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位置: 文化 > 海上记忆 > 文章详情
【海上记忆】老上海禁毒往事
分享至:
 (2)
 (0)
 收藏
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孙建伟 2020-06-28 13:40
摘要:1955年后20年左右的上海公安机关刑事案件统计表上,“制贩运毒品”一栏都是空白。肆虐上海的百年沉疴——烟毒终于成为历史。

“上海烟馆甲于天下,铺设雅洁,茗碗、灯盘,无不精巧。眠云阁其最著也,窗牗挂落,雕镂极工。他如南诚信、北诚信以轩敞胜,醉乐居、永恒昌以酒肴两便胜……午夜两市,竟同潮汐依时而来,人气烟香,迷蒙似雾……烟气若瘴,烟毒若蛇,杀人如麻……”这是清代葛元煦在《沪游杂记》中的一段话。“甲天下”这个词很震撼,当时的上海,竟然以烟馆闻名。葛元煦所指的“眠云阁”“南诚信”都在现在大家乐意投射幻想的法租界。两家馆子或内部装修精致,或营业场地宽敞,或酒菜上乘,每家烟馆各有特色。“眠云阁”生意兴隆,“南诚信”紧随其后,不久跃居老大。

二次鸦片战争使鸦片贸易合法化,中国受毒品之害更加深重。从上海进口的鸦片居全国各口岸之首,成为鸦片交易及集散中心。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上海已遍布1700多家大小烟馆。二十世纪初,上海的鸦片店多于米铺,烟馆多于饭馆。上有绅商仕官,下至贩夫走卒,嗜烟成性者不计其数,沿街巷里随处可见馋吐水嗒嗒滴的瘾君子。也算一个奇景了,时人所谓“沪北十景”中的“云阁尝烟”指的就是烟馆,还自带诗意。人们也见怪不怪。

上海卜内门公司(今四川中路上海新华发行集团办公楼,公司以生产纯碱和化肥为主)创办人、英商李德立支持中国民族复兴,竭力主张禁绝鸦片。在1908年公共租界纳税人会议上,他提出一年之内或更早时间关闭租界全部烟馆。美国牧师迈尔斯也呼吁:如果烟土行继续经营的话,成千上万的人都要永远沉沦了。而工部局的方案是分期关闭,视情再论。争取两年内全部关闭。最终,工部局提出以抽签方式关闭租界内烟土行的方案。如此禁烟简直搞笑,关键在于烟税带来的利益博弈。直到1909年上海召开万国禁烟大会后,工部局才迫于不断加大的舆论压力,颇不情愿地关闭了租界内烟馆。然而紧接着出现了更荒唐的一幕,小鸦片商无法卖掉存货,反而被几个鸦片巨头包圆,搞出一个很有实力的“上海烟土联社”。

有“歹土”(英文称为Badland,通常指静安寺以西的沪西“越界筑路”地区)之称的曹家渡地区,烟窟土行是它的特产。极司菲尔路的忻康里、仁和里一带土膏店星罗棋布。这种店成本低到仅一个柜台和一杆铜秤就可以开张。除了传统烟土,海洛因等也赫然出现在土膏店广告中。十余瘾君子聚集席地而坐,毒粉、锡纸、蜡烛、火柴、沸水等吸毒工具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大街“地摊”上。

1908年后,由于中国政府实现严厉的禁毒政策,公共租界中原有营业执照的烟馆纷纷打烊,却给低等和地下烟馆“燕子窝”“花烟间”找到了生存空间。八仙桥一带的“法租界大马路”(今金陵东路)周边中华里、宝裕里、宝兴里等“脱颖而出”,那些生活条件较差却又追求感官刺激的草根阶层成为支撑这个行业的铁杆。当然,真正使法租界烟毒猖獗的实力人物还是公董局、军阀和青帮黑社会。经“中华国民拒毒会”调查曝光的郑协记、三兴等三十余家烟土行受到公董局的庇护,也是因为忌惮他们与黑社会扯不断的千丝万缕关系。

