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夏天，浙江余姚井头山遗址考古发掘成果首次向世人公布，从这里开始，中国远古文明发展的历史或将再次改写……

【一眼千年】

关于“发现”的故事，是从7年前的那场强台风开始的——

狂风席卷，大雨滂沱，余姚24小时降雨量和姚江水位创下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高纪录，主城区70%以上地区被淹，姚东浦塘全线漫堤……2013年10月初，强台风“菲特”肆虐的情形至今让许多余姚人记忆犹新。然而，直到7年之后，许多人才第一次知道，这场台风给余姚带来的，除了灾难，还有一笔深埋千年的意外之喜。

在余姚，距离河姆渡遗址直线距离不到10公里外的三七市镇，有一座海拔72米的小山头——井头山。台风过后，住在山脚下的井头村村民王维新和堂弟王维尧赶着羊群，沿六一省道去南边的一片工地上吃草。

这是一片紧邻公路的土地，比一个足球场大一些，已经被当地一家胶管厂的老板买下，并筑起了围墙，准备扩建厂房。工地动工前，胶管厂老板李世龙先找了一家地质勘探公司来做土建地质钻探，当时取出的一截截土芯被散放在地上，长满了杂草。王维新和王维尧赶着羊群来到这里时，却觉察到了不同。

井头山遗址所在地，六一省道旁的这片工地并不起眼。   雷册渊 摄

“他们兄弟俩看见，深褐色的土堆里散落着一些以前在这儿没有见过的东西，有贝壳，有碎骨头，还有一些残破的小瓦片……东一摊西一摊，很多。”多年后，王维新已经去世，他的妻子袁阿伍站在当年的工地上，回忆起当时丈夫向她描述的场景。

原来，“菲特”带来百年一遇的大洪水，泡开了之前从地下钻取出来的土芯。泥土被水冲走后，原本深埋地下的碎陶片、动物残骨和贝壳终于重见天日。

王维新和王维尧立刻意识到，这些东西很可能是宝贝——不远处，河姆渡遗址名震中外，仅1.5公里之外的田螺山遗址近年来更是不断传出河姆渡文化的发掘成果，多年来，周围居民耳濡目染，多少都有了一些文物意识。

“一看就知道啊！”王维尧说，“田螺山那边挖出来的不都是这些嘛？恐怕有好几千年了。”于是，两兄弟找了一个塑料袋，捡了些“宝贝”装好，就赶到了田螺山遗址考古队的驻地，把这袋东西交到了考古队技工徐志清的手上。

王维新妻子袁阿伍向记者讲述丈夫和堂弟最早发现井头山遗物时的情景。    雷册渊 摄

当了一辈子农民的王家两兄弟不知道，自己放羊时的匆匆一瞥，和这包东西的一捡、一交，一个沉睡了8000年的秘密即将就此揭开……

两天后，当从杭州返回田螺山工地的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室主任、田螺山考古队领队孙国平第一眼看到这包东西时，除了震惊和兴奋，还有一种强烈的直觉袭上心头。他隐隐感觉到，这些东西似乎与河姆渡文化有关，却又不太一样。“也许，自己苦苦追寻多年的未解之谜就要破案了！”

【遍寻答案】

对于孙国平和许多史前考古工作者来说，华夏文明的某一部分，曾经是从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开始的。

自上世纪70年代河姆渡遗址被发现至今，半个世纪里，几代人的中学历史课本中都有这样一段描述：“河姆渡文化的发现与确立，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重大突破，证明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同为中华民族远古文化的发祥地，改写了中国文明发展的历史。”

然而，自1988年从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毕业，回到家乡浙江从事专业考古工作后，孙国平却一直在思考这样的问题：河姆渡文化来自哪里？

2001年，在距离河姆渡遗址7公里处，又发现了和它非常相似的田螺山遗址。当时正年富力强的孙国平受命成为田螺山遗址考古队领队。在他的带领下，田螺山遗址成果丰硕，出土遗物比河姆渡遗址多了整整一倍。孙国平也一路探索，成为河姆渡文化考古领域的权威。

然而，在孙国平的心中，真正想找到的答案却始终遍寻不及。直到2013年10月，见到了交到他手中的那包东西。

孙国平在查看遗址中出土的破碎陶片。   雷册渊 摄

“是什么让你立刻判断出这包东西与众不同？”后来，很多人问过孙国平这个问题。

“贝壳，是贝壳。”孙国平说，“那些陶片一看就知道是七八千年前的东西，这不足为奇。但陶片和贝壳同时出土，不仅河姆渡、田螺山没有，整个长三角地区也从来没有发现过。”

诚如孙国平所言，在中国近2万公里的大陆海岸线及近海岛屿上，曾经发现过上百处古代贝丘遗址（指古时在沿海或湖滨地区居住的人类所遗留的贝壳堆积遗址，其中往往包含有陶器、石器等文化遗物），早的形成于6000多年前，晚的也在3000多年前形成，它们记录下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先民们筚路蓝缕的生活状态。

