试。一家不成再换一家,最终帮小顾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对朱师傅,小顾一直心怀感激:“他真的是好人,热心人。”

在青村镇,“朱师傅”的名声可比朱光辉要响亮得多。朱光辉是远近闻名的热心肠,2007年成为一名禁毒志愿者后,他很快发现,那些有正当工作的帮扶对象,复吸率要远低于无业人员。从那时起直到去世,他便一直在为戒毒人员的就业之事奔忙。

为了让帮扶工作更规范更专业,在镇里的支持下,2012年6月,“青村镇青莲朱师傅就业援助中心”正式成立。2015年,又成立了公益组织“上海奉贤区青莲朱师傅公益服务社”,目标是立足青村、服务全区戒毒康复、刑满释放以及其他待就业人员。到朱光辉去世,服务社共推荐失业人员13612人次,成功推荐3697人,其中戒毒康复人员118人,刑满释放人员121人。

“朱师傅不在了,再没人给我介绍工作,也没地方肯要我。”小顾虽然戒断了毒瘾,但改不了爱打牌的毛病,早上多次因起不来而迟到后,被用人单位开除了。恰在此时朱光辉去世,小顾心灰意冷,任凭老母亲怎么苦劝,他都不愿意再去找份工作。

女承父业

在“80后”朱春兰的记忆中,父亲朱光辉一直是个大忙人。“小时候吧,他就特别热心肠,镇上哪家有点事,他都很乐意帮忙。”朱春兰回忆道,2004年,朱光辉就成了青村钱桥社区社会保障中心一名就业援助员,帮助就业困难的居民找工作。

从小受父亲耳濡目染,朱春兰一直很支持父亲,哪怕这些工作在外人看来都是“义务劳动”。但2007年1月,朱光辉兴冲冲地告诉女儿,自己又多了一个新身份——禁毒志愿者,今后,吸毒人员也成为他的帮扶对象。这次,朱春兰没有像以往那样支持他。

“说实话,我害怕。”当时朱春兰已经在镇上上班,在她的心目中,吸毒人员就是“危险”的代名词,她不想让父亲和他们打交道。她的意见,朱光辉没有听。于是,她不再像从前那样帮助父亲,用这种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

从朱春兰当时的反应不难看出,大多数普通人是如何看待吸毒人员。要想让企业接纳他们,谈何容易。年过半百的朱光辉利用业余时间,骑着自行车,挨家挨户拜访青村镇及周边的企业、商店、工厂,一家一家自我介绍,留下企业负责人联系方式。时间一长,竟记记了整整一本笔记本。

“十几年间,镇子周边的企业他都跑了个遍。”如今,这本封面快要脱落、即将散架的笔记本被朱春兰小心地保存着,“这是父亲留下的一份宝贵财富。”

这本有些残破的笔记本里,记录着几百家用工单位的联系方式

随着时间推移,朱春兰发现,父亲常打交道的帮扶对象并不像想象中那般“凶神恶煞”,相反,其中不少都是可怜人。因为年轻时一时不慎误入歧途,从此便永远背负着“吸毒者”的身份。女儿终究心疼父亲,2015年朱光辉退休,服务社成立,但他不懂电脑,不会做账,朱春兰就成了服务社的编外人员。

朱光辉去世后,服务社随之关门。眼看着“朱师傅”这块十多年的“金字招牌”就此消失,朱春兰于心不忍,她不想让父亲一辈子的心血无人继承。于是,当奉贤区禁毒办找到她,希望她“女承父业”,接过“朱师傅”这个名号时,她答应了。

当时朱春兰正在一家外企担任文员,辞职去当一名禁毒社工,朱春兰的同事都有些不解。但对朱春兰来说,这个决定却再自然不过,“从小父亲就教育我,要做一个能帮助别人的人。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所以我决定辞职,没有什么心理负担。”

当然,朱春兰确实也有点小顾虑。朱光辉在服务社工作期间是义务劳动,朱春兰不行,她上有老下有小,一分钱不拿不太现实。为此,区里专门开会讨论,最终决定以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给朱春兰“开工资”。虽然比起在外企时还是少了点,不过朱春兰觉得,完全可以接受。