1916年8月中旬某日,酷暑当头。下午一时许,上海地方检察厅、监督公所、护军使署、市政当局和江海关等相关机构派出人员,加上《字林西报》记者齐聚海关码头。在他们的监督下,江海关工作人员指挥搬运工将查缉的烟土扛上在此等候的海关巡逻艇“流星号”,把烟土装在舱底,舱板漆印封固,水手佩枪执守。然后众人登上巡逻舰,驶向吴淞口外“三夹水”(黄浦江和长江、东海“三水合一”,蓝绿色的东海水,黄绿色的长江水,黄褐色的浦江水,上海人称“三夹水”。三种颜色的水形成奇妙的分界线,变幻莫测,蔚为奇观)的深水区域,把打包烟土绑上坠重石块丢入水中沉底,以防海船捞起重新售卖。

类似作业分批进行,一直延续到9月下旬。

深海“弃土”成本低廉,但似有“暗箱操作”之嫌,且不足威慑。

1919年1月17日,在社会各界代表的关注下,浦东陆家嘴的一座汽窑在朔风中燃起团团浓烟,刺鼻的气味在空气中弥散,连续烧了三天三夜。这次焚土由大总统徐世昌颁发命令,被视为北洋政府反对鸦片贸易的决心。

接着,江海关先后几次在汽窑焚烧烟土、吗啡、可卡因和海洛因。1926年10月8日《申报》的一则报道详细记录了焚烧的程序和烟土来源:“昨日上午八时,由朱监督(指代表中国的海关首脑)……等赴关,会同梅税务司(指时任江海关税务司梅乐和)所派之帮办……等,押运烟土渡浦(渡过黄浦江,因江海关管理机关在浦西),命将第一第二两汽窑同时燃煤生火,钟鸣九下,即开始焚烧。焚烧手续,颇为精密,由管栈西人(指管理此地的洋人)劳勃生在场将烟土逐项核对档案过磅斤量,然后将烟土陆续投入烈焰,至十二时始毕。……据称所余灰烬,储候巡江轮出洋时顺便抛弃海洋。……此次所焚烟土,据海关当局估计,值洋十一万六千九百三十八元九角五分,计三个月期间共获案一百一十二起。其中云南土四十二起,四川土五十三起,其余为波斯土、福建土、土药等类……”

1928年8月,蒋介石任全国禁烟委员会名誉主席。3个月后在南京召开的禁烟会议上,蒋介石表示,“国民政府绝对不从鸦片得一文钱。如有此种嫌疑,由本会告发,我们就说这个政府是破产的,就不信任它。”11月6日,在全国第三次禁烟会议上,他再次重申:“禁烟一事,事关国家社会及民族生存,禁烟委员会务须雷厉风行,破除情面,实地去做。应先从中央着手,如在政府内有任何人敢于以身试法、吃烟运烟者,中央必铁面无私,严厉处置,绝无宽恕。”

然而,11月下旬,禁烟委员会执行主席张之江从冯玉祥处获取情报,从汉口运来的两万盎司鸦片11月21日至22日将在上海外滩码头卸货。连续两天,警方在码头和岸上仓库派出便衣蹲守。一艘“江安”号商轮靠了岸,两拨人马迅速出船,默契奔向自己的岗位,一帮是肩挑手扛的苦力,一边是三十几个全副武装保镖列阵。便衣警察吹着警哨亮明身份,上前围捕。可是,保镖们推开警察,也亮出证章,这可是熊式辉司令委托的官船。便衣警察不是军警的对手,被全部拿下关押起来。船上鸦片已卸货完毕,随即运往法租界仓库。

事后双方互怼,激烈攻讦。军警先发制人:鸦片乃是军方缴获,警方肆意拦截。同时利用市新闻检查处主任、警备司令部方面代表扣发警方新闻。警方回应毫不示弱:军方庇护毒品走私。市党部宣传部在沪上各报把警备司令部武装包运鸦片的丑闻弄上了头条。后发者火力全开。