然而，6000多年以前的贝丘遗址几乎没有发现，长三角地区更是没有发现任何贝丘遗址。这些谜团与孙国平心中的疑问一起，都将随着井头山遗址的发掘，逐渐找到答案。

【海洋家园】

7年后的今天，井头山遗址中发掘的贝壳数量已经从当年孙国平手中的几个变为了“不计其数”。在最深处距离地面10米的基坑里，标尺指示的不同年代的文化层中，层层叠叠的贝壳依然清晰可见；不远处的临时板房门口，码放着装满各类贝壳的大塑料箱，足足码了4层；库房里，清理出的各种贝壳被分门别类，摆满了一整个长桌……自井头山遗址面世以来，最为媒体和到访者所津津乐道的，就是这些被发掘出来的成吨的贝壳，有人还将其戏称为“史前海鲜盛宴”“史前大型吃货现场”。

不同文化层中埋藏的贝壳清晰可见。   雷册渊 摄

据考古专家们分析，在井头山，远古先民们将食用贝类后剩下的壳作为生活垃圾集中倾倒，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座座“小山丘”。贝壳堆积最厚的地方超过2米，其中数量最多的是蚶，还有蛎、螺、蛏、蛤……

由此，井头山遗址成为浙江境内首次发现的史前贝丘遗址，也是中国沿海地区年代最早、埋藏最深的一处史前贝丘遗址。甚至有专家指出：“这里生活的先民应是中国沿海最早的渔民，创造的是中国东南沿海最早的海洋文化。”孙国平说，这里是中国最早的“海洋家园”。

不过，时至今日也鲜少有人知道，为了找寻发掘这些“最深”和“最早”，考古专家们经历了怎样的一波三折。

当年，王家两兄弟送来东西时，只说是在“三七市镇东边的工地上捡来的”，却没说明具体地点，也没留下姓名和电话。考古队员们只能根据仅有的线索寻找，凡是动了土的地方，就进去查看。找了一个多月，才终于找到了这片尚未动工的工地。

征得业主同意后，孙国平带领考古队员开始试挖掘。然而他们没有想到，遗址埋藏之深，超过了中国以往的所有发现。

考古队员和工人们干了整整10天，掘开了一个长5米、宽3米、深3米的大坑，却一无所获。更糟糕的是，因为坑内土质松软，如果继续深挖，随时都有坍塌的风险。

孙国平决定改用在田螺山考古时常用的不锈钢细探杆来钻探。探杆压到地下7米时，再也压不下去了。手感和多年来的考古经验告诉孙国平，探头触到的硬物不是岩石，不是骨头、陶片，而是贝壳。

井头山遗址中发掘出来的大量贝壳。   雷册渊 摄

此后，他们又找来机械钻孔设备，钻探出了贝壳、动物残骨、陶片、骨器……根据遗物的埋藏深度和形态，孙国平初步判断，这是一处历史超越河姆渡的遗址。但要得到印证，还要进行科学检测。考古队员们将这些出土的遗物分别送到北京大学碳十四实验室、日本东京大学实验室、美国贝塔实验室、南京大学碳十四实验室等权威机构进行测年。

不久后，各地报告相继传回，数据显示，这些出土遗物均距今8000年上下，最早的距今8300年，比拥有7000年历史的河姆渡遗址还早了1000多年！

各方迅速达成共识，对井头山遗址进行保护和考古发掘。经过长达2年的协调，2016年10月，余姚市政府以2500余万元的价格从业主手中回购了这块土地。

【远古江南】

矗立在这片土地西北方向的井头山，静静地见证了这里8000年来的沧海桑田和今天考古工作者们在此构筑起的古今对话——

走进遗址现场，一个近800平方米的巨大基坑呈现在眼前。坑的四周，一根根钢板深扎地下，围成了一道“铁壁钢墙”。

“之所以要造这样一座基坑，完全是由于这里特殊的地质环境。”孙国平说，“井头山遗址深埋于地下5米到10米，上面是厚厚的饱水淤泥，极易流动坍方。要实施考古发掘，就必须预建钢结构基坑。”

考古基坑有其特殊要求，为保护遗址，既不能用大型器械，也不能灌注水泥或混凝土，围护结构需要完全敞开，每平方米还要承受20吨的重量……由于施工难度大、要求高，从设计招标到建成验收，预建基坑又花了整整3年时间。

也正是因为这座基坑的建造，让井头山遗址的发掘与广东“南海1号”沉船发掘、四川江口张献忠沉银遗址发掘一起，成为我国对不同环境下特殊考古对象发掘的三大经典范例。

钢结构围筑的井头山遗址基坑。   雷册渊 摄

沿着基坑上架好的钢架缓步向下，就能走进历史的深处。

基坑内按照长10米、宽5米的规格布方，底部是及膝的深灰色淤泥，汩汩涌出的地下水从西边较高处的岩石上流下来，在坑底形成一个个小水坑。这些饱含水分的淤泥隔绝了细菌和空气，加上弱碱的环境，8000年的遗址才得以保存下来。