2019年7月,时隔整整一年,“朱师傅公益服务社”再次开张。

“小朱师傅”也能行

“小朱师傅”能行吗?不仅是帮扶对象,就连朱春兰自己,一开始也没有信心,“走一步看一步吧。”

得知“朱师傅服务社”开门,小顾再次找上门来。和以往被母亲拖到服务社不同,这次小顾是主动登门。“他虽说有点好吃懒做,但对女儿很上心。女儿马上要读高中了,他再不找工作,怕学业受影响。”不过,小顾还是和以往一样,提出了一大堆条件。

朱光辉在世时,曾给服务社定下规矩,不仅要帮忙推荐工作、修改简历、传授面试技巧,还要陪同面试,帮助维权,一条龙服务。这是因为不少帮扶对象有自卑情绪,容易临阵脱逃,或者在遭遇不公后自暴自弃。

朱春兰也继承了父亲留下的规矩。陪同小顾去一家企业面试流水线工人时,正好下着雨。小顾进屋面试,朱春兰便打着伞在雨中等着。5分钟,10分钟,半小时,小顾终于从屋里出来,满面笑容。朱春兰悬着的心也落了地。

“你也是个好人,是真正为老百姓做事的人。”回去的路上,小顾突然很认真地对朱春兰说。

朱春兰(右一)陪同帮扶对象去工厂面试

到目前为止,已经有67人次到朱春兰的服务社登记寻求就业帮助,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吸毒人员,朱春兰已经帮助其中13人顺利找到工作。

小马原本是镇上一名协管员,2017年时因为感情纠纷,失意之下吸食了毒品,工作也丢了。去年10月,经朋友介绍来到朱春兰的服务社,因为右脚受过伤,朱春兰为他精心推荐了镇上一家无需久站的工厂岗位。

“父亲的名声真的很响,给我开展工作提供了很大便利。”刚开始时,朱春兰按照父亲的笔记本上留下的联系方式,挨个联系企业,对方听说是“朱师傅”的女儿,往往欣然应允。

平时闲暇,朱春兰也会像父亲一样,骑着电瓶车在附近转悠,看到哪里新开了家超市亦或公司,便上前加个微信,留个联系方式,回来后整理成电子表格,“和父亲那时相比,科技含量高了些。”

这份工作不容易

接手服务社时间越久,朱春兰越能体会到父亲的不易。

“政审”是每位吸毒人员找工作时最怕听到的词,因为这意味着这份工作肯定不成了。“其实有些帮扶对象已经十几年没碰过毒品,早就戒断了,但档案上永远留了这一笔。”朱春兰说,她曾经遇到一位吸毒者哭诉,因为和他人发生争执,对方把他10年前吸毒的事举报到公司,公司因此把他开除了。

“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山,任你怎么努力也休想搬动。”朱光辉在世时,面对企业的担忧,他会出面替这些吸毒人员担保,企业也愿意相信。朱春兰目前还没这份声望,只能劝他们换一份工作。

另一方面,部分吸毒人员如小顾,确实有好吃懒做、好高骛远的毛病,工作能力不强,对待遇要求特别高。有时多推荐几回都没成功,看着对方惫懒的样子,朱春兰心里也会有些生气。

女承父业的“小朱师傅”

每当这时,朱春兰也会想到父亲。朱光辉曾遇到一位来登记的吸毒人员,就是因为对方挑肥拣瘦,最后父亲整整推荐了111次工作机会,才让对方满意。“现在我肯定没有这个耐心,但想想父亲的故事,能压下心里的火气,继续帮他们联系工作机会。”朱春兰说。

前些日子,小马又回来找朱春兰登记。因为疫情,工厂利润大幅减少,为降低成本,老板决定把工厂迁往江苏。小马放心不下正在读初中的孩子,不想离家太远,于是又失业了。

“今年受疫情影响,推荐工作很困难。”朱春兰坦言,不少小企业、工厂都宣布裁员或不再招人,还有些甚至关门了。刚接手半年就遇上特殊时期,朱春兰深感压力,“都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也变不出工作岗位。现在只能多联系,看看有没有空缺。”

“小朱师傅,我相信你。我自己也在通过介绍所、网络招聘找工作,两边一起努力,总能找到工作。”小马说。

栏目主编:王海燕 题图来源: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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