张之江先前彻查到底的表态大打折扣,最后出具了一份模棱两可的调查结论,令人大跌眼镜。说警备司令部扣押警官处置不当,警方未查究竟指责军警庇护贩烟太不严肃。双方均系奉命办理公务,发生争执实属误会。各打五十大板。那这次贩烟作案人是谁?就是在逃的“江安”轮火仓头目王道余、厨师金大生等四人。这“躺枪”躺的。那么真正的幕后人物又是谁?不少了解内幕的人都指向时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和熊式辉。不久,上海地方法院审理此案后宣判,王道余等案发时业已外逃,应予缉捕归案。判处的最重刑罚是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与案件相关的多数人当庭无罪释放。一起舆论和民众都极为关注的贩烟案就此草草收场。

国际禁毒日,上午9时30分,公开宣判毒品犯罪分子暨销毁毒品大会在宝钢体育场举行。本市三级法院对8名涉毒罪犯进行公开宣判,并现场销毁毒品490公斤。张海峰摄于2004年06月26日

上海的禁烟禁毒声势不可谓不浩大,但因“官(方)黑(社会)沆瀣”,浩大的声势常常成为笑话。杜月笙的三鑫公司的浮沉便是一个缩影。

1925年4月底,法租界与杜月笙谈判,法方提出对方支付3.5万元“封口费”,允许他们开五个鸦片商店和一个仓库,但杜坚持在十天试营业后再付。6月初,双方达成协议,杜承诺营业三个月后一次性付给法方14万元,而后每月付给8万元,一箱鸦片从卸货到仓库250元,一个烟馆月付500元。

从此,三鑫公司的鸦片运货车牌号事先交给法租界警方,警方华捕正由黄金荣控制。法租界警务首脑费沃利月入毒品利润回扣2%。杜月笙则当上了公董局华董。这是一个充满罪恶的“双赢”。久而久之,警务系统渐渐被毒品交易渗透。

1931年,因法租界新任领事对前任由杜月笙等提供的30万元“津贴”不满,以禁毒相胁。上海特别市长吴铁城允许三鑫公司迁入华界。1932年,在财政部的庇护下,三鑫公司以另一种形式在南市太平弄重新开张,每月向地方和中央政府交纳20万元。南京政府禁烟局将缴获的鸦片交给杜月笙提纯为吗啡、海洛因和红丸。据称每天可获利润为5万美元,大部分用于政府军事开支。这个“游戏规则”以政府和青帮的利益关系为准则。杜月笙甚至还成了上海禁烟委员会委员。他的核心帮会成员也进入禁烟管理圈。禁烟真的成了一个笑话。

著名记者邹韬奋曾引用孙中山的一段话告诫蒋介石,“对鸦片之宣战,绝对不可妥协,更不可放弃。苟负责之政府机关,为自身之私及眼前之利益,倘对鸦片下旗息战,不问久暂,均属卖国行为。”早在1912年,孙中山就发布了《严禁鸦片通令》,蒋介石也憎恶毒品,主持颁布了《禁烟法》,但捉襟见肘的财政又使他无法抵御毒品买卖给政府带来的巨额税收。面对日本的步步紧逼和剿共的双重压力,他一方面自任国家禁毒委员会委员长,提出“二年禁毒,六年禁烟”的宏愿,并在各种场合严厉声讨毒品对民众的危害,另一方面却“半推半就”,实行政府对鸦片的垄断控制,不惜与黑社会达成交易,维持日益庞大的经济和军事开支,最终使政府为这种来自罪恶的“红利”背锅。

但上海市民以极大的热情展开禁毒运动。1934年11月开始对瘾君子强行登记,已经挂号而未登记的,处以50到300元法币罚款。翌年,登记力度加大,不主动登记者将可能坐牢。1936年,由三家具有戒毒资质的医院对大约1.6万瘾者实行强制戒毒,直至获得戒烟执照,6个月后再次核查。