循着考古专家们层层剥开的文化层，能够见到这里8000年前的模样：在海拔仅2米的宁波沿海平原一角，一座西高东低的山头坡地上，先人们建起了村庄，面朝大海。女人们在这里编织拾贝，男人们捕鱼猎鹿。后来，随着海平面上升，人们迁徙到了地势更高的地方，这里的遗存便被古海湾的滩涂淤泥长埋于地下。

基坑底部尽是及膝的深灰色淤泥。   雷册渊 摄

在基坑中部，技工徐志清和几位同事已经对着一个小土墩清理了很长时间。他们先用手铲将土墩四周的淤泥去掉，然后再用喷壶和刷子，一边喷水一边拂去细部的泥土。这是一项专业要求极高的体力活，只有经验丰富的师傅才知道喷水的力度要多大，落刷的地方选在哪里才不会伤到里面的宝贝。

接连干了三四天，这件8000年前的遗物终于露出了真容——一个先人们曾经使用过的鱼篓。它编织细密，经纬分明，保存完好，正等待着被整体取出，做进一步的清理和研究。

在基坑西北侧，一团团裹着贝壳、陶片和碎骨的泥土正通过传送带被送到地面。五六个工人在紧邻履带一端的水池旁用筛子进行初步淘洗。她们本是住在附近的村妇，如今也加入了遗址发掘的大军。

井头山遗址中出土的8000年前的编织物。   雷册渊 摄

土样在细细淘洗时，会有一些黑色的微小颗粒漂浮上来。最初见到它们时，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室主任、植物考古专家郑云飞欣喜若狂：聪明的井头山人可能8000年前就已经在种植水稻了！

通过对标本的进一步检测，证实了他的猜想——野生稻的小穗轴会自然脱落，而经人类驯化后的栽培稻则不会。显微镜下，一些小穗轴和稻壳仍然连在一起，并且数量不少，这证明了8000年前井头山已经出现了栽培水稻。

而此时，郑云飞正坐在紧邻工地的板房里，伴着窗外机器的轰鸣，仔细辨认、计算、记录着采样来的2升泥土中有哪些“植物”。他说：“小穗轴、炭化米、黄连木、益母草、猕猴桃种子……一颗一颗，在考古学家们看来，都是追寻8000年前远古江南秘密的种子。”

植物考古专家郑云飞正在仔细辨认样土中的“植物”。   雷册渊 摄

【眼力与遗憾】

在井头山遗址出土的众多遗物中，最让孙国平感到兴奋的是一支船桨。

今年5月，考古队在发掘T5探方中的第17、18文化层时，发现了一块打磨光滑、黄褐色的木片躺在一堆木头里。孙国平当即带领队员们对其两侧的淤泥进行开挖。慢慢地，一支木船桨被清理出来，它方头薄刃、背部隆起，柄首还凿有一个洞环，精美完整。这样造型完整的木桨在地层中保留下来极为罕见。

井头山遗址中出土的8000年前的木船桨。   雷册渊 摄

孙国平说，考古需要眼力。眼力的背后，考验着考古人的知识、经验和坚毅。正如考古学泰斗苏秉琦所言：“考古这个活儿，你能想到什么，才能挖到什么。”这并非唯心主义，更不是故弄玄虚，只有身在其中的人才知道个中玄机。

追寻数十载，井头山遗址的横空出世终于解答了孙国平心中的疑问。考古专家们分析后判定：井头山遗址与河姆渡文化在不同的特征中体现了趋同性。可以说，河姆渡是中国东南沿海史前文化的摇篮，而井头山是河姆渡的摇篮，其发掘意义非常重大。

井头山遗址中出土的碎陶片。   雷册渊 摄

目前，井头山遗址考古主要探方的发掘工作已进入尾声，共发现灰坑、橡子储藏坑处理坑、烧土堆、烧土坑、器物加工和食物处理点等遗迹十多处，出土各类可登记遗物数百件，以及先民食用后废弃的海量贝壳遗存和其他动植物遗存。可对于孙国平来说，还有一些遗憾：

此次发掘虽然找到了许多先民聚落生活的遗迹，却没有发现他们居住的房屋；

只发现了木桨，却未找到独木舟。其实哪怕只发现一叶，也是先民们走向海洋、开拓海洋的最有力实证；

目前得到的共识是，井头山遗址是河姆渡文化的“祖源”，而并非直接源头。那么，中间缺失的1000年发生了什么？河姆渡人的“父辈”又在哪里？

……

“考古就是如此，原本以为自己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答案，殊不知，历史的纵深却将我们引向更多的未知。”落日余晖下，站在井头山遗址，孙国平笑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