当时的官方也释放着禁毒的诚心。1934年2月宣布“新生活运动”,其中包括了禁烟“六年计划”,通过注册和发给许可证逐渐减少鸦片吸食者,1940年前消灭鸦片吸食者。宋子文成立税警团,期待控制上海毒品市场。1936年4月,蒋介石要求加快推进上海禁毒工作。上海市警察局发起了一场检举烈性毒品的群众运动。宣传、调查和缉捕三条线同时进行。海报、传单、广播、电影、报纸广告、演讲动员、教育展览馆等囊括了当时所有公开宣传手段。市民自发游行,在广场演出禁毒话剧。人们把日本侵华和民族危难归结为烟毒泛滥,其中一句著名口号“烟毒一日不解决,国家必一日不可救药”响彻全国。警察查访烟馆,并对重点户籍人口上门宣讲劝告。最后是地毯式清查。先后有5600多吸毒者被强制送往戒毒医院。在这过程中还发现了在上海贩运鸦片的日本和朝鲜浪人。这场大张旗鼓、兴师动众的禁烟禁毒运动,最初确实取得了可观的成绩,社会面貌为之一变。1937年,全国已有1000余家戒烟医院和戒毒所、400多万名吸毒者登记在册。据上海一家戒毒所报告,该所治愈700余名病人。一个戒毒周期约为二周,这对戒毒收治还远远不够。况且还有不少漏网之鱼。

尽管有颁布《禁烟禁毒治罪条例》,上海市也有肃清烟毒委员会、禁烟协会和“禁烟局”,但在征收高额烟毒税、垄断烟毒买卖面前都变得一文不值。

1949年5月下旬,上海解放。6月至年底,静安、北站、水上公安分局等相继查获1600余起烟毒案。

新华社

1950年2月和5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先后发布《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毒犯条例》,限期禁绝制造、贩运、售卖毒品,禁止种植罂粟,收缴民间烟土毒品,对吸食毒品者限期戒除,对制造、贩卖、运送毒品的罪犯,按主犯、惯犯以及情节轻重,分别处以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上海市委发布《上海市禁烟禁毒暂行办法》,市民政局拟定了《上海市禁烟禁毒委员会组织规程》等7个草案。接着,各级公安机关查办大案要案。虹口区中州路安宁里22号大毒犯张润贤等35人率先落网。缴获鸦片、海洛因305两、海洛因30两及制毒工具两套、手枪6支、子弹100余发。1950年,上海市人民法院判决涉毒案件2100余起,处理涉毒罪犯(包括女性)3800余名。

1952年7月,上海市委贯彻《中共中央关于肃清毒品流行的指示》和全国禁毒工作会议精神,成立以副市长许建国为主任、市公安局局长扬帆为副主任的上海市肃清毒品委员会。从上海实际出发,对罪犯和涉毒人员处置作出具体详尽的规定,确定了逮捕、管制、登记的分类标准。这当是一波“精细化”操作。8月13日凌晨2时到5时,“清毒”大规模集中行动捕获毒犯481名,缴获毒品约50两,鸦片310两,制毒机器2部。虽然缴获毒品数量未达预期,但对涉毒犯罪起到了敲山震虎的作用。

11月底,战果扩大。全市共查处制、贩、运毒犯13685人,查获鸦片2.36万两,海洛因4900两,没收销毁制毒、吸毒工具6300余件。这得益于群众的广泛参与,有人说,“就是钻在泥洞里的蟹也摸出来了”。同时,公安、海关、边防严查毒品走私和境外毒品输入。1955年后20年左右的上海公安机关刑事案件统计表上,“制贩运毒品”一栏都是空白。肆虐上海的百年沉疴——烟毒终于成为历史。


参考书目:

苏智良主编:《上海城区史》学林出版社2011年

[美]魏斐德:《上海警察,1927-1937》 章红 等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年

上海市档案馆:《上海档案史研究》(第七辑、第八辑)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2010年

上海市禁毒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上海市档案馆:《清末民初的禁烟运动和万国禁烟会》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6年

[清]葛元煦:《沪游杂记》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9年

栏目主编:沈轶伦 文字编辑:沈轶伦 题图来源:张海峰 摄 图片编辑:苏唯
内文图:张海峰 摄、新华社
评论(0)
我也说两句
×
发表
最新评论
快来抢沙发吧~ 加载更多… 已显示全部内容
上海辟谣平台
上海2021年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
上海市政府服务企业官方平台
上海对口援疆20年
上海品牌之都建设推广服务平台
举报中心
网上有害信息举报专区
关注我们
客户端下载